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用一隻手攥住他的雙腕，用另外一隻手，從褲兜裡摸出一個亮晶晶的小物件，在陽光中一抖擻，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隨即他感到有一個涼森森的圈套箍住了自己的右手拇指，緊接著，左手拇指也被箍住了。
這是莫言短篇小說《拇指銬》中的一段文字，一個名叫“阿義”的八歲小男孩，為生病臥床的母親專門跑到鎮上拿藥，返回途中，卻被翰林墓地一對男女中的老頭用奇怪的理由——走路時左顧右盼銬在了一棵松樹上。
阿義手裡拿著的的兩包藥，像“雙胞胎一樣”散落在地上，阿義記得，那是自己“向胡大爺家借錢”、是“哀求店鋪老闆，下跪磕頭”才買來的藥。
阿義大喊著：“我的藥……我孃的藥……”但那男人聾子似的，對他的喊叫不理不睬，用鐵一樣的巴掌輕輕地拍拍阿義的頭顱，之後，他走進麥田，尾隨那個女人而去。
阿義腦袋裡亂糟糟的，他想走，卻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自由，他掙扎著，用力住後拽胳膊、上竄下跳、嗷嗷怪叫，那兩個緊密相連的鐵箍箍住了拇指的根部，勒得兩根拇指充血發紅，動一動就鑽心痛疼。終於，他累了。他把腦袋抵在樹皮上，呼嚕呼嚕地哭起來。
生病的母親還在等著阿義抓藥回家，阿義的使命，就這樣被打斷了，阿義認為的重要，在那個男人的眼裡，竟然一文不值。
看客的集體無意識
因為阿義的求救，那些路過的行人，不少停下了腳步：小個子男人老Q、黑皮衣的女人、大個子男人大P、司機小D和農婦。
老Q拿著放大鏡對拇指銬好好的觀察了一番，認為一個地地道道的美國貨，他還好奇是誰把小男孩銬到了樹上，阿義回答他是一個老爺爺，不過在老Q看來，小男孩“你一定幹了什麼壞事”，不是偷了他家的母雞，就砸碎了他家的玻璃。儘管阿義解釋，是自己的母親病得不輕，吐血了，自己去抓藥。老Q還是不信，而怎麼把小男孩救下，也只能“解鈴還須繫鈴人”。
黑皮衣女人直爽活潑，不過，她認為身邊的男人比自己更能幫助小男孩：“大P，想辦法解放他”“小D你過來看看”。
大P簡單粗暴，走到松樹前，抓住阿義的兩條細胳膊，用力一劈，阿義殺豬似地嚎叫起來。
小D從工具箱底翻出一根鋼鋸條，折騰了幾分鐘，那銬子上沒留下半點痕跡，鋼鋸齒卻磨禿了。
他們因為還要趕著赴宴，便一邊議論著，一邊上了拖拉機蹦蹦跳跳地開走了，只留下了一路煙塵。
此時的阿義，像一隻被綁住後腿的蛤蟆，被掛在樹上，快要昏昏欲睡的他，看到遠處來一位一農婦，他像她大聲呼救。農婦用手戳戳那泛著藍色的物件，又撥弄了一下阿義青紅的拇指，她也沒有辦法，能做的只是給阿義一點水喝，不過她很快搖搖水壺，愧疚地說：“半壺下去了，不是我捨不得這點水，我的男人在地裡割麥，等著喝水。他脾氣暴，打人不顧頭臉。對不起你了。”
因著不是自己的事，他們對小男孩的幫助“淺嘗輒止”了，他們，還並不能理解小男孩為吐血的母親拿藥是一種怎樣的焦急。阿德勒在《自卑與超越》就說：你所認為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也許在別人眼裡一文不值，因為你們在這件事上沒有達成共識，沒有共同的意義。因此，對老Q這些看客來說，小男孩被銬與自己毫無利益衝突，為什麼要幫助他呢？僅僅展現善心和悲憫，已經綽綽有餘了。
我們不再習慣感同身受了
評論家王幹說，莫言的小說基本上是一種暴力美學，小說裡不僅被虐還自虐。阿義是一個需要被拯救的弱者，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卻被大家忽視，或者施救者因為威脅到自己身利益並沒有竭盡全力就匆匆離去。但阿義不能再等待了，生病的母親還等著他回去，這是他的使命和信念，因此他只能自救——阿義看著像紅蘿蔔一樣紅腫的手指，他一口咬斷，掙脫了拇指銬……
就在本月的12月10日晚，長期定居日本的王阿姨，回到上海領取過世丈夫的骨灰。為了不給其他乘客造成影響，地鐵上的王阿姨還專門用普通塑料袋來裝骨灰。
一路上，王阿姨回想著跟丈夫的相遇、相知和相戀。沒想到下車時，她竟然忘記了放在座位下方的塑料袋。王阿姨報警後，細心的民警反覆確認監控錄像後，發現竟然是鄰座的一位乘客拿走，這位乘客並不知道袋子裡是什麼，“還以為是吃的東西或禮品，就將它帶走了。”
王阿姨眼裡最為重要的老伴兒，到了別人那裡，不過成了一口吃的。
很多我們在乎的東西，在一些人眼裡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毫無意義的，畢竟這世上什麼人都有，你會遇到各種滑稽的人，跟你不一樣的人，甚至跟他怎麼溝通都溝通不了的人。
尤其在我們當下，人類似乎已經被捆綁在以美國為象徵或代表的以經濟實力為主導的“文明”的“賊船“，而我們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的“義”“奉獻”等也在被這類價值觀擊潰。
事實上，並不是別人認為的重要，在我們眼裡一文不值，而是我們不再習慣去感同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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