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異路，逃異地，尋求別樣”的魯迅，1916年12月3日返紹興探親，7日抵達故里，1917年1月7日返抵北京。在這次返鄉一個月的探親期間，魯迅先生於12月9日致許壽裳信一封，概述了自己在故里的要節事項。這封信雖然短篇，但頗有幾個興味點，我們不妨作一個品讀。
1. 一個心理學原理。魯迅先生在信的開篇向許壽裳道明一路平安後即說：“雖於所見事狀，時不愜意，然興會最佳者，乃在將到未到時也。”這無疑是表明自己返鄉探親的一個心境，即包含了路途中的，也涵括了在故里的，具有承上啟下的銜接作用。闊別故里四年而返鄉，無論路途中還是抵達故里後，總是有一些愜意的，但“興會最佳者”卻是在“將到未到時”。這該是揭示了一個普遍心理。我們今天外出旅行，其“興會”不也正是“將到未到”目的地時嗎？到了目的地，則可能興味就被目的地的現實消解了。所以，接下來魯迅先生寫道：“故鄉景物頗無異於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來耳目紛擾，無所可述。”如此，則是確證了“將到未到”的實在。離開了四年，頗寄望和想見家鄉有所變化，但卻“無異於前”，所以，也就“無所可述”了。
2. 欲見蔡元培先生而不得。這是該信“可述”者之一。魯迅與蔡元培兩位先生是紹興同鄉。此次返鄉探親，魯迅在途經上海時就聽說蔡元培先生在紹興，並向紹興各界人士發表了演說，希望家鄉舉辦各種新事業。故而，魯迅先生就“往詢其家”，但蔡元培先生“已往杭州”，所以未能得見；探尋蔡元培先生演說內容，而鄉里人“頗不能解”——不理解與不能解釋並存，只是說“其欲填塞河港耳”。這就更為加強了魯迅對故鄉“無異於四年前”的感受。
3. 對“庸醫”的批判。魯迅先生對中醫是有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的認知的。此次回鄉探親，得知同是留學日本、時任紹興浙江第五中學校長的朱渭俠因傷寒而去世，故對許壽裳訴說“大半亦庸醫速之矣”，即庸醫耽誤人命。可見魯迅先生的一種憤慨。
4. 嘆《章氏叢書》不能刻印。此次回鄉探親，魯迅在杭州遇到了日本東京留學同學龔寶銓，他也是章太炎先生的長婿，龔寶銓向他訴說了章師的困頓，以及《章氏叢書》受阻而不能刻印。魯迅的態度則是“國人識見如此，相向三嘆”。
5. 榜人的相謾。“榜人”即船伕，“謾”即欺騙，矇蔽。這個“故事”即：“聞本年越中秋收頗佳，但歸時問榜人，則雲實惡，大約疑僕是南歸收租人，故以相謾，亦不復究竟之矣。”這“相謾”，不是會讓我們聯想起魯迅先生雜文中的“瞞與騙”？
透過以上四件事，我們該是更為深刻地理解魯迅先生所說的“故鄉景物無異於四年前”，以及“興會最佳者乃在將到未到時”的深意了吧？由此，我們不是也更為懂得魯迅先生是一位始終追求人生髮展與社會變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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