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家对电影《我不是药神》并不陌生，即使没有观看整部电影，也对其所描写的社会现象大概了解。
在中国，有无数癌症患者一边忍受病痛折磨，一边因无力负担天价费用，愧对于家人，甚至选择了自杀，一了百了。鲜活生命的消逝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于是“药神”应运而生，看似是一心敛财的黑心商，实则扛着病患和患者家属沉甸甸的期盼往返于中印两地。
印度仿制药业极其发达，一瓶能够救人性命的正版“格列宁”定价为4万元人民币一瓶，但印度的仿制版只需500元，不光价格相差数十倍，而且两者药效几乎同等，因此有人戏称印度是世界上“穷人的药房”。
读到这，许多读者就会感到疑惑不解了，在版权意识如此明晰的当代，印度为什么大肆生产仿制药，大型企业及隶属国家却没有制裁它呢？这就要从印度的国情说起了。
印度成立之初，其自身的医药行业非常落后，大型的跨国企业几乎将印度的药品制造一手遮天，因此他们所贩卖的药品价格昂贵，普通百姓根本消费不起。为了维持国有制药企业，稳定政治格局，印度政府制定了一个特殊专利法：允许印度的国有制药企业仿造跨国企业的药品，并且无需取得跨国企业的专利许可。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仿造药品，价格也十分亲民。
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对印度的这种“做假药”行为感到不满，多次扬言要制裁印度，但是印度却以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为理由，多次拖延制裁时间，在1995年印度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医药行业争取到10年的豁免权。这10年刚刚过去，著名跨国企业诺华公司便着手准备起诉印度专利局，因其种种行为严重侵害了诺华公司的利益。实际上，诺华公司这样做并无不妥，一款药品的研发成本和时间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印度这样明目张胆剽窃别人的科研成果，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让诺华公司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官司开庭的当天，150个国家的30万民众以及很多国家的非盈利医疗组织机构都对诺华公司施加舆论压力，要求诺华公司停止对印度专利局的诉讼，理由很简单，如果诺华公司胜诉的话，那么昂贵的正版药就会让世界上很多穷人买不起救命药，最后丧失生命。诺华公司只好选择忍痛割爱，暂时损失部分利益撤销诉讼，还能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正因如此，印度的仿制药迄今为止依然在很多国家畅销不衰。
说回中国，起初“药神”程勇只想通过药物敛财，让自己脱离贫困的生活，凑齐老父亲的手术费，而当真切地融入白血病人这个群体，亲眼看见朋友离开人世后，他的蜕变和成长是惊人的，即使为此陷入牢狱，也要尽己所能救助每一个病人。
“药神”原型陆勇15年以销售假药罪名被逮捕，但最后无罪释放。2018年7月，国家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
“药神”原型陆勇
“药神”冒着犯罪风险将仿制药带回国内，挽救众多即将支离破碎的家庭，虽不合常规法律，但真心感谢这些“嫌疑人英雄”们。“药神”最终被无罪释放，和国家就电影做出抗癌药降价的批示，更让我们体会到“法也容情”，以及社会体系的日益完善。终于有这样一部电影，让我们能够看到时代，看到善意，看到希望。希望我们的国家越好越好，我们每个人都能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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