前言
明朝的海禁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基本貫穿了明朝始終。儘管明成祖時期曾經放寬海禁，但仍然存在著諸多限制,並未從根本上放棄海禁。明朝的海禁政策是一項國策,朱元璋將其作為"定製"，不允許後世之君輕易修改或廢除。
明太祖朱元璋像（清人繪）
不但是中國封建社會形成的"先安內再平天下"統治規律運用的體現，而且還是明朝最基本的國防戰略,並深深地打上了加強封建專制制度這一特徵的烙印。明代統治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自於對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情況的考慮。
雖然明朝一直都未曾徹底開放海禁，但到了明代中後期時，海禁政策已經基本被破壞，所謂的"定製"也名存實亡。明朝初年開始實行海禁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日本海盜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侵擾
早在元朝時就出現了日本海盜到中國沿海搶劫的現象，到了明朝時期則愈發嚴重。公元1380年,明相胡惟庸謀反被朱元璋下獄處死,朱元璋得知胡惟庸曾與日本有過勾結,便一度中斷了與日本的關係。
趕赴法場的胡惟庸
在隨後的時日裡，雖然明朝與日本之間偶有往來，但來往頻率已經遠遠不如當初。但由於兩國之間的距離較近，故而許多失去主君的日本浪人乘船西渡來到明帝國境內。因其沒有收入來源，故而只能依靠劫掠當地百姓財物為生，給東南沿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嚴重威脅。《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中曾經提到：
"到明朝中後期,在中國沿海進行了武裝走私和搶劫的日本海寇即倭寇,對中國北起遼東,南至浙江、福建的漫長的海疆形成重大的威脅,特別是在明嘉靖年間,倭寇與中國沿海的海盜、不法商人勾結,力量大增,甚至使明朝的軍隊也多次為其所滅。"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倭寇犯邊問題已經不是一般的邊防問題,而是能夠動搖明朝統治的重大問題。明初頒佈海禁政策,其原因之一就在於防範倭寇對沿海的騷擾,後來的統治者繼續執行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其原因之一也在於倭寇對沿海的威脅沒有根本消除。
《倭寇圖卷》中的明朝軍隊
東南沿海為明帝國的主要稅收來源，自然不允許倭寇在此橫行。朱元璋在位時就曾經發兵東南剿滅倭寇，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再加上朱元璋採取積極的防禦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及明初國力的強盛,使倭寇入侵的趨勢和頻率終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明英宗以後,隨著政治的腐敗,海防的鬆弛,倭寇又重新開始禍亂東南沿海。至明世宗嘉靖年間,海上走私集團夥同日本落魄武士,並以日本武士為先導,形成一股外來的侵擾力量,破壞了東南海疆的穩定。明政府和沿海人民投入了艱苦卓絕的抗倭鬥爭。
公元1555年四月,總督浙直地方的張經利用湖廣保靖、永順士兵,在嘉興府秀水縣的王江涇鎮大敗倭寇,斬敵二千。在抗倭鬥爭中,民族英雄戚繼光功勳卓著。他發現浙江金華府義務縣的礦徒的身體素質堪稱上佳，於是組織了三千人的"戚家軍",成為抗倭勁旅。戚家軍於俞大猷所率海上明軍相互配合,多次給由浙江轉向福建的倭寇以重創,從而保證了東南沿海倭寇的最終蕩平。
與倭寇拼殺的戚家軍
針對張士誠、方國珍等殘餘勢力的反抗
明朝建立後，張士誠、方國珍等勢力便成為了反賊。這些勢力為了逃避追捕並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於是隱匿於各個海島之上,給明朝的統治基礎帶來了潛在的威脅。更為可怕的是,張士誠、方國珍舊部及江浙土豪逃亡到沿海一帶,與倭寇聯手不斷騷擾沿海一帶，嚴重威脅百姓的財產和生命安全。
張士誠發動起義的北極殿
雖然明帝國已經成立，且日益繁榮，但張士誠、方國珍餘部仍有相當大的勢力,並時刻準備捲土重來。據《明太祖實錄》記載：
“上海人錢鶴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眾至三萬人,攻府治,剽掠財物"。
這支反明勢力在"環海千里"的廣闊海域上,神出鬼沒,巧與明軍周旋,一度給新建立的朱明王朝造成很大的威脅。朱元璋自然無法容忍這種情況的存在，但又無可奈何。畢竟明帝國的海岸線過長，無法做到每一處都有部署足夠多的軍士防守。在抓緊訓練並提高明軍作戰能力的同時，也藉助禁海來減少來自張士誠、方國珍二人的威脅。
方國珍塑像
明代私人海上活動
唐宋時期的海上貿易活動就已經十分活躍，為了應付海盜及沿海海盜的劫掠，商隊逐漸開始發展武裝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武裝力量也愈發強大起來。但需要指出的是，此時海上商隊武裝並不足以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不足以對封建國家造成多大的威脅。所以這也是唐宋兩朝並未下達海禁命令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明朝初年起,不少沿海居民都選擇下海謀生。他們和元末時期逃亡海上的反明勢力匯合一支龐大而複雜的隊伍與官府對抗。加上當時倭寇在中國沿海的活動猖獗,他們常常和倭寇互通情報,對國家造成了很大損失。
押解抓捕歸案的海盜
明初朱元璋在沿海設立衛所實行海禁,阻止沿海地區的人民與海外勢力發生聯繫以穩定國內。這一政策實施了兩百年,直到公元1567年明廷才被迫放寬"海禁"。明廷之所以放寬海禁主要在於:
其一,當時私人海外貿易力量已經十分強大,明廷已經是禁不能止了。在洪武初年,即便在十分嚴厲的海禁情況下,私人海外貿易照樣活躍。《二十四史全譯·明史》中曾經提到：
"海寇張汝厚、林福等自稱元帥，剽劫海上。國主擊破之，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謹奉獻。"
明代海盜陳祖義
私人海外貿易可以逃避明廷的稅收，故而吸引了諸多百姓和地主豪門紛紛加入這一活動中來。即便頭上懸著明廷制定的嚴刑峻法，仍有很多人為追求高額利潤鋌而走險。自成化年間開始，許多家境殷實的富豪或世家大族已經開始打造大型船隻從事私人海外貿易。
這樣會極大放大被明廷察覺的風險，但依然選擇如此，可見當時的人們為了追求高利潤已經到了幾乎癲狂的地步。在這種大趨勢下，明廷也無力去糾察，地方官員更是希望藉此放開海禁。
其二,隆慶年間,北方蒙古俺答汗快速崛起,嚴重威脅明王朝的統治，迫使明朝不得不調整邊關的戰略部署。15世紀50年代後,蒙古諸部陷入混戰。成化、弘治年間,達延汗逐漸強盛,一度統一了全蒙古。公元1543年達延汗去世後,蒙古又分裂為四十餘個獨立的領地,其中以土默特部領主俺答汗最為強大。公元1548年春季,俺答乘黃河結冰進入河套地區，又於兩年後大舉進攻明朝，將大同城團團圍住，意在困死城中軍民。
大同總兵仇鸞重賄俺答,求他繞過大同東進京師。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抄掠之後,退兵西去。史稱"庚戌之變"。為了有效對付蒙古俺答汗的進攻,明朝隆慶年間加強北方的軍事力量,大力整飭邊防,因而對東南沿海有鞭長莫及之勢,不得不放寬海禁。
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
明初政治及社會的需要
元末的各地大起義以及後來的軍閥割據戰爭,使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各方勢力為了武裝割據一方,進而爭奪天下,都在極盡能力擴張。為此不斷徵兵籌餉,常常加賦橫斂民財,甚至公開搶掠。各地城鄉人口數量大幅減少,土地荒蕪,禾稼盡廢,經濟蕭條,到處是一片荒涼景象。
素以稅賦重地和工商業發達著稱的江南蘇、松、嘉、湖地區也未得幸免。經過連年征戰,到了元末明初,連最有名氣的蘇州城都變得冷冷清清。自然經濟的凋敝必然導致商品經濟不發達,這是明初航海貿易衰落的客觀原因。
為了儘快恢復社會生產,朱元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釋放奴婢、獎勵墾荒、實行屯田等積極措施。但是這些措施主要是恢復自然經濟,同時採取了"重本抑末"的措施,即重視農業,壓制工商業。
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甚至規定,不許商人穿綢紗,而普通農家則可穿用。"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著絹布"。綢紗是一種高級綢料,絹布則是粗厚的絲織品，明初的賤商政策由此可見一斑。像鹽茶等獲利較高的商品都由國家專營,國家以嚴刑峻法禁止私人販運。《明史·食貨志》中就曾經記載，一旦官府抓捕到販賣私鹽者，當即就可以處以死刑，茶法亦同樣嚴厲。朱元璋的女婿歐陽倫就因販私茶被處死,一般商人自然就更不敢染指了。《論明初的海禁與朝貢貿易》中曾經指出：
"《大誥續編》明文規定,一般人外出經商,'其業鄰里務必周知'。商人外出,需有引為證,在城市住宿,需嚴加盤驗。不僅要驗人,還要驗貨,'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倫,所貴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商人的販運活動都處在官府的嚴密控制之下,不僅商稅很重,而且還要受種種額外的勒索。像茶這樣的傳統出口商品在國內尚不準私自貿易,更談不上海外貿易了。"
同時，明王朝與周邊各國的關係是一種宗藩關係。周邊各國都要嚮明王朝"稱藩納貢",隨後接受明皇的冊封,並由皇帝賜予印璽、大統歷等。明廷一直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賞賜之物比他們所貢納的要多出許多。
這樣前來朝貢的人越來越多,即便明廷一再對來"貢"的時間、船隻、人數嚴加控制，但各國卻不願遵守,經常提前來"貢",只為了索取更多的賞賜。明王朝為了維護宗主國的尊嚴,顯示帝國的富有和寬宏,不惜在經濟上做些犧牲。最終因為爭貢之役導致明政府加強了海禁,裁撤了福建和浙江的市舶司。
市舶司
結語
綜觀明代的海禁政策,初期確實在維護國家統一,打擊盤踞在東南沿海島嶼的方國珍、張士誠殘餘勢力的騷擾,穩定東南沿海的社會秩序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政策違背了客觀發展規律。自15世紀末西方地理大發現開始,世界性的海上貿易已經是時代的潮流,而明政府卻終止了自宋元以來中國和東南亞諸國民間貿易的傳統,將自己隔絕於世界之外。
事實證明，違反客觀發展規律是絕不能長久的，明代的海禁政策還使得國家的稅收日益減少，對百姓的控制力也開始減弱。隨著時間推移，東南沿海的海禁政策基本上已經形同虛設，上到富豪地主世家大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在從事著私人海外貿易。隨著該活動的範圍和參與人數逐漸增多，明廷更是無心也無力再去進行約束，只好放任這種行為。
參考文獻：
1.《地緣政治與中國外交》
2.《明太祖實錄》
3.《二十四史全譯·明史》
4.《明史·食貨志》
5.《論明初的海禁與朝貢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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