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不可害人”是正義的底線

文 / 劉清平

編者按：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今天依舊影響著多數人的行為和思維習慣。但正如專制與民主相悖，與專制制度伴生兩千餘年的儒學，是否也與現代文明相悖？這一問題曾引起學者們長久的思考與討論，在“國學熱”的今天它更有被繼續討論的必要。為此，學人Scholar公眾號採訪了著名學者劉清平教授，劉教授長期關注道德哲學、中西文化比較等領域，對儒學與現代社會關係等問題有著深入而獨到的思考，他認為儒學的核心理念只有從“忠孝至上”轉變為“仁義至上”，擺脫血親情理的侷限，才有可能轉化為一種具有現代價值的普適性道德。

一 求學之路

學人：您在1973年高中畢業後參加“上山下鄉”，可否講講您當年的知青歲月？這一特定時期的生活對您此後的人生是否產生了什麼特別的影響？

劉清平：當時大多數中學畢業生，尤其是沒關係開不了後門的，都要“上山下鄉”。我也不例外，到離家三十多公里的一個知青農場幹了兩年半農活，對我後來的人生道路確實影響很大。生活的艱苦（我所在的連隊一兩個月才能吃到一頓肉，吃完就拉肚子；這還算好的，其他連隊有用鹽水下飯的）、幹活的勞累（農忙時挑稻捆扭傷了腰，甚至尿血）等等就不說了，主要是讓我接觸到了農村的底層現實。原來一直在城裡上學，比較幼稚單純，下鄉一看，農民那樣勤勞樸實，可生活還是那樣窮困艱苦，這是為什麼？同時知青連隊裡也有一些不公平的現象，引發了我的一些現在看來很膚淺的質疑和思考，想要解開我對社會發展的一些疑問。我中學理科比較好，同學們還用英文數學單詞的頭一個字母給我起了個外號叫“M”，但後來上大學選了文科，直接的誘因是借了同學一本書《馬克思的青年時代》（當時這樣的書也很難弄到），讀完後覺得文科更有意思更有挑戰性，但關鍵還是“上山下鄉”這段經歷本身，把我喜歡讀書琢磨問題的興趣引到了社會生活也就是文科方面。

後來在國內或國外聊天，如果不是談學術而是侃人生，也是聊這段經歷多，因為除了出國訪學，此外就是千篇一律教書做學問，沒啥可說的了。當然，我一點沒有“青春無悔”的感覺；假如人生能重來一遍，或者當時有別的選擇，我是不願意“上山下鄉”的。所以人生糾結，跟學術研究不一樣，很難做到沒有矛盾的邏輯自洽。用我現在寫文章常用的一個詞說，也許這就是“人生的悖論”吧。

學人：您在1981年碩士畢業後留在武漢大學任教，在劉綱紀老師的指導下，不僅打下了較好的西方哲學基礎，也研讀了中國古代哲學原典。能否談談您當年的研學生活？在您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中，哪些人對您的影響特別大？

劉清平：下鄉對文科有興趣後，我就自學了當時能買到的一些哲學經濟學教科書以及馬克思的《資本論》等。1975年到1977年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在鄭州大學政治歷史系學習，雖然也聽課，但主要是自學，還讀了幾本黑格爾的原著（當時很少有同學讀），不過沒人指導，我悟性又不高，雖然也有一些“上山下鄉”時形成的朦朧批判意識，仍然沒學到多少東西。1978年讀碩士，才開始系統接受學術上的訓練，在不同方面受到了不少老師的影響。武大哲學系歷史悠久，當時在國內哲學界名列前茅，老師們做學問紮實，我的基礎就是那時候打下的，雖然因為自己的悟性和能力不高，至今也不怎麼牢固，與不少同學比只能說是相形見絀。

碩士畢業留校後，國內出現了美學熱，我原來就喜歡欣賞西方古典音樂和繪畫，於是也改了方向，在劉綱紀老師的指導下研究美學，包括後來讀博士，所以受他影響更大一些。回想起來，我從劉老師那裡得到的教益主要有三點：一是精讀原著，不能靠二手資料寫文章，那樣不是真學問。二是要有批判精神，對經典也不能照本宣科，那樣沒有自己的東西。三是抓住問題的根本，不要停留在細枝末節上，小家子氣。當然，前兩點其他老師也經常講，而劉老師更強調第三點。開始的時候老師們講了，自己也聽進去了，但還不怎麼自覺，後來這樣做研究有了收穫，便越來越成為主導原則了。我到現在也主要是按這三條原則做學問，所以寫文章引二手資料比較少，主要靠分析原典裡面的關鍵話語，圍繞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展開自己的論證和批判。

二 學術研究

學人：您涉及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思想體系似乎也較為龐雜，相比於專精一門的學者，您如何評價自己的這種研究方式？如果為自己的研究進行一種“理想型”的分類，那麼到目前為止您認為自己的學術思想主要側重哪幾個方面？現下又對什麼問題比較感興趣？

劉清平：是的，我四十多年換了好幾個專業，從最初的辯證法，到西方和中國美學史，然後是中西哲學比較、儒家倫理，接下來是基督宗教倫理，2009年調到高研院又轉向了道德政治哲學以及墨家倫理，再延伸到價值哲學（元價值學和元倫理學），跨度比較大，不過大都是跟著興趣走，屬於“興趣型”吧，自己喜歡，所以雖然抽象枯燥，仍然樂在其中。最初的辯證法研究只能算作練筆，美學上也主要是依據劉綱紀老師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人物的美學思想加以具體分析。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西哲學比較，人到中年了，才慢慢形成一些自己的觀點，最初是強調認知理性與人為情理兩種哲理精神的反差。所以說我在悟性和能力上的確不及許多很早就能自成一家的學者。

雖然研究範圍比較廣，不過從90年代末批儒家開始，我的最重要觀點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不可害人”構成了正義底線。這當然是老生常談了，卑之無甚高論；所以我在單位發言講“不可害人”，年輕的同事常在下面笑。但我是認真的，因為在親親相隱的論戰中，我發現不可害人雖然屬於交疊共識，歷史上幾乎所有的人文思潮也都承認，卻大多沒有把它放在終極底線的位置上，而是將它從屬於另外一些據說更重要更高尚更神聖的東西，像一己利益、血緣親情、靈性信仰、最大福祉、平等博愛等等，結果儘管承認不可害人，出現衝突的時候卻會為了這些東西坑人害人，在悖論中造成道德上不可接受的邪惡後果。

在我看來，現在講正當權益、尊重人權，關鍵就在“不可害人”。我當然也可以故作高深裝門面，用一些高大上的時髦概念替換這四個通俗的字，但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這樣接地氣，容易讓普通人也理解文縐縐的“尊重人權”是個什麼意思。二是因為我覺得西方學界包括不少大牌思想家，不是因為沒想清楚把簡單的道理搞得很複雜很晦澀，就是解釋的時候走歪了，把注意力要麼放在了個體或團體利益上（自由至上主義以及自由保守主義），要麼放在了他人需要上（自由平等主義）。我09年以後研究道德政治哲學，主要就是想在這方面撥亂反正，結合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日常經驗，澄清善與正當（權益）、是與應當（事實與價值）、自由與必然的關係這些被西方搞亂了的根本問題，並且提出了一些與西方主流見解有所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見解，我覺得還是很有挑戰性甚至顛覆性的。像我主張自由意志與因果決定論既不是不相兼容的，也不是相互兼容的，而是兩位一體的，可以說就根本否定了西方學界直到今天還在堅持的主流見解。

最近完成的兩項研究也與這些問題有關，一個是韋伯提出的價值中立，本來是個很深刻的理念，但我試圖糾正他的混亂和失誤，論證社會科學乃至人文科學都能靠保持非認知價值中立的態度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科學，而不是像他以及主流觀點認為的那樣，主要靠古希臘推崇的理性邏輯和文藝復興以來的實驗。另一個是指出斯密主張經濟人只利己不利他的預設是自敗的，因為他自己關於交易通義的經典論述已經自發地承認了經濟人也有利他的動機，所以我們今天有必要為經濟人“正名”，讓他們擺脫“天性自私貪婪”的不良名聲，同時讓經濟學研究重新回到他倡導的以不可害人為正義底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裡來。下一步打算研究在西方文化中影響很大的“自然法”，用我所謂的“人性邏輯”取代它，找到不可害人底線的人性基礎。

02 對儒家的內在批判

劉清平：我批儒家可以說是無心插柳。90年代初研究中國美學史，要讀中哲原典。此前我讀的都是西方原著，中哲方面只看了幾本教科書，所以自以為“西化”了，可一讀四書，發現我骨子裡還是個“儒家”（在受儒家理念影響大的意義上）。再加上93年去哈佛訪學的“文化休克”（這也是我的重要性僅次於“上山下鄉”的一段人生經歷了），對中西比較的興趣就更大了。讀《論語》《孟子》的時候，發現了親親相隱、竊負而逃、封之有庳的問題，覺得不對勁，琢磨了好幾年才找到答案。頭幾篇文章沒什麼反響，2002年在國內發表了“美德還是腐敗”的文章，2003年在國際權威雜誌《東西方哲學》上發表了儒家是“血親情理（血親主義）”的文章（我後來能列入“愛思唯爾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主要靠這篇英語論文），引起了長期爭論。近些年來我很少寫批儒家的文章了，但不時還會見到相關的討論，估計今後也會持續下去。

我與其他學者批儒家的最大不同，可能在於我的批判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我批基督宗教和西方哲學的方式同樣如此）。也就是說，我不是批儒家不講科學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西方強調的東西，而是批儒家為了孝親忠君，連自己倡導的仁義理想也給否定了，造成了“為了血緣親情不惜坑人害人”的悖論。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的批判引發的反彈也比較大，早就被儒者指為類似於獅子豺狼的“禽獸”了。為什麼我現在已經轉向了，討論還會繼續呢？原因也在於，就像我那本書的標題一樣，“忠孝與仁義”的關係是儒家倫理的命根子；你別的東西不講，照樣有資格宣稱你是個儒者；但要是你連忠孝與仁義都不講了，你再說自己是個儒者，連你也會覺得無厘頭。所以，我指出忠孝與仁義之間有悖論，你想繼承發揚儒家，要繞開我揭示的那些問題，特別是坑人害人這個致命的弊端，底氣可能就沒那麼足了。這也就是抓住根本的魅力：根本性的問題都是一些你想繞也繞不過去的問題。

我既然不是個“儒者”（在自覺認同儒家理念的意義上），又坦言不喜歡儒家，為什麼04年還提出“後儒家”的構想呢？部分地是受到基督宗教現代轉型的啟發，覺得儒家雖然有許多嚴重弊端，但影響國人兩千多年了，根深蒂固，同時也有值得肯定的東西（如仁義理想等），所以有必要思考兩百年後，儒家應該是個什麼樣子。於是提出把傳統儒家“忠孝至上”的特殊主義架構顛倒過來，轉型成後儒家“仁義至上”的普遍主義架構，藉此擺脫為了孝父忠君不惜坑人害人的悖論。也由於這個原因，我在學理上有信心，兩百年後經過轉型的儒家，一定是按照後儒家的模式展開的，不然就適應不了現代社會的道德要求。你打著孝父忠君的旗號默許甚至鼓勵坑人害人，在古代得到了朝廷的獨尊可以忽悠人，到了現代怎麼可能還有生命力呢？

學人：您在《新文化運動導致了道德滑坡嗎？》一文中指出，儒家強調忠君、尊親等理念，是造成今日道德崩潰的重要原因。那麼您如何回應新儒家強調的，從儒家傳統也可以發展出自由、民主等現代普世價值的看法？

劉清平：20世紀新儒家不少人主張從傳統儒家開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現代價值理念，搞“創造性轉換”，這是他們與21世紀的保守儒家甚至是原教旨儒家的重要區別。不過新儒家的隊伍很大，觀點也比較雜，關鍵是在我看來，絕大多數新儒家包括牟宗三徐復觀在內，都沒有否定忠孝至上的儒家精神，這樣想從血親情理開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就不僅僅是件困難的事情了（再困難的事情只要努力也能做成），倒不如說是不可能。為什麼呢？因為不否定忠孝至上，就不可能實現仁義至上，就還是會默許親親相隱、竊負而逃、封之有庳，結果還是和原教旨儒家殊途同歸，怎麼實現現代轉型？

當然新儒家裡面也有例外，這就是頭號代表人物熊十力。他晚年接受了康有為的一些看法，但又實質性地超越了康有為，不僅批孟荀程朱陸王，而且還批早年的孔子，認為他們都是移孝作忠的小康禮教，可以說已經點到了儒家的命門。不過他同時又認為，孔子晚年改變了觀點，反對移孝作忠，要求天下大同。這個見解不見得符合事實，沒有看到孔子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始終要求在血親基礎上實現仁愛，又在悖論中憑藉血親至上否定了仁愛理想。但熊十力敢於批早年孔子，敢於批移孝作忠，在整個傳統儒家中都是難能可貴的，在我看來是真正開啟了儒家現代轉型的思想家。他的那些學生，包括後來的繼承者宣傳者，都比他差遠了，不只是量上有距離，而是在質上有距離。所以我在《忠孝與仁義》裡說，後儒家是接著熊十力講，不僅否定移孝作忠，而且還否定忠孝至上，主張不可害人的仁義至上，這樣才能真正開出自由民主、人權平等的現代價值。

03 更親近墨家

學人：您不僅致力於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同時也精通西方哲學尤其是近代以來的哲學，那麼您是如何處理中國古典哲學與西方現代哲學之間的關係，甚至有時是它們之間的張力與衝突呢？另外，您既然反對儒家，那麼從另一方面來說您的學術立場是否比較親近西方現代哲學？

劉清平：其實我不管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都談不上精通，都是半路出家；儒者們這樣批我，我也承認，因為事實如此，研究中發現有問題，才抓住一些我認為是繞不過去的要害，一會兒中哲、一會兒西哲地做點文章。剛才說了，我不管批儒家、還是批西哲包括基督宗教，都是走從內部攻破堡壘的路子，既不是用西哲批中哲，也不是用中哲批西哲，所以很少談到中西哲學的直接衝突。90年代做過一段中西哲學比較，強調人為情理與認知理性的反差，這個觀點到現在也沒變，但同樣沒有怎麼涉及中西衝突，更多的是比較辨析，也不主張用一方取代或壓倒另一方，而是認為兩者都有自己的漏洞弊端（雖然性質和內容不同），都需要批判和發展。

我做學術研究的方式當然接近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注重文本分析，邏輯推理，尤其是觀點論證（argument），而不是斷言表態發聲明。但在人生理念或價值立場上，我更親近的其實是中國墨家，很早就強調“貴義”，以不可害人為終極底線，比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密、康德等人都早，而且沒那麼多邏輯矛盾（當然也沒有西方那樣龐大細緻的理論體系），許多理念特別是平等理念在我看來比西方還深刻。可惜很早就衰落了，現在也不受主流學界重視，但我同樣有信心，墨家將來會發揚光大。

三 社會問題

01 我的建議還是：精讀原典

學人：在您早年，曾大量研讀原典文獻，可以說這為您後續從事東西文化比較研究奠定了基礎。但一般認為今天的大學生似乎並不注重對原典的研讀，結合您的教學經驗，您如何評價今天大學生的原典閱讀情況？現在國內有一些高校開始模仿學習西方歷史悠久的博雅教育（比如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等），您如何看待這一模式？對今天的大學生，尤其是哲學系學生的學習研究，您有什麼建議？

劉清平：我已經十年沒有承擔教學任務了，包括本科、碩士和博士，所以具體情況不太瞭解。我自己當然受益於精讀原著尤其是一流一手的原典，看二流二手的評介資料比較少。像四書我讀的次數和仔細程度，肯定超過許多儒者。我的研究範圍比較廣，但現在藏書只有兩千本（當然幾次搬家也忍痛割愛了一部分），肯定算是很少的了，一大原因就在於我主要是買原典讀原典。所以對哲學專業的學生，我的建議還是前面提到的那三條：精讀原典、批判精神、抓住根本。精讀原典的主要意義在於，你是直接與思想家本人對話，不是通過別人轉話，這樣才能通過學術批判抓住根本，不至於被二手二流的資料帶到溝裡去了。當然與思想家直接對話有難度，看二手資料寫文章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但我認為這種做法是偷懶不認真，要是你真以學術為志業的話，明顯沒多大意思。

對現在的通識或博雅教育，我瞭解也不多，只是聽到有些學生對一些大學裡的通識教育反映很好，認為有收穫。不過，對於那種把原典當“聖經”來“拜讀”，只能以崇敬的態度“同情理解”，不允許質疑批判的“讀經”做法，我是反對的，因為肯定會造成思想封閉、自我禁錮。我花時間不去讀別的書，專門精讀細讀這些原典，已經夠“同情理解”了，為什麼不可以質疑批判呢？否則的話“我思故我在”的“我”在哪裡了？不就變成了照著原典亦步亦趨地去“思”，卻沒有了“我”自己嗎？另外，我對某種號稱“隱微式”讀原典的博雅教育也不大看得上。自己的理解能力不夠，不能在批判前人包括原典的基礎上提出新見創見，於是就說我發現的是思想家當初專門藏起來、你們找不到的微言大義云云，總覺得帶點忽悠的味道。除了極個別論著，頂級思想家的那些原典能夠立在那裡繞不過去，是因為他們的理念原創有深度，而不是因為他們故弄玄虛彎彎繞，有意製造一些謎語讓後人猜，並且據說還偏偏被某些個自以為了不起的高智商精英給猜著了。當然學術自由，有人願意在這類事情上奉獻熱情時間生命，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犯不著建議他們改弦更張，就是瞧不大起而已。

學人：能否為非哲學專業但又對哲學感興趣的一般讀者，推薦一些有趣且有價值的哲學入門書？

劉清平：我不怎麼喜歡給別人推薦書籍。既然學術自由，讀書更要自由，提一些方法供參考還可以，指定書目就有些強制了，好像非讀什麼書不可似的。不管是不是哲學專業，如果想讀哲學方面的書，我還是一以貫之的老一套，建議大家去讀自己有興趣的那方面的哲學原典，與思想家直接對話。當然入門的時候有難度，可以找一兩本通俗概括的教科書或通識讀本看看，但瞭解大體情況後，最好還是藉助一些註釋性的材料直接讀原著，免得被二流的理論發揮（尤其是隱微式的發揮）帶到溝裡去了。我古漢語不好，但當初就是用楊伯峻的白話文譯註作參考，直接讀《論語》《孟子》，才發現了問題，不然要是隻讀當今儒者闡發古代聖賢微言大義的那些高頭講章，能發現親親相隱的問題嗎？門都沒有。

其實大多數哲學家包括西方哲學家的論著，讀起來並不難；康德黑格爾等人的比較難，但現在也有很好的註解或輔助書籍，靠這些書籍的幫助直接讀原典，尤其是那些本身沒那麼晦澀的原典，問題應該不大。只要你對哲學的興趣是真興趣，不是附庸風雅找聊天的談資（那樣的話隨便讀什麼入門書都無所謂），讀原典絕對比讀二手有好處，可以滿足你對哲學的真興趣。你買東西，總是願意買一流原裝的吧？讀書也是這個道理，二流二手的你不知道加進去的是些啥玩意兒。當然這也是一點淺見，僅供參考，沒有強制性。還是我那句老生常談：只要不坑人害人，怎樣都行。

02 儒學，該如何是好？

學人：您曾在《在美學與哲學之間》一文中總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特別強調治學上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精神，但今天中國大陸學界的學術批評之風似乎不盡如人意。結合您在外訪學的經歷，您認為大陸學界的學術批評有何特點？有無改進的可能與路徑？

劉清平：學術批判的意義是明擺著的，沒有批判就不會有原創，但大陸學界主要是互相唱讚歌，再就是非學術性攻擊，所以能有多少新見？國外好多了。我批儒家時，除了少數例外，國內大多數的反批評沒啥學術性，類似於發宣言表態度，儒家就是好就是好，再不就是罵我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比較起來，給國際英文雜誌投稿，大多數親儒家的評審者也會提出學術性的反駁，而不是情緒化地簡單指責一通。有時花了好多力氣寫的文章被拒了，還捱了一頓批，心裡當然窩火，但對我反思自己的邏輯哪裡有漏洞，論證哪裡有不足，幫助很大。所以我雖然英文不好，但那段時間下功夫花很多時間寫英文論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想聽到學術性的批評意見，幫助我加強論證，提高說服力。

現在年齡大了，沒精力寫英文論文了，我就主要在一些學術微信群裡鼓勵群友們批我。有人覺得奇怪，怎麼這個人自己找批？甚至懷疑我是在有意炒作。其實原因很簡單，自己想出來的見解，不讓別人批，怎麼知道有沒有漏洞，能不能立得住？更不用說繞不過去了。這段時間圍繞事實與價值、自由與必然等問題與一些學友群友討論了幾次，我才對自己的立論有了點信心。別人批你了，你能夠有理有據地反駁，這樣才算勉強立住了，不然人家不批你，你哪來的自信？再說了，我做學術的特點，用我自己的一個詞說就是“逮誰批誰”；你自己既然逮誰批誰，憑什麼不許人家批你呀？豈有此理。

當然也不是說國外學界的批判精神就完美了。最近討論自由意志的問題，我發現雖然也有休謨等例外，兩千年來西方學界大都是在有必然就沒有自由的錯誤道路上走。更典型的是斯密討論市場交易，主張麵包師賣麵包只有利己心、沒有利他心，不考慮顧客買麵包的需要，還因此預設了利己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我最近寫文章指出是非常簡單的漏洞，但兩百年了西方主流學界楞是沒看出來，原因大概也就是面對頂級大師少了點質疑意識批判精神，不然的話不會連利己經濟人的預設與消費者至上論或“顧客就是上帝”這樣的口號這麼明顯的自相矛盾都沒看出來。大陸學界超越西方學界不是沒可能，但要是缺少批判精神，只能跟著跑，肯定沒門。可惜一些研究西哲的中國學者也像儒者崇拜孔孟那樣，崇拜柏拉圖、黑格爾、維特根斯坦，理由同樣是“先弄懂，再批判”。但我的質疑是：你不批，如何懂？至於怎麼改進這種狀況，只能靠個人自覺了，自己去嘗試去體驗去獲益，否則號召也號召不來。

學人：

劉清平：造成大範圍道德潰敗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也會有不同的解釋。我的看法是，人世間一切道德邪惡的根源，從人生理念或價值觀的角度看，都在於為了這樣那樣看似正當高尚神聖的特殊性理據，包括但不限於一己利益、血緣親情、靈性信仰、最大福祉、平等博愛等等，突破了不可害人的普適性底線。至於滋生國內種種腐敗現象的主要文化土壤，我還是像十幾年前那樣認為，在於通過親親相隱等案例體現出來的儒家血親情理，因為後者綿延了兩千多年，根深蒂固，嚴重扭曲了國人的“正義感”。

關於價值多元化的問題，我不認同國內外不少學者贊成的“文化無高低”的文化“多元主義”、價值“多元主義”，而是主張“一元主義”基礎上的“多樣性”；概括說來，就是隻要不坑人害人、不侵犯人權，怎樣都行。“元”字有居首、為始、終極的含義，要是“多”了起來，遇到衝突怎麼辦？很容易走向無原則的相對主義、折衷主義。所以我沒那麼“寬容”，不認同多元主義，而是在“不可害人”的一元主義基礎上承認多樣性。墨子的“尚同”被許多學者指責為“專制主義”，其實他尚的那個同，正是不可害人的一元公義之同。墨家的這種公義立不起來，正義感被扭曲了，各種道德潰敗現象還是會層出不窮，沒有辦法。

學人：您如何看待今天社會“國學熱”的興起和對外輸出，譬如孔子學院、豫章書院？

劉清平：對於這些學院書院，我也沒有多少了解，就談談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抽象問題吧。我的看法是，中國文化的本土思潮，包括墨家、儒家、道家等，主要是（東亞）地區級的，因為它們討論的還是地區級的話題，不是世界級的話題，如果原封不動照搬出去，下再大的力氣都不可能成功，因為其他地區的人不買賬：你那些思潮說的是你那個地區的事，與我們何干呀？最多不過是獵奇看個神秘稀罕。

在這一點上，我不太同意魯迅的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切世界級的東西在起源處肯定是民族性的，但不是所有民族性的東西都能發展成世界級的。當然，中國的本土思潮也有普適性的因素，不過都需要改造轉型；包括墨家的貴義理念，很深刻也很超前，但也必須提煉、解釋和闡發，才能讓其他地區的人們覺得有道理。至於儒家更不用說了，你讓其他地區的老百姓也跟著你搞二十四孝、移孝作忠，有可能嗎？不打破忠孝至上的舊架構，確立起仁義至上的新體系，壓根就別想走出去。坦率地說，即便按照後儒家的模式打破了，走出去也難，因為還是有難以擺脫的血親侷限性，趕不上墨家貴義理念的人際普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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