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曾說過：罪惡源於無知，知識就是美德。
想想2003年非典一隻無辜的果子狸，再到如今被搬上餐桌的蝙蝠、穿山甲、孔雀等一眾野生動物，人們為了滿足口腹之慾與新奇感，而將罪惡的嘴朝這些動物張開，結果卻被反噬。
在13多億人的總量中，雖有這些無知者給人類造成困境，有無知者不顧他人安危在患病後還到人流密集地，有無知者依舊不敬畏生命。但好在這些無知者還算是少數，依舊還有眾多美德之人奔赴在前線，奔赴在保家護國的路上，還有億萬安心在家默默關注、默默為國家與前線工作者祈禱的人們，還有那些為苦悶的生活點燃希望的工作者們，每個人都在盡力貢獻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作為一名人文學科的學生，我曾經苦惱於自己的專業，更在某一刻羨慕那些創造大國鑄器的實幹者，可後來看到魯迅先生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中的一段話後，慢慢不再這麼想了。
先生那段話這樣說的：
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或許作為文人，我們沒有辦法實幹興國，沒有切實看得見的實踐產出，卻也在用自己的知識去為這個社會貢獻著。
古有憂國憂家的屈原，當時張儀來楚，六國合縱面臨失敗，屈原勸說楚王殺掉張儀卻反被猜忌和流放，他發出“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呼喊，更是為我們留下《楚辭》《離騷》等絕著。三閭大夫司馬遷仗義直諫慘遭宮刑，他秉筆直書，留下史家之絕唱的宏偉史冊。除了他們，李白、杜甫、王安石等眾多文人墨客無不在抒寫他們悲天憫人的救國情懷。
近代慷慨赴國難的“戊戌六君子”，敢為人先奮起發聲；一代文論大師王國維開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先河，在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上作出卓有成效的探索。文人學者救世從不曾看其外表，而是金玉其裡的精神構建與理論支撐。
我在知網搜索欄搜索“野生動物疫源疫病”八個字，一共出現114篇文章，這些文章撰寫日期基本都是在2003年之後，文章細到各省、縣的地域性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的監測現狀與相應對策，還有對於國外關於野生動物疫病的研究與借鑑啟示，這些研究與總結對於我國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的防控是具有理論意義和指導意義的。災難背後我們不僅僅是慶幸和重獲新生的喜悅，更多的是繼續總結經驗教訓，為更好舉措的制定實施建立基礎，而這些文人學者都充分發揮了作用。
為什麼劉定宇、李文亮這樣的醫護工作者會受到大家關注，他們不僅是疫情的先鋒與吹哨人，更是用所學知識去服務拯救社會；為什麼鍾南山院士再出山會振奮人心？為什麼李蘭娟院士的疫苗研究會鼓舞士氣？都源於文人救世是點燃希望，讓我們在如此苦悶的環境裡得到安慰，讓我們敬畏生命，相信希望和努力的力量。
迴歸到小的層面，為什麼大家關注《詩詞大會》《朗讀者》，記得董卿說她最喜歡巴金先生的一句話：“我們不是隻靠吃米活著。”
董卿說：“當文學回歸生活語境，那些安靜、莊重、深厚、雋永的情感所帶來的美好體驗，在久違的心靈共振中，有了重新認識自我、認知世界的可能。”
這或許就是我們關注文人墨客、關注文化的理由，正是一份份所感、所悟和一點希望，讓我們有重新看待世界，完善自我的可能，讓我們的情感與精神更加熔鑄、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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