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一家專業從事醫藥分銷配送的企業，開始協助武漢紅十字會處理倉庫中堆積的援助物資。無序的狀況有了很大改觀。
1月23日武漢“封城”以來，醫院防護物資告急，各種民間力量應聲而動。
華中科大和武漢大學的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聯合行動，跨越太平洋，將2.5噸的口罩、隔離服等物資送到武漢協和。
一家外資醫療器械公司在湖北的負責人，充當起協調捐贈物資對接的志願者。
越來越多的民間公益組織，選擇自己包辦，物資直送受贈單位，以提高效率，在紅十字會或者慈善總會只是進行登記備案。
2月1日中午，彙集了來自四面八方援助物資的武漢紅十字會臨時倉庫，相比此前新聞視頻中呈現出來的混亂無序，有了巨大變化。
4個來自九州通的醫療物流專業人員，與武漢紅十字會、武漢市衛健委以及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一起，負責指揮調度倉庫員工，24小時輪值。
2月1日，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指派九州通醫藥集團協助紅十字會處理物資。九州通是一家專業從事醫藥分銷配送的上市企業，總部位於武漢。
倉庫裡存放的物資，既有定向捐贈的，也有不定向捐贈的。此前，定向和不定向捐贈物資都被曝出過醫生拿著齊全的證明文件前來，最後空手而歸的情況。一邊是各家醫院物資告急，紛紛向外界求援；一邊是紅會倉庫物資積壓，流通不暢。
九州通加入之後，多方通力協作，終於把面積有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倉庫清空了不少。八點健聞在現場看到，前來領取物資的醫生排隊拿著介紹信和貨物領取單，交給倉庫的工作人員，再隨工作人員進去取回物資。
同時，統一把控的快遞渠道也鬆開了口子。原本從1月29日開始，順豐對武漢開通的綠色渠道不再接收個人業務，直通醫院的社會捐贈渠道被關閉。到1月31日晚上，順豐和京東兩家物流公司緊急召開內部會議，調整為從2月1日起，從北京、上海、廣州等9個城市發往武漢的物資均可在線下單，物資將直送指定單位，不用經過紅十字會中轉。
這些轉變的背景，是武漢紅十字會在援助物資接收和分發中的效率低下，招致輿論廣泛批評。專業社會力量的加入，顯然有助於緩解困局。
事實上，儘管困難重重，各種社會民間力量一直滿懷熱情，盡力為湖北抗疫一線提供援助。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這樣的重大危機關頭，在物資供應上，官方組織和民間力量各展所長，匯成合力，更有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為一線“作戰”的醫務人員提供充足的後援保障。
跨越太平洋的接力
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武漢各大醫院紛紛向社會求援：防護物資告急。其中就包括抗疫一線重點醫院——武漢協和醫院。
身在美國北加州的張歆（化名），第一時間看到了協和醫院的募捐信息。他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武漢於他而言，是有至少四年回憶的城市。當晚，他參加了華科北加州校友會的一場緊急電話會議，討論救濟計劃。另一邊，遠在美國硅谷的武漢大學校友也接到DR（Direct Relief，國際直接救援組織）諮詢捐贈的電話。DR是美國最大的國際救援組織之一，曾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捐助過大批救援物質。
一天之後，華科和武大兩所高校的北加州校友會聯合成立了WuhanUnited（wuhanunited.org，武漢加油行動聯盟），成員一共20多名，負責對武漢協和的定向捐贈。畢業於華科的智慧商圈創始人龔義濤，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
DR捐贈的物資，包括20萬個外科口罩、2.75萬雙醫用手套和4000件隔離服，重量有2.5噸。校友中的幾位醫生特意從清單中清理出了非醫用產品。這看似細微末節，卻是眾多捐贈者容易忽視的。不符合規格的物資非但派不上用場，還會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
1月25日，疫情形勢愈加嚴峻，但龔義濤帶來了好消息——兩天後，聯邦快遞有一架貨機從加州起飛，可以免費運輸救助武漢的物資。但問題是，捐贈的相關手續還沒有落實。他們必須和時間賽跑，在物資出發前，搞定手續問題。
在後續的36個小時內，負責這批物資在廣州海關清關事宜的是武漢大學廣州校友會成員黎文全。他認為，團隊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任務。
DR和武漢協和簽訂捐贈協議之後，確認通過湖北省慈善總會的渠道過海關。黎文全說，他們權衡了武漢紅十字會和湖北慈善總會，選擇了後者。DR有專業的物資援助經驗，後來的經歷表明，他們堅持的兩點原則，在任務完成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是隻在慈善總會備案，堅持不進倉庫；其二是堅持清關時不拆包。
捐贈物資要經過湖北慈善總會的審核，需提供相應的進口單據、捐獻人資料、貨物品種數量。審查環節花了幾個小時，但比想象的順利。1月27日下午3點，援助武漢協和醫院的物資，離開DR的倉庫，前往機場。
不過，此時通過海關的手續並沒有完成。他們必須在貨車開往機場，到物資飛越太平洋的21個小時內，完成過關手續。“我們通過湖北省僑聯和湖北慈善總會對接，拿到湖北省慈善總會的批文，並將所有通關文件，交給聯邦快遞中國團隊。”張歆說，所有的工作說起來簡單，但給湖北慈善總會的資料，要怎麼修改、怎麼蓋章，有很多細碎的問題要處理。“大家在深夜還開電話會議，討論一些問題的解決方案，而華科武大北美負責人幾乎一天只睡四小時。”
飛機抵達廣州，是在1月29日。接下來，是清關環節。郵政願意免費運輸，但按規定，必須百分百實名、百分百開箱驗貨、百分百X光檢測。考慮到拆了之後，可能會汙染破損，甚至有遺漏風險，捐贈方並不同意拆包檢查，要求原包裝送到協和醫院。
最後的結果是郵政特事特辦，開了綠色通道。但整個的溝通過程，並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在黎文全看來，協調至關重要。尤其是體制內的單位，需要逐級上報。好在群策群力的結果是好的。
物資通關後，是否專車送達武漢也曾有過爭議。有人認為，一定要專車送。但現實情況是，只運一兩噸貨，專車過去並不划算。況且司機去了之後，還要隔離14天。最終，1月30日晚上10點，一輛郵政EMS貨車，從廣州啟程前往武漢。
1月31日下午，這批物資成功送達武漢協和的醫生護士手中。至此，一場跨越太平洋的接力，才算畫上句號。
採購與物流，困難重重
華科和武大校友會的越洋接力，是各類民間組織參與援助武漢的一個縮影。
新冠疫情爆發後不久，很多積極援助的國內基金會就發現，國內市場上很快就採購不到急需的醫療物資了。而據國家工信部此前的統計，全國醫用口罩的最大產能是每天2000萬隻，防護服每天不到1萬件。
武漢大學北京校友會醫學分會秘書長李大林此前接受《人物》採訪時表示，他們曾經照著一本全國醫療用品採購目錄，幾乎給上面的每一家企業都打了電話，幾天下來得到的反饋是，絕大多數都已經和政府對接上了，能夠賣給他們的物資不到總產量的10%。
一些手上屯著貨的經銷商則更難爭取。李大林碰到過一個賣N95口罩的商人，市場價6塊錢的東西，他報價70塊。“他們都是個人經營，不會管你是不是援助前線的醫院，反正你不要，有的是人要。”
國內很多公益組織，不得不紛紛到海外掃貨。
華夏公益第一時間成立了全球物資小組，這家機構總部在杭州，而浙江有大量華僑資源，就把分散在全球各地的華僑志願者都組織了起來。隨後又成立進口醫療器械商小組和醫療器械鑑別小組，在微信群裡協助海外華僑採購符合要求的醫療物資。但這些還不夠，於是又納入義烏國際電商平臺以及全球各國的浙江商會。動員了各方力量，才採購到20萬隻N95口罩、100萬隻醫用外科口罩、5萬套防護服等急需物資。
海外採購的最大難點在於通關。浙江省慈善聯合總會副秘書長、華夏公益負責人鄭壹零告訴八點健聞，華夏公益在各個流程節點上都能聚集上百人來支持，但通關是一個半官方的小組負責，目前只有四個人在運作。“每晚通關要忙到凌晨2點，雖然是薄弱環節，但已經是沒日沒夜的在那裡幫忙。”
由於傳染病防控對交通運輸有限制，物資運送也困難重重。
周俊（化名）是一家外資醫療器械公司在湖北的負責人。1月23日武漢“封城”以後，被隔離在家的他在網上看到一家海外基金公司希望給武漢十多家定點醫院捐贈物資的消息，當時，對方已經採購了價值100多萬元的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用品，正發愁如何在武漢分發。
靠著長期積累的人脈，周俊為這家基金會找到了一家武漢當地的醫藥公司，順利承接下從機場運回物資並且分發到各家醫院的任務，因為醫藥公司本身就有GSP（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範）認證的倉庫，以及人力和運輸車輛，事情完成得很順利。
因為這件事頗有成就感的周俊，乾脆做起志願者，專門負責對接各個民間公益組織向湖北捐贈的物資。由他經手的最大一筆物資，是來自安徽一家化工企業的500多噸高濃度雙氧水。他把這些貨源分發到了武漢、孝感、黃岡、恩施、荊門等十多個城市的醫院、學校和社區。“我自己是做醫療的，高濃度雙氧水在醫院很有用，稀釋了以後也可以用在城市的環境消殺。”
武漢新冠疫情擴散以來，武漢紅十字會等組織的低效運轉，嚴重拖慢了物資的供應節奏，給一線醫護人員帶來了不必要的困擾。
“其實完全可以走民間公益組織這條路。”周俊告訴八點健聞，民間公益組織的捐贈有兩種模式，一種是隻負責籌款和物資採購，把東西給到當地的紅十字會或者慈善總會，由他們來完成最後一公里的分發；另一種則是民間公益組織全程包辦，但需要在紅會或者慈善總會登記備案。
“現在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都選擇第二種模式。”周俊說，他現在的工作就是在這種模式下，為民間物資尋找在湖北當地有運輸能力的組織，比如說醫療物資流通企業，比如說救援隊，讓他們從機場或者高速路口，把東西運到市區做分發。“最多一天半的時間，肯定能送到醫院手上。”
作為國內最大的民間公益組織之一，壹基金採取的也是在紅會登記備案的模式。從壹基金官網可以看到，壹基金支援武漢市的物資主要由武漢雲豹救援隊負責協調發放，湖北省內其他地區的發放，由壹基金聯合救災項目在湖北的40多家機構一起行動。2月1日，壹基金向湖北各州市發放口罩157000個，防護鏡12800個。同日運抵的還有990臺對講機和500套防護服，按計劃也將於次日陸續送到醫院。
“我們現在有好幾個人同時在協調這些物資的匹配。”周俊說，自己參與多個基金會的物資調配，這幾天已經加了上百個群，群裡是有捐贈意向的公司或者個人，他們負責溝通資方能夠提供什麼，並且匹配到有需要的醫院。“每天只能睡3、4個小時，信息多得看不過來，好幾個捐贈人連真名都不知道，因為來不及改備註。”
武漢周邊城市更難
最近幾天，因為疫情蔓延，交通管制隨之升級，周俊明顯感到，能夠調配的運力越來越緊張。
“前幾天，有一家國外撤僑的飛機，帶過來一些醫用物資。我光是協調讓這些物資能夠從機場運到市區，就花了一個多小時。”周俊說，現在武漢全市的大車資源都很緊張，更別提能開大車的司機了。按照規定，只要是往周邊地市送過物資的司機，回來之後就要被隔離14天，這意味著每跑一趟長途，就少一個司機。
另外，隨著外界捐贈物資的數量越來越多，諸如順豐、德邦、京東這樣的大型物流公司已經加入政府組織的公益運輸當中，很難再兼顧民間這一頭。
周俊還講了前幾天的另一個例子。武漢一個企業家找到他，希望協調幫助運一批物資到恩施。預定的方案是，在武漢找輛車把東西運到高速口，讓恩施那邊派車來交接。結果恩施來的車在高速口等了4個小時，他們還沒有協調到能把東西運出去的大車。
當時，周俊急哭了。
絕大多數的新聞報道中，武漢都是此次疫情的中心，所以國內外的物資，都源源不斷地發往武漢。但事實上，武漢周邊的黃岡、孝感、襄陽在“封城”以前，承接了大量武漢外溢的人口，在目前的新冠確診人數上，這3個地市排在武漢以外的前幾位，加起來超過了3000人。
這些地方對醫用物資的需求，甚至比武漢更為迫切。湖北襄陽一家醫院的院長告訴八點健聞，從收治新冠病人到現在，醫院的儲備已經差不多枯竭，連消毒液都只剩一天的用量。“但即便是什麼防護都沒了，病人來了也還得上，這是命令，也是天職。”
周俊表示，“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希望這些地市的指揮部能夠出面協調一下，比如說可以整合當地的醫藥物流公司，讓他們去武漢拖物資回來，當然前提是徵得紅會的同意。”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民間力量怎麼用？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算起，這場對抗新疫情的戰役已經持續了十餘天。
這場戰役開始以來，有權接收捐贈物資的湖北省與武漢市紅十字會，卻沒能完成好為前線醫護人員輸送資源的任務，備受輿論壓力。
另一方面，由於當地紅會等機構壟斷了物資接收，使得一些民間組織在援助過程中處處受限。一位公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透露，他曾經協調過一次捐贈，公司包了輛車把物資送到了指定的醫院，但由於沒法提供紅十字會開具的資質證明，證明車上的醫用物資符合捐贈條件，醫院領導始終不敢接收，最後公司負責人只好掉頭離開。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公益慈善與非營利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馬劍銀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表示，理論上，由紅十字會牽頭可以實現更好的捐贈效率，而個人或企業的點對點捐贈是一種效率更低的捐贈方式。“然而這一次，無論是捐贈者還是醫院，都對物資的協調和調配效率並不滿意。”
鄭壹零認為，疫情或者災難面前，官方、半官方與民間的力量應該能夠齊頭並進，三方各自發揮專長。他以2014年的雅安地震為例，當時地方政府聯合了慈善總會、紅會這些半官方組織，以及積極參與的民間基金會組織，三方共同成了一個社會組織服務中心，使得賑災工作十分順利。
服務中心就是提供一條龍服務的平臺，共享物資需求的動態信息，然後讓民間力量能在此基礎上實現點對點的服務。民間基金會最擔心的就是類似於此次紅會的忙亂無措。點對點，才能讓基金會在交付物資之後，及時向捐贈人作出交代。
這一次的困局在輿論升溫後出現轉機。2月1日，武漢市政府官網發佈《武漢市紅十字會感謝各界愛心答覆各方疑問》：為進一步縮短捐贈物資的運轉時間，武漢市紅十字會對定向捐贈流程作出適當調整，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定向捐贈醫院，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對接，確認後可直接將物資發往受捐單位。如需捐贈憑證，後期可憑受捐單位相關證明到紅十字會辦理捐贈手續。
同一天，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指派九州通醫藥集團協助紅十字會分裝物資。截至發稿前，九州通已經完成了緊急物資的分裝入庫，分類碼放。
“這是我這幾天來聽到的最好的消息，政府終於能夠啟用民間的專業力量，而不是把寶全都壓在只有十幾個人的紅十字會身上。”周俊如是說。
馬劍銀也覺得這是更好的辦法，“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其實不應該按照思維慣性將捐贈物資的接收任務限定於某幾家機構，可以考慮特事特辦，整合進社會力量，開放民間通道。”
毛曉瓊 譚卓瞾 吳靖|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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