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isramana毗沙門
在從事經濟活動時，人是自私的，如果又能保持理性。人才能獲得經濟利益最大化。如果配合價格機制調控。又可以推動公共利益發展。
胡編亂導
據說是這樣的：
先說了下單個經濟個體是如何運轉的，第一步採購原材料，第二步加工成為商品，第三步賣出去賺錢。
每個個體都是為了自己賺錢而運轉，結果就是整個群體和圈子很繁榮富足。
這個群體和圈子放大就成為國家。國家鼓勵每個人每個個體去合法賺錢，整個國家就會富足，即國富。
鼓勵個體賺錢，但是制定制度更重要，即《道德情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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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亞當·斯密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創立者。該書初版於１７７６年，與美國的《獨立宣言》同年發表。
亞當·斯密被奉為“經濟學之父”。而《國富論》在其成文之後的200多年時間裡，先後贏得了無數榮譽：“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影響世界歷史的１０本書之一”等。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認為“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做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貢獻的總和”。
更為眾多經濟學家所“迷惑”的是，亞當·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這本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們今天經濟活動和經濟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結構嚴謹，無懈可擊。
在《國富論》裡，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並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篇，作者在《導論及全書設計》中說，“本書前四篇的目的，在於說明廣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樣構成的，並說明供應各時代各國民每年消費的資源，究竟有什麼性質。第五篇即最後一篇所討論的，是君主或國家的收入。”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後，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後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這應該就是現代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來源）。斯密在全書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觀點：
1.“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每一個行為的動機，主要在於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而且利己性並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種自然現象。個人自私可以有助於整個社會福利。
2.勞動率增長的關鍵在於分工協作。斯密在書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針業為例子，來說明分工所帶來的生產率的巨大改進。分工以及勞動的劃分促進了專業化作業。而對專業化作業的追求，導致了工廠制度的誕生。
3.勞動價值論。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頁）論述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值（應該就對應於馬克思經濟學觀的價值和價格）時，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作者開篇就說道，一個人是貧是富，就看他能在什麼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但自分工完全確立以來，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買多少勞動。一個人佔有某貨物，但不願自己消費，而願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於使他能購買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斯密同時否定了舊重農主義所謂土地是價值的重要來源的論點。
4.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經濟學體系”中，討論了兩種經濟制度（重商制度和重農制度）的原理和弊端。並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自由放任。作者極力論述了無論根據重商主義還是其他原則，對幾乎所有商品的進口實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認為，“為阻止進口或減少進口而設立的關稅，則顯然是既破壞貿易自由也有損於關稅收入的。”（第339頁）。他極力倡導自由貿易。他還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要像個人與個人之間那樣實行分工。他認為國家不應對商業（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充分發展和繁榮。
5.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在於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在於協調社會中人與人的利益，並避免犧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來”（第309頁）。
6.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責任。斯密主張限制國家干預經濟。國家的職責應該是維護國家安全、環境的和平安全、個人公平競爭，並避免各種壟斷。換言之，國家應充當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政府的開支。政府的開支體現著政府的責任，政府的開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國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維護國家尊嚴。在論述“建立和維持不能為個人帶來利潤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機構”時，斯密還特別詳述了“為社會商業提供便利”和“促進人民教育”的開支。
8.國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來自賦稅。斯密否定了舊重商主義所謂國家應該儲存大量金幣的做法，也否定了國家靠經營專屬於自己的公共資本或土地以獲取收入的做法。他認為那樣“看似對人民個人無損，但其實是對全社會造成了損害。”他主張為社會全體利益考慮，“不如拍賣王室領地，分配給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則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來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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