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便提出作为秉国执政者，或是身负任何社会团体的主管，以及身任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必须要有“
知人之智”、“自知之明”的道德原则。而且这个大原则，并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更不因任何政治主义，或是唯物、唯心等思想逻辑，乃至人治或法治的治理方法，以及帝王政体、民主政体等理念而别有异同。这就是《大学》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的道理。假如我们用曾子所说这几句名言作历史论文的题目，就只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立论，几乎可以分别开来，各写一部一两百万言的专著或小说。
现在我们姑且简单从秦汉以后说起。汉朝自汉文帝倡导节俭，一二十年之间，就使社会富有丰裕，从此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成为历史上所推崇的文景时代。因此，到了汉武帝手里，才能发挥汉室雄威，开疆辟土。
接着，由汉宣帝的以儒、道、法并用，整顿吏治，实行他刘家天下的王道和霸道并存理想，才形成了汉室前期的大汉规模。
到了汉元帝以后，就开始根植了王莽一流的儒生政治风气，所谓：
“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其机如此”。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以我个人肤浅的认定，大概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他本身虽然来自田间，但也是从儒学出身，对于《诗经》的文化教育更有心得。至于他的文章简练，虽然只有短短几篇诏书，便足以启发东汉以后汉文的先声。
东汉末期，魏、蜀、吴三国分立，但是曹操父子富于哲学性的文学才华，开启了建安七子的文采风流，影响后世很大。曹孟德的称王称帝事功，哪里比得上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千秋价值呢！因此而有魏晋初期老、庄、易学“三玄”的兴起。青年士子，如王弼的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好坏不说，但不能不说都是受曹家父子深富哲学性的文学影响而来。
再说，历史上的“以孝道治天下”的宣传口号，很奇怪，恰恰是历史政治最糟糕一代的晋朝的高调。
至于南北朝时代的宋、齐、梁、陈，乃至初唐之际的文学，柔靡婉丽，就像南北朝的历史形态一样，犹如“东风无力百花残”的败局，实在凌乱不堪。然而，它的风流潇洒风气，却影响了唐朝开国一代名王李世民。
中国的历史，我们过去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汉唐。但是李唐建国，为什么一开始就能有它的独特风格呢？那不得不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一人。所谓唐诗、书法，甚至唐朝初期一代才子形成的政治风气，也都是受唐太宗的影响而来。从中国的书法来讲，初唐时期的虞世南，甚至稍后的颜真卿、柳公权、裴休等人，都超不过李世民本人的韵味。何况他的诗及文章，也是南朝六代以来的第一人。因此才有唐代的文学照耀古今。这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结果。同时，因为他喜好哲学，钻研佛理，才使中国的禅宗在盛唐以后崛起，影响了日本，而且普及到东南亚各国。直到现在仍为世人所揣摩猜测，摸不着边际，正如雪窦禅师所谓：
潦倒云门泛铁船 江南江北竞头看
可怜多少垂钩者 随例茫茫失钓竿
唐末五代之乱的后期，就出现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宋王朝。但很遗憾，就是开国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兄弟，却是爱好文事的军人兼学者的人物。尤其是宋太宗赵匡义更为特出，在他带兵作战的一二十年间，虽在马上行军，还是手不释卷、读书不倦，因此而养成“守文弱主”的格局。致使南北宋赵家三百年的中国天下，始终是和辽、金、元并存共治。等于在历史上，重新出现一个南北朝的时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江山一统，故无法与汉唐两代并美争辉。
可是在南北宋三百年间的朝廷政府，重视文人学者，礼遇宰相，尊重儒林、道学的风气超越古今。因此而有“五大儒”，如周濂溪、张横渠、程颐、程颢乃至朱熹等人的出现，形成宋儒特有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然而始终难免三百年来，赵家所有的职业皇帝，照例都是“守文弱主”的遗风，造成年年纳贡、岁岁捐输北国的奇耻大辱。这可不能误解是“一家让，一国兴让”的明训。宋儒们虽然拼命讲《大学》、《中庸》，实在都没有教导养成“一人定国”的历史成果，应该是难免愧对先圣先贤吧！
接着而来，便是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统治了中国将近百年的局面。当时蒙古族缺乏文化，特别信奉边疆少数民族所崇拜的喇嘛教，因此使元朝八十年间的政治，完全是与喇嘛和番、胡人等共治中国，使唐宋以来的儒、佛、道三家文化的基础，几乎完全为之伤残殆尽，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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