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經濟學》一書中，講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生活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人，常常因為見諸報道的犯罪而憂慮重重。
幾十年來，美國各個城市的犯罪率均呈直線上升態勢：故意或過失殺人案司空見慣，搶劫、販毒、強姦也屢見不鮮。人們時常陷入暴力犯罪的陰影當中，甚至連專家都發出“情況會繼續惡化”的警告。
1995年，犯罪學家詹姆斯·艾倫·福克斯在報告中指出：青少年殺人案將急劇上升，預計10年內至少會上升15%；相比而言，今年將是今後十年內犯罪率最好的一年。
其他犯罪學家、政治學家及各類專家也做出同樣的預測，甚至連克林頓總統也表達了同等憂慮：“我們要在6年內扭轉局勢，治理青少年犯罪。”
整個美國陷入應對犯罪危機的恐慌中，災難似乎無可避免。
然而接下來，犯罪率並未如預期一樣大幅上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而且是持續式下降。至2000年時，美國的總體兇殺案案發率已經降至35年來最低，其他各類犯罪案件也同樣如此。
這令全美國人大大出乎意料，尤其是那些做出悲觀預測的各類專家。
面對現實打臉，這些專家又紛紛以“事後諸葛亮”的身份，為這種現狀找尋理論依據。
他們找到的證據似乎確鑿：一說因為90年代經濟形勢大好；一說因為《槍支管制法》的普及；一說因為紐約市施行的新型治安策略。
總之，犯罪率的降低得益於這些具體且短期的人為措施。
而這一結論，不僅讓民眾拍手稱快，也似乎使專家因自己的發現為沾沾自喜：這一發現既化解了自己的尷尬，也為今後預防犯罪提供了實操經驗。
隨後，專家的理論通過媒體傳播，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作為吃瓜群眾，到此，我們似乎也可以各自散去了。
然而“真相”其實遠未浮出水面，而專家的各種理論和解釋，也並不正確。
這時，一名名叫諾爾馬·麥克維的年輕女子浮出水面。
她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她跟政府打官司這一事件，最終促使全美墮胎合法化。
而這就是著名的“羅訴韋德案”。
這一事件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數百萬窮困潦倒、未婚先孕的不幸媽媽選擇“殺死”自己腹中的孩子，從而消除了他們將來可能走上犯罪道路的隱患。
20多年前的這一事件，為全美犯罪率的飆升消除了巨大隱患，導致潛在罪犯數目大幅降低，這才導致21世紀初美國犯罪率的斷崖式下跌。
顯然，很多專家忽略了這一重要決定性因素。
而所謂的“歸因謬誤”，大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很多人對知名企業成功或失敗的原因分析，往往也存在“歸因謬誤”。
阿里為什麼成功？因為馬雲看到了互聯網的未來，因為有軟銀集團的投資；
騰訊為什麼成功？因為抓住了人群紅利，因為開啟了免費模式的先河；
蘋果為什麼成功？因為喬布斯的偏執和特立獨行；因為創新和極簡主義；
柯達為什麼破產？因為捨不得膠捲業務這個現金牛，因為不堅持創新；
諾基亞手機業務為什麼倒閉？因為操作系統不行，又不投靠安卓或蘋果；
……
面對一個個現象，我們天生就有尋根究底的本能，必須要找出合理的解釋，才肯罷休。
而很多解釋，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多數也不過是“倖存者偏見”。
真實的世界往往盤根錯節、複雜多變，一個人、一個企業的成功或失敗，往往也是多個因素交叉、媾和，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因素的影響。
因此，很多名人、企業家往往把自己的成功歸結為“運氣好”。
聽到這個解釋，相信很多人都不滿意。
但事實上，一個人或一家企業能不能成功，運氣成分確實佔了很大比重。
中國諺語有云：“發大財靠運氣，發小財靠勤奮。”
許多名人、企業家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
雷軍：在成功的創業者中，絕對有不低於85%的運氣成分。
馬雲：阿里巴巴的成功是靠運氣，並非勤奮。
扎克伯格：像我這樣的成功，需要運氣。
比爾·蓋茨：我在年輕時擁有別人沒有的優越條件能夠接觸軟件開發，這是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幸運事件的結果。
沃倫·巴菲特：我沒有從父母那裡繼承財產，但是我在恰當的時間出生在一個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以上例子並不是為了向你說明，成功的原因多數是靠運氣（儘管可能確實如此），而是要提醒你：在解釋一個現象的時候，不要憑藉過往的經驗，過早的下判斷；也不要盲目聽從專家的意見，相信專家說的就是對的。
在挖掘事物背後真相的時候，我們要多問自己一些“這確實是真相嗎？”“這些就足夠了嗎？”諸如此類的問題，才不至於陷入“倖存者偏見”中，而忽視了背後錯綜複雜的“真相”。
本次疫情過後，可能有一些企業倒閉或破產，如果我們因此便認定，這次疫情是企業倒閉或破產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這原非真相。
事實上企業的隱患早已埋下，只是他們沒注意到罷了。
也許，《魔鬼經濟學》最後找到的犯罪率降低的“決定性因素”，也並非唯一答案，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誰說專家提到的幾點解釋，不是犯罪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呢。
《魔鬼經濟學》作者：（美）史蒂芬·列維特、史蒂芬·都伯納
《解碼商業成功中的“運氣動力學”》作者：鳳凰文創
閱讀更多 第三眼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