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漩渦”有關的幾件事
作家馮驥才，在最成熟最有精力的時候挺身去做文化遺產保護，20多年裡沒有寫出一部中篇小說，無論旁人如何誇讚他的義舉，他心中也是難受的。他說自己是“落入時代為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我承認，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
如今他用新出的兩本書宣告自己衝出了漩渦。一本是《漩渦裡：1990-2013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史》，一本是《單筒望遠鏡》，在他心裡擱了30多年的一部長篇小說。
圍繞這兩本新書，我近日採訪了馮驥才。為了讓讀者看清這個“漩渦”，有必要先講述與之有關的幾件事。
1.90年代初發生了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馮驥才和他的幾個作家朋友都暫時離開了文學。王蒙和劉心武埋頭於紅學；張賢亮“花兩千塊錢買了一個進口的真皮公文包，開會時請假去王府飯店與港商談生意”。馮驥才本人迴歸繪畫。
他畫得很成功，在多個城市開畫展；走南闖北之際，發現“一種可怕的文化現實正在全國到處發生”。
在山東東平縣一塊雕滿唐代以前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幾個山民的孩子舉著錘子高喊“十塊錢給你鑿下一個佛頭”，巨石上的佛頭已去了一多半。
在周莊，他得知柳亞子辦南社雅集的“迷樓”要以3萬元賣掉，他決定“賣畫保樓”，誰知3萬元拿到後，房主漲價要5萬了。馮驥才就再賣一幅畫，可是對方還要漲價。後來有人對他說，你們一個勁兒非要買，已經把房主鬧明白了，他不賣了，也不拆了。
在老家寧波，馮驥才得知唐代詩人賀知章的祠堂要拆。他去看了，“粉牆黛瓦，馬頭山牆，臨水而立，沉靜精雅，又十分破敗。”房子建於明代，不大修無法再用，大修需要20萬；這次馮驥才賣了5幅畫。
迷樓和“賀秘監祠”都保住了，現在“活”得很好。
2.留不住老城
1994年年底，他到日本舉辦畫展歸來，突然收到消息：建城近600年的天津老城要被徹底拆除，由天津和香港的開發商聯合建造“龍城”，“龍城”廣告上印著大字：“純粹香港風情，讓人忘了身處天津！”
讓天津人忘了自己在天津？馮驥才“感覺自己一下子蹦了起來”。
馮驥才的畫館，各路友人進進出出，帶來老城各種危情。他決定：拍照。老城從來沒有一本自己的圖冊，現在要用攝影把這座城市的影像“搶”下來。
他很快拉起一支志願者隊伍。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專家、建築師、文化與民俗學者，一部分是攝影家。他們把老城劃分成若干版塊與區域，由專家帶領一隊隊攝影師分別到各個區域工作。每天大家都把拍攝好的膠捲連同文字記錄送到畫館，然後沖洗照片、分類整理和編寫說明。一切費用由馮驥才擔負。
與此同時，馮驥才通過各種渠道發聲呼籲，終於留住了一點老城精華建築，還建起一座“老城博物館”。
3.淚灑估衣街
1999年年底，馮驥才突然得知估衣街馬上要拆。
平原上的城市大多緣起於一條河，城市的雛形基本上都是一條傍水的商業性老街。在天津，這條老街就是背靠南運河的估衣街。所以天津素有“先有估衣街，後有天津衛”之說。
馮驥才一方面通過媒體營造出保護街上謙祥益等文保單位的輿論，一方面像5年前那樣召集志願者。他們進入估衣街攝像拍照，訪談原住民留下口述史，蒐集文物資料。
在馮驥才的輿論動員之下，估衣街的“拆”與“保”漸漸受到關注。《光明日報》頭版刊出採訪馮驥才的報道，央視一套也播出了。
隨後他應邀訪問法國兩個月。半個月後他回國，直奔估衣街，“像經過了一場大戰，被蕩平的城區顯得分外開闊，到處廢墟和瓦礫，……我忽然忍不住哭了。我承認我無能，我是失敗者”。
4.和比利時人爭買棗木轎車
馮驥才灰心了，但沒有死心。在法國的兩個月裡，他本想研究羅丹、凡·高和塞尚，無意中卻看到了《今日法國》關於“文化遺產”的專號，全面介紹了法國人當代的文化遺產觀、保護理念、方法。雜誌中有一句話給他印象極深：“法國人人都感到自己是祖國文化遺產的繼承人。社會各界早已動員起來關心文化遺產。”
馮驥才還學到法國舉國上下所做的兩件事情：文物普查和文化遺產日。
他從雨果寫於1832年的《向拆房者宣戰》中看到，160年前法國也曾有過一次野蠻的城市破壞，是知識分子站了出來。而當了文化部長的作家馬爾羅，則在1964年推動了“大到教堂小到匙勺”的全國文化普查，摸清了法國的文化家底，極大增強了法國人的民族自信。
法國之行，使馮驥才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思考更加深入透徹，上升到了理論高度。2001年，他當選為中國文聯下設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有了一個做事的平臺；天津大學建立了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他為院長，此後，院裡的研究生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生力軍。
而此時，各種民間文化的流失也到了“高潮”。在北京古董村呂家營，“我見到一個終生難忘的景象，……一個庫房內放著各式各樣的古老油燈，總共有一兩千個；另一個倉庫內全是各樣色彩優雅又漂亮的彩繪帽盒，堆積如山；再一倉庫裡各式各樣的菸袋和柺杖，式樣之繁多，數量之巨大，見所未見。給我的感覺——好像有一架神通廣大的‘吸取機’從中華大地上開過，數千年一切遺存瞬息間便被盡其所有、淨光光的汲取一空。”這些分門別類的倉庫，都是為方便外國人選購而形成的，駐京外國人中有不少“常客”。
“記得一次我和一位比利時人爭買一輛精工的棗木轎車。我一狠心，花掉一本書的稿費。其實我不是非要這輛車不可，而是不願意祖先遺留下來的這麼好的東西再讓洋人弄走。”
5.搶救工程
在這個背景下，馮驥才剛當上民協主席就提出，“我們要做的事，可能是有史以來沒有過的中國民間文化的保護行動。”
中宣部注意到了馮驥才的提案，同意啟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給搶救工程正式立項，並撥款30萬元。馮驥才師出有名，他不管不顧，率先啟動了全國年畫搶救與普查。
中宣部的立項和30萬元撥款給了馮驥才底氣，2003年2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的新聞發佈會上，他代表民協宣佈：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我們決定要對960萬平方公里、56個民族的民間文化遺產進行一次全面的、徹底的、拉網式的普查與搶救。我們計劃用時10年。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統統在我們的視野中”。
6.漩渦裡的滋味
馮驥才就這樣一步步走進了漩渦。
這“漩渦裡”的艱難曲折就更多了。有一次普查人員在甘肅發現一個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兒”極其珍罕，就回到北京，申請了幾個月弄到一臺攝像機，再趕到甘肅，得知老太太上個月已去世，臨死前說：“他們怎麼還不來呀？”
為了籌集經費，馮驥才只好又去賣畫，臺灣電影演員趙文瑄聞訊趕來捐了100萬元，說：“你感動了我那麼多次，我也感動你一次吧。”
這些都是歷史，人們就這樣一步步走了過來。
2006年，中國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國家開始發揮文化保護主體作用。
實力在變強，意識在提高，技術在進步。今天，一部最普通的智能手機，就能錄下影像資料。
2015年，馮驥才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巡禮座談會上說：“搶救工程一開始只有30萬啟動費用，現在我們要300萬都不是太難，現在中宣部批准的一個唐卡的項目就有400萬。”
就是在這個會上，馮驥才宣佈，全國性民間文化（非遺）的大普查基本上結束了，國家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中華民族大體上5000年農耕文明的文化創造心有底數，2003年那個“地毯式普查”的承諾基本實現了。
【訪談】
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當回事了，愛惜了，才能真正傳承下去
有很多我想保護的東西也沒有保護住
問：民間文化保護現狀如何？您如何評價自己所做的工作？
馮驥才：我並不認為我這方面是個成功者，有很多我想保護的東西也沒有保護住。
現在民間文化保護的重點，一個是傳統村落，一個是“非遺”。
村落是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和場所，是古代人們生活的家園，農耕文明時期生產的最原始基地。這樣的地方有很強的遺產的含量、內涵，有很多很深厚的遺產性質，跟一般的文化遺產保護是不一樣的。
“中國傳統村落”現在評了超過6000個，只要一評上、一掛牌，立刻就要開發旅遊。凡是能有旅遊價值的東西都被拉到生活表面，沒有旅遊價值的就沒有人理了。原來的歌舞、民俗慢慢就變成旅遊表演，變成軀殼了，原來人們因豐收而跳舞，現在是為錢跳舞。
此外，傳統村落也面臨空心化的問題。村裡的生活條件和收入不如城市，而且有很多村落因為孩子上學太遠，父母必須把家遷到城鎮。
怎麼樣避免空心化，現在似乎只有開發旅遊這一個辦法。
關於“非遺”保護，現在的誤區是支持了傳承人就等於支持了這項非遺，其實未必。如果這個傳人“變味”了，脫離了那片文化土壤，到別的地方賣藝去了，那麼這個“非遺”其實就發生了變化。那麼，如何跟進、如何監督，這都是問題。
問：讀過您的《漩渦裡》，看到政府官員的保護意識增強了，經費也多了，專家學者更加積極地介入了，那麼現在的難點或者說關鍵問題在哪裡？
馮驥才：關鍵在於，老百姓是不是把自己的這些東西當成“寶貝”，是不是真的熱愛。讓我高興的是，通過十幾年來政府、學界和媒體的工作，人們漸漸有了文化的自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開始知道要保護好自己的文化遺產了。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經不允許文物販子進村來買東西。再比方說，最近我們在做傳統村落立檔調查時，河北省井陘縣召集全縣的動員會，要把這個調查作為“文化立縣”的工作來做。近年來我遇到的這種事情愈來愈多。有的時候到一個地方演講，另外一個地方的縣委書記帶著不少幹部跑來聽，想得到啟發。常常還會有一些地方，縣裡的、村裡的，把他那裡文化遺存的圖文資料拿來，請你幫他們認定，給他們提提建議怎麼才能保護好。我覺得全民的文化意識正在一點一點覺醒，這最重要。
老百姓是我們文化的主人，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當回事了，愛惜了，才能真正傳承下去。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變化。
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不是一句話，是歷史責任
問：您40多年前就寫過《義和拳》，這次寫的《單筒望遠鏡》還是這個背景，您為什麼放不下這個題材？義和團和中國傳統文化有什麼關係？
馮驥才：這部小說很早就在我心裡。義和團是天津幾百年來影響很大的一個事件，八國聯軍因此在天津進行了一次殘無人道的屠城。
對義和團有各種說法，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之說，有“落後就要捱打”之說，有“盲目排外”之說。我1977年寫過55萬字的《義和拳》，但是我並不滿意那部小說，覺得沒有說出歷史的真實和本質。我這部《單筒望遠鏡》就是想說出，真實的義和團到底是怎麼回事。
關於義和團的資料，有清朝文人寫的，有西方人寫的，但是長期沒有義和團自己的聲音。1960年，南開大學的師生找到了一些倖存的團民，給他們做了口述，彙編成《天津義和團調查》，這個資料我很重視。
當時，中國老百姓受到很大的壓力，他們把壓力歸結於外國人，在沒有人組織的情況下，如干柴烈火一般自發起來鬥爭，在鬥爭中表現出某種智慧和策略。
我一直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西文化之間的關係。我覺得，當一個文明遇到另一個文明的時候，結果不一定是更文明，歷史上這種事很多。
那麼當文明遇到文明，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我找到的一個意象就是“單筒望遠鏡”。使用它，只能閉上一隻眼、用一隻眼有選擇地看對方。要麼是隻看到美，或者只看到新奇，要攻擊時可能只看到對方的負面。其實，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時代裡，所有人物都在舉著“單筒望遠鏡”。
我反對“文明衝突論”，在東西文化之間，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為這樣，才需要對殖民時代文化的歷史進行反思，對文明的悖論進行反思。
問：您曾經說過，文學、繪畫、教育和文化遺產保護是您的“四駕馬車”，今後您還會寫小說嗎？精力如何分配？
馮驥才：我肯定會重返小說。我太熱愛文學。我心裡有東西要寫，必須寫。不是我要寫小說，是小說要我寫。二十年來，文化遺產搶救雖然中止了我的文學創作，反過來對於我卻是一種無形的積澱與充實。我虛構的人物一直在我心裡成長；再有便是對歷史的思考、對文化的認知，還有來自生活歲久年長的累積。因此現在寫起來很有底氣。
但是我不會放棄對文化遺產的關切。還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須去做。關於少數民族傳統村落的田野調查，關於傳承人定義的學術研討，古村落的空心化問題研討，還有一些民間藝術的學術構建。
我說過，我不會放棄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這不是一句話，是一種思想，是歷史責任。
我只有一個問題，是我年齡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給我一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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