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魚池的由來和變遷
以養殖金魚聞名的金魚池由來已久，金建立中都時，這一帶叫魚藻池，當時已有人利用池水飼養金魚。明清兩代，北京養金魚的風氣很盛，金魚的飼養基地就是金魚池。
原先金魚池有泉眼，每年開春時，自己往上冒水，把湖裡的髒水髒物衝跑；以後魚苗長大了，水也不漲了；到冬天，人們把天然冰鑿下來入窖，第二年春夏供應市場。金魚池北面半島上有一金臺書院，池西有一座龍王廟，池東有一座藥王廟。這些建築形成東西走向約3里長的一條線。南部則是天壇的北牆，南北長2裡多。當時，金魚池的面積有幾十畝。沿岸水草豐茂，綠樹成蔭，池內金魚游來游去，別有一番情趣。
我家祖孫七代都住在金魚池附近，利用金魚池的湖水養食用魚和觀賞魚（即草金魚）。養魚最盛的時期是清朝乾隆年間。乾隆年間，我的祖先曾為宮廷代養金魚，有俸祿，給朝服，但無官職。我家世代以賣金魚為生，辛亥革命以前是半私半官。
辛亥革命時，誰佔的湖面就屬誰有。當時，徐家是一大戶，另有在牟家井住的金魚張兩小戶。民國成立後，產權沒有明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長的曾毓雋，利用職權，佔有了金魚池的西半部，把原來的三家養魚戶全都擠到東半部去。他在金魚池的西部搞了個魚場，後來失敗了。
七七事變後，由於賣坑墊土，金魚池面積縮小，面目全非。
北京解放時，金魚池僅有幾處臭水坑。人民政府為了恢復金魚池，就勢挖了一個大坑，四周安裝了欄杆、電燈，並加以綠化。但金魚池原有的泉眼不冒水了。後來，在整治龍鬚溝時，人們把這個大坑填了，蓋上了居民樓。至此，北京養金魚的發源地——金魚池就只剩下一個地名了。
進中央公園養魚
辛亥革命後，北京的古建築相繼開放，中央公園（原來的社稷壇，今為中山公園）也開放了。公園開放後，徐家第一個進園飼養金魚。那時，我父親剛19歲。
當時，中央公園的金魚大部分是同仁堂樂家捐贈的。北京其他一些名門望族也多少不等地捐贈了金魚、魚種和工具。我家也捐了一些魚種。開始，中央公園金魚的品種很少，經過歷年向民間蒐集和不斷培育，到七七事變前幾年金魚品種已達到30多個。金魚的壽命有的達到10至20年。
記得中央公園的魚場，當時起名叫知樂簃（即現中山公園魚場南邊，水榭東邊）。每年元宵節，公園舉辦冰燈、火判、麥芽龍、放焰火四項活動，金魚也公開展覽。不論白天夜晚，人們川流不息地來到公園，熱鬧非凡。由於中央公園是全國第一個展覽金魚的場所，又有宮中傳下來的魚種，金魚的體型粗短、尾大、形態美、壽命長、色澤鮮豔，所以中央公園的金魚名氣很大，中外人士都很喜愛、每年外省市公園派人來京找魚種的人很多。
撈魚蟲的痛苦經歷
我10歲左右就隨同父親到中央公園打下手，11歲就掙工資，但工資微薄。我們不得不靠給外邊一些養魚戶送魚蟲、買賣金魚賺點錢，維持生活。
魚蟲是金魚的主要食物，金魚質量的好壞與魚蟲有密切的關係。為了撈到活魚蟲，我常常後半夜起床，凌晨兩三點鐘走，到天剛矇矇亮時，就把魚蟲撈回來。每天往返二三十里路。那時，買不起自行車，靠步行。北京周圍的東郊二閘、花兒閘、高碑店、崇外龍潭湖、和外窯兒臺、安定門外外館、太陽宮等地，我都去遍了。
在日偽和國民黨統治時期，每天必關城門。走早了城門不開，晚走一會兒魚蟲就死了。為了撈到活魚蟲，我常常冒著生命危險，鑽城牆下面的水箅子（約1至2米寬，間隔半尺到1尺立有鐵柱子），以躲避軍警的崗哨。
記得北平解放前夕，有一天，我外出撈魚蟲，走到司法部街後的一棟大宅門外時忽然肚子疼，我剛蹲到牆根處，就走來一個警察，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帶到警局子（管派出所的警察分局）。警察反覆訊問了我，我說我是中央公園撈魚蟲的。幸虧我帶著居民證和撈魚蟲的工具，要不他們非把我抓走不可。
為了撈魚蟲，夏天，我穿著小褲衩兒，赤腳站在河裡，腳上扎的盡是大小口子，身上讓蚊子咬的都是疙瘩。早春和暮秋季節，河裡凍著冰碴，我還是光著腳，站在齊腰深的水裡，一泡就是兩小時。撈魚蟲用的是豆包布製做的撈魚蟲網。網長11尺，喇叭口，口徑50公分，網柄1.5米長，柄徑1寸。人站在水裡，得用兩手使勁轉動魚蟲網，把周圍的水攪成漩渦狀，中間聚成一個深深的漩渦，四外魚蟲慢慢都集中在漩渦內，撈到口袋裡約莫裝有1尺深的魚蟲時，才上岸，控20到30分鐘水。有一種大魚蟲，控幹水以後，過兩三個小時都死不了，回家後再撒在盆裡。這種魚蟲，我們內行話叫“倉蟲子”，魚最愛吃。帶水的小魚蟲叫“蜘蛛蟲”。那時，我拚著命撈魚蟲，累、餓、凍、咬、扎的滋味，從小都嚐盡了。金魚好看，但誰能想到舊社會撈魚蟲的痛苦呢。
根據我家祖祖輩輩養金魚的經驗，金魚質量的好壞，與魚蟲分不開。兩年以上的大金魚，宜喂倉蟲子。倉蟲子營養多，魚吃了發育好。汙水內長大的魚蟲，吃了汙水裡的微生物，體內含有各種營養成分。有些魚得在綠水裡養，這大概也是由於綠水內含有各種微量元素的緣故吧。綠水裡養出來的金魚，顏，色純正鮮豔。如用綠水養的虎頭魚、紅帽子金魚，紅色、黃色的金魚，放在清水裡，能把清水映“黃”或“紅”了。養大眼魚、望天魚比養別的魚水要深點綠點。綠水裡養的“朝天眼”，在成長初期的一年後，就會翻出水面找陽光，兩年後長成大魚，撈到清水裡，如養得好，朝上翻得特別好。過去這種魚，眼珠外有三個金圈，現在只有一個金圈了，可能與水質、技術有關。由於用水、換水、飼餵時間等都很嚴格，我的父輩們養的金魚，一般都活10年以上，最好的能活20年。
瀕於衰敗的金魚業
舊社會，我們養魚工雖然吃苦受累，但是仍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我們所喜愛的養魚事業更是橫遭破壞，無法得到正常的發展。
在敵偽統治時期，我父親培育出一對紅色水泡眼金魚（又名蛤蟆頭魚）。後來，又培育出一對白色的，頭頂上有一紅點，真是絕妙出奇。不久被住在鐵獅子衚衕（現張自忠路）的日本侵略軍司令官畑俊六的養魚人看見了，他仗著日本人的勢力強要。我父親不敢惹他，又捨不得給他，只好把魚藏了起來，謊稱死了。但他不死心，每天必來查看。對付了好些日子才算過去。可是，由於金魚藏起來後，餵養失調，不久就死了。我父親心痛萬分。
還有一次，有一個人帶著隨從到公園裡來要魚。他們看見哪個品種好就要買哪個。他的隨從再三聲稱，這是楊宇霆（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總參議）的兒子。那年月，誰敢惹這些人，只好任他們挑選。
有些國民黨傷兵也常到公園隨便撈魚，毀壞了不少金魚品種。如果你勸止，他們張口就罵，抬手就打。解放前夕，中山公園的金魚所剩無幾，養魚工風流雲散，另謀生活出路，只有我家父子還在園內維持著。
解放前給大宅門送魚蟲
舊社會，北京的大官、富商，為了美化點綴其公館庭院，一般都有金魚缸。當時流傳的順口溜“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就是對他們生活的一個寫照。解放前，我和父親經常出入於這些達官豪富之家，也接觸了一些知名人士。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几次來北平，都住在後圓恩寺行轅。未來之前，他的副官要我送魚去。來之後，我每天去換水餵魚蟲。一天清晨，我正給魚撒魚蟲，蔣和宋美齡從大廳內走出來散步，又說又笑。他們看我餵魚，就走過來嘰哩咕嚕問了我幾句話。因為蔣是南方人，我聽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只好指著魚缸支吾了幾句，一會兒他們就走開了。李宗仁先生任北平行營主任時，住在北長街。我經常去他的公館送魚蟲、換水。常看見他和另一位長者在客廳裡下棋。他們和藹地向我問長問短。那時，我不知那位長者是何人。解放初，在一次集會上我又見到了他。別人告訴我，這人叫劉仲華。解放前，劉是我黨的同情者，解放初任北京市園林局局長。1948年左右，我每天給北平警備司令陳繼承的公館送魚蟲。陳和他的老婆都很喜愛金魚。當時，他們給我家不少照顧。每月給我們40斤大米，抓兵時還給我開脫了，這在當時真是幫了我的大忙。
我父親在世時，也接觸過一些知名人士，如住在地安門內路西的前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馬占山，滿族皇室後裔溥傑、溥心畬等。
解放後陪中央首長觀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解放後，人民政府提出將那些逃亡的官僚資本公館養的花木、金魚集中到中山公園，供人民大眾觀賞，中山公園因此收集了不少珍奇花木、金魚。
1954年到1955年期間，毛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陳毅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有時清晨到中山公園散步，賞花觀魚。我和父親便陪著首長看魚，隨時解答首長提出的問題。有時，公園舉辦遊園晚會，中央首長也來參加。他們對工人問寒問暖，很客氣、很熱情。
去印度送金魚
1954年10月，為祝賀印度總理尼赫魯60壽辰，我國決定送給印度總理1對仙鶴（即丹頂鶴）1對梅花鹿（由動物園的孫瑞芳負責）和100條上好金魚（由我負責），做為祝壽禮物。取意“鹿鶴同春，吉慶有餘”。聽到上級決定叫我隨團到印度的消息，我激動得睡不著覺。我家在將近300年的時間裡，祖祖輩輩養金魚，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光榮使命。
我們一行人於1954年11月25日飛抵印度首都新德里，被主人當作貴賓安排在總統府住。1955年1月3日，在總統府後花園，中印雙方正式舉行禮物交接儀式。印方參加的人員有尼赫魯總理、印度外交部長、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我國參加的人員有申健代辦和我們一行3人（2名工人，1名翻譯）。此外，印度和各國新聞記者多人也參加了儀式。申健代辦將金魚裝入玻璃缸內，親自交給尼赫魯總理，尼赫魯總理再親自將金魚放入養魚池內，然後互致祝詞、謝詞。致詞後，印方在鋪著雪白檯布的長桌上擺滿印度特產食品，讓我們品嚐。賓主都站著邊吃邊談。然後，尼赫魯總理同我國人員一一握手致意，最後合影留念。全部儀式大約用了一個小時。儀式結束後，印方送我們每人一份禮物：印度名產灰色的毛料民族披肩，外面用印度國旗裹著。我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參觀訪問近兩週後，便乘印度“空中霸王號”客機回國。
回國途中，路過香港，正趕上我國駐緬大使姚仲明送吳努總理回國途經香港。姚大使舉行宴會，招待各界愛國民主人士，我們也應邀參加。會上，姚大使談到我們去印度之事，並向大家介紹我是養魚專家，還簡要地講了中國飼養金魚的歷史及各種名貴金魚。
1955年春節前夕，我們回到北京，受到有關方面領導人的歡迎。此後不久，我又奉命帶一百多條金魚到深圳，交與在巴基斯坦舉行的觀賞魚展覽會。
這兩次活動的所見所聞，使我深深感到，我國在養魚技術和外運包裝等方面，距離國際先進水平很遠。我暗暗下了決心，要用畢生精力，把祖國的金魚飼養搞上去。
兩次養魚試驗
我在中山公園工作時，曾將公園水榭的水面用葦簾圍起一角，約8平方米的面積，放進魚苗作試驗。當時，試喂少量煮熟的小米飯，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金魚長得很快、很健壯，但體形卻變了，身子長了，尾巴小了。後來一場大雨，把實驗的魚苗衝跑了。
第二年，我把試驗魚場的面積縮小到與大木魚盆差不多，沒有餵食，結果魚苗仍比盆養金魚長得快，而且魚體形短粗，尾巴很大，與魚盆裡養的金魚體形一樣。這使我想到，金魚的體形很可能與盆池面積的大小有關。這次試驗，我沒有餵食，但金魚仍然比魚盆裡養的長得快，這又是什麼原因呢？我查了一些資料，又去訪問大學生物系教授。人家告訴我，這是由於河水裡有各種微生物和一些微量元素，其養分比自來水多；再有，河水裡有一些小魚小蝦，這些都是金魚的極好食物。所以，河裡的魚不用喂長得就很快。
通過實踐，我深深感到，要把飼養金魚的事業搞上去，一定要有科學的方法。為了尋找科學的餵養方法，我把自己培養的一些好魚種選了100條，親手送給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同時，我還給遺傳學專家童第周前後寫了兩封信。一次，我到研究所魚場交流經驗，碰到了同行李師傅。他把我介紹給童所長。童所長很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解釋說，他搞的是生物遺傳工作，他正把鯽魚的精子，注入金魚體內，使金魚變態。這個工作和我搞的金魚培育工作不同，兩者搞不到一起。童所長雖然不可能和我們合作，但他講的一些道理對我啟發很大，對我以後培育發展金魚新品種有很大幫助。
金魚與外貿
1977年，外貿部門為了給出口金魚打基礎，擬贈送日本20到30條好金魚，並決定以我當時所在的單位地壇公園作為外貿出口的協助單位。他們還把日本贈送的20條優良品種，墨龍井、五花文魚等（五花文魚在中國已經絕種了）撥給我，讓我觀察飼養。
我把這些魚與我自己養的魚做了比較，感到日本的金魚質量好，健壯。後來，有個別金魚因水土不服死了。我就把這些死魚做了解剖，發現日本的金魚，腹內脂肪多，胃內還有菜葉等食物。我向外貿部門借了一些日本的有關圖書查閱，這才知道，人家養金魚已實現了機械化，餵魚的食物不是魚蟲，而是合成飼料。和日本的飼養方法比，我們顯然是落後了許多。
1978年7月，我國外貿部門，在北京民族宮舉辦了一次有各省市參加的小型土特產交易會，請外賓來參觀訂貨。會上展出的金魚，就有我培育的良種20多種。這些金魚，受到國內外與會者的好評。
交易會期間，我利用業餘時間，到會幫助交易會的同志答覆外賓提出的一些問題。有一天，一名叫奈良忠夫的日本人，找我詢問培育金魚的經驗和有關問題。別人向他介紹我說，這就是養金魚的徐金生。他聽後很懇切地對我說：“我早已聽到過你的名字，今天總算見到你了。我很願意和你搞些技術交流。”他回國後一個多月，就給我寄來有關金魚的技術資料三種，每種三四冊。
《中國金魚》的著述
早在“文革”前，我就想根據自己幾十年養金魚的經驗和積累的一些資料，寫一本關於中國金魚的書。“文革”中，由於身體不好，工作上又受到種種打擊，一氣之下，我把多年積累的資料、圖片都撕了、燒了。
近年來，北京有些養金魚的老魚工去世了。我日益感到，還是趁一些老魚工在世之時，把他們的養魚經驗蒐集起來，留給後人。如果不及早做這項工作，讓老人們把這些很有價值的東西“帶走”，那將是一個不可彌補的損失。因此，我又開始了寫書的準備工作。
1974年，為了考證金魚的發展歷史，取得更豐富的第一手資料，我自費到天津、濟南、青島、蘇州、南京、杭州、海、寧波等地實地考察了一個多月。
原中國科學院生物系主任陳楨是我國第一個研究金魚的專家，1957年故去，我曾拜訪過他。他認為在杭州六和塔山後河溝中發現的紅魚可能是金魚的前身。我到杭州後，專門去了這個地方，在這裡我沒找到紅魚。但是，我在那一帶看到杭州的草金魚確實很多，尤其是在西湖“花港觀魚”曲廊下餵養的草金魚更多，極受中外遊人的喜愛。
過去，常聽人們傳說北京西山八大處第八個廟那裡，泉水冬天不凍冰，一年四季都有魚，紅鯉魚長的有1.5尺長，已經有幾百年了。這次外出參觀訪問，我到濟南趵突泉，看到那裡的紅鯉魚比傳說的西山鯉魚大得多，可人家說只養了幾十年。顯然，那種西山紅鯉魚有幾百年歷史的說法是不真實的。
經過這次外出考察訪問，我增長了許多見識，也結識了不少同行，對以後的寫書幫助不小。
從1977年開始，我加緊了蒐集資料的工作，並著手回憶編寫。我文化水平低，小的時候，家裡窮，沒進過學校門。解放後，我只是在夜校裡學了幾年文化。雖說我有幾十年養魚的經驗，但真正寫起書來，困難就接踵而來了。
寫作期間，幸得我妹夫、原工人日報社編輯厲春鵬的合作（他執筆）和堂兄徐世英（現天壇養魚工）的支持。另外，中國自然博物館標本室負責人王鴻媛同志，也給了我無私的援助。她幫我查閱了大量資料，並指導我製出“金魚進化圖”和“中國金魚品種演化發展史”圖表。還有田寶發等同志，幫助攝製了金魚彩圖。
在這些同志和許多同行的幫助下，《中國金魚》這本書，終於在1981年5月出版了。初版印行10.04萬冊。發行後，很快銷售一空。
這本書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光明日報》為此發表了報道文章：《養魚工寫書——訪金魚世家的後代徐金生》。全國各地經常來人來函問這問那。有些日本人看了這本書中的一些內容，也驚歎不已。
這本書出版後，我感到非常欣慰。因為，我終於實現了多年的宿願，為發展我國的金魚事業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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