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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末帝崇禎簡直就是一個奇蹟，在位十七年經歷了七場瘟疫，幾乎每兩年就有地方鬧一場瘟疫。

比如崇禎十年潼關，朱陽關鬧瘟疫，李闖率領人馬來到時，根本沒人守衛，輕鬆攻入潼關：

瘟疫來時有多厲害呢，十室九空，人死了連收斂的人都沒有，比如崇禎十五年天津一場瘟疫，時人記載當時的慘況：

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禎即位這年，西方一個叫米蘭的地方正鬧鼠疫，這場瘟疫鬧了四年死了28萬人，史稱米蘭瘟疫。

瘟疫好像和崇禎沒關係。

但是米蘭瘟疫剛剛過去兩年，崇禎六年瘟疫就開始襲擾崇禎朝了。

從崇禎六年開始，瘟疫像一個幽靈。

崇禎六年，山西：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這麼高的死亡率，應該是鼠疫。

兩年後崇禎八年，瘟疫跑到了位於陝西的潼關和位於河南的朱陽關，闖王大軍到來這兩座雄關因為疫病，無力抵抗。

到了崇禎十年，疫病再一次肆虐，這次波及到了山西陝西河南等地：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那時候沒有現代的救治技術，得了病只能挺著，而且也挺不了多久，朝發夕死，一家子一家子的死，由於沒人收屍，這些屍體又成了新的瘟疫源頭。

令歐洲人聞名喪膽的黑死病，就是由於蒙古金帳汗國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久攻不下，用投石機把軍中染瘟疫人的屍體拋進城裡，導致卡法城瘟疫橫行，不戰而敗。

到了崇禎十三年，瘟疫蔓延到了華北，這年夏天河間府大名府瘟疫橫行，瘟疫的危害，用一個很白描的詞來形容：死八九。

死亡率百分之八九十，恐怖。

到了崇禎十六年，北京城忽然流行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

這病現在叫腺鼠疫，疙瘩是淋巴結腫大。

疙瘩病從崇禎十三年河間府大名府鬧瘟疫時，就陸續出現過，到了崇禎十六年，開始在京城大爆發。

這場瘟疫也傳到了和北京相鄰的天津：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

崇禎十七年瘟疫傳到了河南潞安府：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這場瘟疫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斷斷續續沒有斷絕，肆虐了大明王朝大半國土。

瘟疫之所以沒有像歐洲的黑死病或者米蘭大瘟疫一樣短時間內傳遍各地，一個重要原因大約是和大明王朝森嚴的戶籍制度有關，明朝規定百姓只能在固定環境裡活動，不許百姓隨意走動，這客觀上遏制了瘟疫的蔓延速度。

生在崇禎朝，如果僥倖在瘟疫中活下來，沒關係，還有旱災蝗災。

李自成起於陝西，為啥呢？

看看陝西在崇禎年間發生了什麼，鼠疫在崇禎六年的陝西流行，除了瘟疫這地方還率受旱災困擾：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崇禎朝十七年裡，陝西幾乎年年水災旱災鬧螞蚱鬧瘟疫，災難和商量好了似的輪流來。

崇禎二年，崇禎帝裁撤驛站，靠著驛站的微博收入過活的李自成失業回到老家，回到老家的李自成只有兩個選擇，捱餓餓死或者奮起反抗。

李自成數次被大明打得只剩幾百數十人，但是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強，很快又捲土重來。

為啥？

因為當時的百姓除了瘟疫飢餓等天災外，還要遭受人禍，越來越重的剿餉賦稅，使得本就年年荒災的百姓根本沒活路，反，或許還能吃口飽飯，在家只有等死。

河南籍兵部尚書呂維祺曾經給崇禎上書：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

有多苦呢？

村無吠犬，尚敲催徵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

旱災蝗災導致人們連當地草根樹皮都嚼了，易子而食的慘劇每天發生。

除了兵災，水旱災，瘟疫，崇禎朝竟然地震不斷，崇禎做了十七年皇帝，有十年時間各地都在地震，從北京到南京，從福建到湖廣，從遼東到山西，每一年都有地震發生。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崇禎帝回望自己職業皇帝的這十幾年，大約會用一句網絡流行語嘆一句：

我太難了~~

薛白袍

前言：明朝末年，天似乎在作變，大明的江山岌岌可危，崇禎皇帝算的上是一個好皇帝，他每天很努力的工作，廢寢忘食，想把祖宗留下來的江山在他手裡傳承下去，但是現實是那麼的殘酷，關內義軍四起，關外後金虎視眈眈，朝廷國庫空虛，兵源虛崗空餉嚴重，各地自然災害不斷，更讓崇禎頭疼不已的是，自萬曆年後不斷爆發的鼠疫，居然在這個時期，又到處肆虐，尤其是華北北京等地，鼠疫的肆虐，給本來心情就糟糕的崇禎更加的憂慮，要知道，在古代缺醫少藥的社會，鼠疫，細菌的爆發就代表著成千上萬人感染死亡。

第一，明末的鼠疫危害有多大：

據《明史》記載，崇禎十四年，鼠疫傳到北京大名府，大名府百姓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蝗災搞的糧食顆粒無收，偏偏這個時候又鬧上了鼠疫，病死的餓死的百姓無數，戶部給事中左懋給朝廷上疏說，他從靜海抵山東臨清，見人民餓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餘全部淪為流民，物價飛漲局勢不穩。

唯戀無名

這段文字我們得以一窺鼠疫危害和恐怖的縮影。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威廉·H.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一書中說：

在各種文獻的記載中，古代人們總是把烈性傳染病籠統地稱為“疫”，而明朝末年肆虐各地的“疫”應該不是特指某一種傳染病，而是多種傳染病的統稱。從各種細節來推斷，其中最為嚴重的一種，很可能是鼠疫。

1.鼠疫傳播的原理

鼠疫是由鼠疫桿菌引發的，主要存在於自然界一些齧齒類動物的身體中，這些小動物身上往往會有諸如跳蚤一類的寄生蟲。跳蚤吸食了患病宿主的血後，鼠疫桿菌會在跳蚤的前胃棘增生，造成前胃阻塞，這一效應被稱為菌栓。有菌栓的跳蚤由於前胃被堵住了，吸食的血液便很難進入胃裡被消化，這讓跳蚤始終處於飢餓之中，於是更加瘋狂地吸血。當這些跳蚤吸食家鼠或者人類的血液時，血液會在跳蚤體內與鼠疫桿菌混合，之後再回到宿主血管裡，造成新的宿主感染，這就是鼠疫傳播的基本原理。

通常來說，各類齧齒動物和它們身上的寄生蟲往往距人類生活區域較遠，如中國北方一些荒漠草原地帶，在這些地方，鼠疫桿菌會侷限在特定範圍內傳播，形成“鼠疫自然疫源地”。然而，隨著農耕區人口壓力的增大，糧食越來越匱乏，為了填飽肚子，一些農業人口迫於匱乏的壓力而被擠壓到新的環境裡開荒，這種行為便無意中打破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平衡。

2.鼠疫擴散途徑

鼠疫向人類社會擴散的途徑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家鼠的，家鼠和開荒的人類一起遷移到新地之後，會和當地齧齒類動物接觸，這些家鼠也就會因此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桿菌。家鼠和人類的關係一向密切，當它們回到自己的住所時，帶回的跳蚤便可能叮咬人類，人類聚居區內的廣泛傳播也就開始了。

聯繫明朝的戶籍制度，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不得自由流動，“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了，有不可得”。但是這些周密的牢籠在明末大災難下被瞬間衝破，原本長期生活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範圍內的百姓，對局部地區的微生物環境已經產生了適應性，在旱災和蝗災接連洗禮下逃到其他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動會攪動各地微生物環境的平衡，為傳染病的大規模擴散提供了絕佳的條件。

第二種傳播途徑是關於人類自身行為的，在一些“鼠疫自然疫源地”，會有一些齧齒類動物在巢穴裡貯藏一些諸如穀物和草籽之類的食物，如果當地發生了饑荒的話，糧食的匱乏會把一些災民逼入絕境，他們就會去挖掘齧齒類動物的貯糧以填飽肚子，在挖掘巢穴的過程中極有可能被跳蚤叮咬而感染鼠疫桿菌。

整個明朝276年的歷史中，全境內共計發生各類天災1 011次，平均每年發生3.7次，尤其是明朝後期，天災之密集、慘烈簡直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大明萬千黎民連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從萬曆末年開始，山東、陝西、河南等地連年大旱，赤地千里，莊稼顆粒無收，深陷饑荒的人們不得不拓寬自己的食譜以求活命，將一些平時不會食用的東西變成食物，比如一些齧齒類動物，其中染了病的動物更容易被捕捉和撿食。原本已經因為飢餓而免疫力低下的人再接觸這些病菌的載體，便很容易被感染。加上蝗災不斷，“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許多地方甚至出現“易子而食”的地步

，如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山東“子女販若牛羊，死者枕藉於野”，又如崇禎二年（1629年）陝西延安府草木焦枯，人人以蓬草、樹皮、石頭為食，更有甚者抓小孩、單行的人烹煮而食，而由於人肉燥熱，這些食人者過幾日也相繼死去，縣城外數個死人大坑都無法容納數不勝數的屍體。

此外，四處征戰的軍隊進入疫區，那橫掃全國多個省份的鼠疫疫情就會隨之而起，明朝末年大規模農民起義以及清軍入侵，徹底擊垮了本就腐朽不堪的農業帝國，造成了鼠疫大規模爆發。

據推測，明清更迭之際，華北三省死於鼠疫的人數不低於500萬人，明末全國1億人口到了順治八年，只剩下6000萬左右，消失了40%之多。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總督駱養性奏稱，八月天津遭遇一場嚴重的疫情，大多數患者感染後迅速死亡，致死率很高，傳染性極強（這就是鼠疫的典型特徵）每天病死的有數百人之多，被傳染病滅門的家庭多到“排門逐戶”的地步，天津全城“棺蒿充途，哀號滿路”，街上擺滿了棺材和裹屍的席子，路上全是失去親人者的哀號。而這場恐怖的傳染病是由李自成的軍隊帶來的。

據《懷來縣誌》記載：“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五日闖賊入懷來，十六日移營東去，是年凡賊所經地方，皆大疫，不經者不疫。”

疫情於北京、河北一帶四處蔓延之際，李自成的軍隊一頭扎進疫區，四處搶掠，不僅給病原體帶去了無數的宿主，不斷行進的軍隊更是將疫情擴散到四方，造成巨量的人口蒸發。

3.鼠疫與眀亡清興

“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鼠疫給明朝末年的百姓帶來的危害是深重如地獄的，而對國家的打擊也是一樣，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至北京，僅在1643年的8月到12月短短四個月，京城死亡人數竟高達五分之一，鼠疫不分對象，無論平民、商人，亦或是帝國的京軍，亦遭此浩劫，“大疫軍死者眾”，守城的五萬明軍“衣裝狼狽，等於乞兒”，在鼠疫肆虐京城三年後，闖賊陷京師。而歷史彷彿開了個玩笑，由大量流民構成的闖軍同樣深受鼠疫困擾，而由於鼠疫傳播的媒介—跳蚤討厭馬匹的氣味，以騎兵為主的清軍幸運地免疫，順手擊潰了羸弱的李自成和腐朽的南明政府，最終奪得天下。

春秋正義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與李宇尚寫過論文，指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是鼠疫。

鼠疫在古代也叫做瘟疫，是最可怕的東西。

未治療的腺鼠疫患者，死亡率高達百分之六十。

鼠疫在1346年－1350年大規模襲擊歐洲，導致歐洲人口急劇下降，死亡率高達30%。估計歐洲有約2500萬人死亡，而歐、亞、非洲則共約5500萬—7500萬人在這場疫病中死亡。

鼠疫肆虐時期，歐洲社會幾乎解體。農村的農民大量死去，導致農田無人耕種，糧食大量減產，引起了可怕的饑荒。

城市的居民因群居一團，居住環境惡劣，死亡率更高。由此，歐洲很多城市實際上瓦解，大量居民逃入荒郊野嶺。

歐洲的戰爭也由此停止，因為士兵還沒有出征，就死去了一半。

鼠疫同樣也搞垮了大明。

明代萬曆和崇禎時期，出現過2次大規模的鼠疫。

一般認為，常年的乾旱是導致鼠疫的原因。大量老鼠無法生存，被迫攜帶著鼠疫向四面高速擴張。

學者認為，萬曆和崇禎年間的鼠疫，造成華北3省高達1000萬以上人口的死亡。

要知道，明末中國人口2億，其中北方人口不過幾千萬。

鼠疫造成1000萬以上死亡，是多麼驚人的數字。

當時的資料記載：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朝發夕死”、“一家盡死孑遺”。

鼠疫加劇了社會的動盪和解體，造成明朝北方社會的崩潰。

《明史》記載，崇禎十四年，鼠疫傳到北京大名府。那年春天開始，大名府就沒下過一滴雨，地裡的麥苗被蝗蟲吃光，加上鼠疫大行，餓死人無數。

督催漕運的戶部給事中左懋第心急如焚，在途中給朝廷上疏說，他從靜海抵山東臨清，見人民餓死者三成，因瘟疫而死者三成，剩下的四成只好為盜，米價瘋長，一石米竟然要二十四兩銀子，人死後馬上就成了活人的食物。

具體就北京來說，鼠疫幫助李自成拿下來北京。

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78中說“崇禎十六年，上天降災，北京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號滿路。”

等到第二年李自成大軍殺來時，北京城軍民遭遇無心抵抗。

大明官方文件寫到：“北京城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

一般認為，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

這種情況下，北京其實已經陷入崩潰的邊緣。軍民們已經被鼠疫搞得惶惶不可終日，誰還有心情再去戰鬥？

薩沙

明末時期發生的鼠疫完全可以稱得上是壓倒大明的最後一根稻草。直接使得李自成的大軍幾乎是毫無阻力就攻破了北京城，隨後崇禎皇帝自縊煤山，大明亡國。

先來說說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菌所致的烈性傳染病，傳染性極強，而且病死率極高，對於社會造成的危害極大。

明末時期的鼠疫是由於小冰河時期的到來，使得明朝連年遭遇災害。極端的天氣導致了糧食的大幅度減產，百姓為了填報肚子，搜刮了一切可以吃的東西，從老鼠洞裡的糧食到路邊餓死的老鼠，都成為了人民口中的食物，而寄生於老鼠體內的病毒從而得到快速的傳播。

崇禎年間的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從山西開始並迅速向周邊城市蔓延。而到了崇禎七年至八年，當地的百姓為了躲避鼠疫都紛紛出逃，這也使得鼠疫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從山西開始，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傳播到陝西、河北然後天津，京師。

而且鼠疫病毒發病極快，曾有朝染夕死者，而且日不下百人。

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北京每天死亡上萬人，以至於城門口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小販幾乎盡死，而且連士兵都有大批的死去。

而此時的李自成雖然聲勢浩大，號稱擁兵百萬，但大多是沒有經過訓練的烏合之眾，李自成在碰到官軍之時，多次被打敗，以至於李自成多次向朝廷請封異姓王，連發三道檄文，企圖“還陝圖後舉”。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李自成並沒有覆滅明王朝的決心。

但是由於朝廷剛烈，崇禎剛烈都拒絕了李自成，李自成所幸舉兵北上京師，如果此時京城有兵丁還好，但是由於鼠疫霍亂以至於湊不出一支香菸的兵丁，所以京城幾乎是不攻自破。

明朝的滅亡肯定不是由某一個原因造成的，而鼠疫僅僅是壓倒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這個歷史很正

導言：

鼠疫，又稱＂黑死病＂，曾使14世紀的歐洲人口減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鼠疫分為兩種，一種是腺鼠疫，其死亡率約為30％，一種為肺鼠疫，其死亡率可高達90％以上。此外，還有敗血型鼠疫，病死率高達100％。而明末大鼠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場災害到底有多恐怖呢？

現在和阿康同學一起來看看吧。

明末大鼠疫的死亡率高

明末大鼠疫的死亡率是非常的高，據史料記載，因為鼠疫致使“死者大半”、“人戶死絕”、＂城中屍積如山＂

雖然當時發生的人口減少，不僅僅是鼠疫導致的，還有自然災害、社會動亂的發生，但是也不能忽視鼠疫導致的高死亡率。

造成嚴重的社會動亂

因為流民、老鼠、天災、人禍，所有的因素湊在一起，終於在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第一例鼠疫爆發在了大明對抗遊牧民族的前線--大同。

瘟疫爆發以後，再加上當時大同處於戰爭的前線，所以當地百姓紛紛逃難，流民數量進一步增加。大量逃亡的流民，由於飢餓的困擾，他們開始挖掘老鼠洞裡的糧食來吃，吃完老鼠的糧食之後，他們又開始捉老鼠。由此瘟疫成為了脫韁的野馬，再也無法控制。

崇禎初年，鼠疫傳至興縣，興縣百姓迅速逃亡一空。由於興縣緊鄰黃河，所以鼠疫傳播至陝西榆林和延安一帶，這其中就包括了李自成的老家米脂。

鼠疫給米脂帶來的慘狀，並不亞於任何地區，史載“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總結

明末的大鼠疫的發生直接導致了明朝華北和江南人口的銳減，稅銀和糧食收入銳減，軍隊非戰鬥損失巨大，人民體質十分得虛弱，因此也讓僅有的十萬披甲的滿清征服了中國關內地區。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自順治皇帝進入北京，清朝建立。令人驚奇的是，席捲肆虐全國的乾旱和鼠疫，在清順治元年後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復甦。

阿康同學

鼠疫是一種傳染性、死亡率極高的病，因人死後全身發黑，又被稱為“黑死病”，世界歷史上許多國家都爆發過鼠疫，造成的死亡人數以千萬計。

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爆發鼠疫是在公元5世紀，爆發於查士丁尼大帝統治下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

在傳播的高峰期，每天死亡人數5000-10000人，當時歐洲南部1/5的人口因此而喪命，總死亡人數達到20萬之多。

這場疫情在地中海地區漫延了兩個世紀之久，人們將這場鼠疫稱為“查士丁尼鼠疫”，累計死亡人數越過1個億。

第二次，發生在1348-1351年的歐洲，這一場鼠疫造成6200萬人死亡，歐洲人口減少了1/4，威尼斯死亡70%，英國死亡58%，法國死亡3/4。

14世紀，歐洲的人均平均壽命從30歲縮短到20歲。

中世紀的歐洲一直籠罩在黑死病的陰影之下，每隔幾年就會爆發一次鼠疫，鼠疫成了威脅歐洲人生命的頭號元兇。

黑死病為什麼能在歐洲肆虐幾個世紀之久，造成的死亡人數越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人口總和，而中國的鼠疫直接導致了一個王朝的結束？

1644年，北京城的皇宮城牆上，一年內王旗幾次變換，龍椅上換了三位主人，而後來的學者專家對那一年的北京的討論經久不衰。

14世紀40年代的惡劣氣候影響了整個北半球，當時的蒙古部落出現了不安定因素，於是他們向中國進發，將擴大的鼠疫的傳播，當時鼠疫死亡人都埋葬在中國西部，而這就成了中國爆發大規模鼠疫的源頭。

明朝嘉靖年間開始，明朝邊境與蒙古邊境摩擦加劇，許多漢人被俘往蒙古草原，大面積的牧場被開墾為農田，導致草原鼠的生存空間被壓縮，人逐步侵入草原鼠的領地，這樣也接觸了一直存在於野生齧齒類中的鼠疫，萬曆年山西開始流行鼠疫。

崇禎六年，山西開始大規模爆發疫情，崇禎14年河北爆發疫情，並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全國各地死傷無數、物價飛漲。

崇禎14年，鼠疫傳到北京，北京每天死亡越過萬人，總體死亡人數越過20萬。

1644年闖王李自成打到北京城的時候，全城的人早已在病毒折磨之下，身體虛弱，毫無抵抗能力，明知道守望不住，於是城門各守城官兵紛紛打開城門，李自成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就如此輕易的進入了北京城，而更讓他自己都不敢相信，這夢裡繁華的京城現在如同鬼域。 　

明朝時，人們還不知道什麼叫細菌，儘管細菌的歷史遠比人類長許多,只知道“東死鼠、西死鼠，人見死鼠如見虎”。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傳播，只知道和老鼠有關，所以被稱為“鼠疫”。

直接20世紀初，中國東北流行鼠疫的時候，一代名醫伍連德找到答案，證明鼠疫有兩種。

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過跳蚤傳播。

在中國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過呼吸道傳播，有效預防的方式是戴口罩。

而在當時，人們哪裡有口罩呢？

直到2001年，北京才做到全城帶口罩，這一次傳染的病毒SARS。

雨霽視角

我是水煮汗青，我來回答。

明朝末年發生了非常嚴重的鼠疫，具體嚴重到什麼程度呢？用“屍橫遍野”來形容當時的慘狀一點都不為過！明末鼠疫的危害很大，特別是到了崇禎14年開始，已經到了“人死十之五六”的地步。鼠疫不但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也動搖了大明朝的根基，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明末鼠疫之慘狀

明朝發生過好幾次鼠疫，前幾次都被控制住了，而到了萬曆年間由於災害連連，鼠疫開始大規模爆發，到了崇禎的時候，鼠疫已經傳染至京都，《崇禎實錄》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可見當時的疫情有多嚴重。

當時鼠疫傳染性極強，而且發病特別急，感染者如果腋下或者大腿內側出現肉疙瘩，幾小時內就會死亡，因此也稱為“

• 兵科有兩人在茶館喝茶，一位叫曹直良，一位叫古遺正。他們互相倒茶客氣的時候，其中一位剛想起身，結果身體還沒站直人就倒下，死了；

• 有位叫朱念祖的兵部官員出拜訪朋友，回家的時候前腳剛踏進門檻，結果一頭就栽倒在地上，死了；
• 有位叫吳彥升的官員新任職，準備坐船前往任職地，結果有一個僕人因為鼠疫死了，於是叫另一個僕人出門去買棺材，結果等了半天也沒見回來。吳彥升一打聽才知道，出去買棺材這位也因為鼠疫死在半路上了。

以上這些事例說明當時鼠疫的發病非常迅速，而且前期的症狀不明顯，感染以後不能及時得到治療，這也是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

民間的疫情如此嚴重，皇宮高牆內也未能倖免，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

當時守城的士兵很多因為鼠疫死去，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殘者，甚至還有幾千名太監充當守衛，可見鼠疫對明朝影響之大。李自成攻入京師的時候，整個京城幾乎就是一個空城，內城的士兵不但少，而且很多都已經癱坐在地上，用鞭子抽打也不起來。

明末鼠疫從萬曆至崇禎期間最為嚴重，但清兵入關後疫情卻減少了，很多人對此不解，有人猜測是由於清兵以騎兵為主力，而鼠疫的傳播途徑是跳蚤。跳蚤最害怕馬身上的味道，所以清兵不會被感染鼠疫，當然這種說法也只是猜測，不過到了清朝末年的時候，雲南也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鼠疫。

清朝詩人師道南寫的《死鼠行》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清末的鼠疫病情和明末是一樣的，也是發病非常急，三個人走在路上，忽然就倒下兩個！

鼠疫的危害不僅出現在明清時期，最著名的鼠疫發生在十四世紀的歐洲，當時被稱為“黑死病”，這種病毒導致了歐洲人幾百年都不敢洗澡。一直到1895年，法國的耶爾森成功研製出治療鼠疫的血清，這種病毒才得到有效控制。

水煮汗青

鼠疫是由鼠疫耶爾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屬國際檢疫傳染病，也是我國法定傳染病中的甲類傳染病，在39種法定傳染病中位居第一位。鼠、旱獺等齧齒類動物是鼠疫耶爾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則是鼠疫耶爾森菌的傳播媒介。鼠疫的臨床表現為高熱、淋巴結腫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難、出血以及其他嚴重毒血癥狀。鼠疫是一種傳染性強、病死率高的惡性傳染病。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有明確文字記載的大規模鼠疫爆發於公元5世紀的東羅馬帝國。這場鼠疫導致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此後它繼續肆虐了半個世紀，直到1/4的羅馬人口死於鼠疫。據估計這場鼠疫導致全世界1億人喪生。它使541年至700年間的歐洲人口減少約50%，這次鼠疫引起的饑荒和內亂徹底粉碎了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統一羅馬帝國的雄心，也使東羅馬帝國元氣大傷，成為了拜占庭帝國在西亞、北非的領土被阿拉伯帝國征服的重要誘因之一。

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內歐洲有近3千萬人因鼠疫而失去生命。3年裡鼠疫蹂躪整個歐洲大陸並一直傳播到俄羅斯，導致俄羅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歐洲其他地區也因為這次肆虐的鼠疫而出現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威尼斯人口銳減70%，英國死亡58%，法國死亡3/4。整個14世紀歐洲人的平均壽命從30歲縮短到20歲。在此後300年的數次鼠疫暴發中歐洲有近一半人因此喪生，全球有近3億人失去生命。成為這場肆虐全球長達300餘年的鼠疫最後受害者的就是中國明朝——這場鼠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明王朝滅亡的誘因之一。小小的老鼠能滅亡一個龐大的帝國嗎？在動力系統中有一個蝴蝶效應：“一隻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就可以在兩週以後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究其原因就是蝴蝶扇動翅膀的運動導致其身邊的空氣系統發生變化，由此產生的微弱氣流會引起四周空氣或其他系統產生相應的變化，從而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導致其他系統的極大變化。顯然我們不能說美國的龍捲風就是由南美洲一隻小小的蝴蝶直接引起的，只能說蝴蝶扇動翅膀的運動所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最後綜合在一起誘發了龍捲風。同樣我們也不能將明王朝滅亡的原因完全歸結於老鼠，只能說鼠疫在明王朝滅亡的過程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

傳統的史書在記載王朝興亡時多著眼於王朝政治形勢的變遷，然而實際上一個王朝的興衰沉浮背後其實是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的。我們不妨就用蝴蝶效應來解釋明朝的滅亡：事實上鼠疫也不過是宏觀效應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效應的真正源頭其實是氣候環境的變化。我們知道中華民族歷史上夏、商、周這幾個早期王朝都發源於北方的黃河流域，直到秦始皇混一天下時後來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仍是山越民族出沒的蠻荒之地。三國時期東吳才對江南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開發建設。在經過西晉短暫的統一後五胡亂華導致大量中原士民南遷，南遷的中原士民進一步促進了江南地區的開發，到了隋朝重新統一南北時南北方之間的經濟文化差距已然大幅縮小，所以隋煬帝才需要開鑿運河溝通南北。不過直到隋唐時期北方在人口經濟上仍佔有相對優勢：當時以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人口與南方人口之比差不多是三比二。不過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這支趨勢並未就此終結，南北方之間的差距仍在持續縮小，到了安史之亂前夕中國南北方人口之比已達到一個關鍵點：一比一。安史之亂的爆發驟然間打破了這種平衡，從此中國經濟重心徹底轉移到南方。到了宋代由於靖康之變後中原士民再次大量南遷就使北方與南方的人口比例逆轉為二比三。

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背後其實是有著深刻的自然環境因素的：河渠失修、水土流失等等，而最關鍵的恐怕要數氣候的改變。這一因素往往為傳統史學家所忽略，直到二十世紀科學家們通過現代科學技術推測發現唐代的氣候比我們今天要高且更加溼潤。大約在唐末宋初中國的氣候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冷跡象，這一氣候變化因素成為了影響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博弈的”上帝之手“。眾所周知長城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標誌之一，現在我們很多人一提起長城就會想到秦始皇，不過實際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長城其實大部分是明朝修建的，而秦漢時期的長城比我們現在看到的長城要往北推進很多。東漢末年的呂布是五原郡九原縣（今內蒙古包頭市九原區麻池鎮西北）人，也就是說在當時內蒙古大部分地區實際上是以定居農耕作為生活模式的漢人聚居的地區。然而氣候的變化使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分界線開始逐漸南移，於是明代的長城就壓縮到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位置上，基本上北京就已處於農牧分界線附近了，而在秦漢時期乃至更早的春秋戰國時代北京是典型的農業文明地區，戰國七雄之一的燕國還定都於此。為什麼唐代以後遊牧民族開始強勢崛起？事實上氣候變化的影響可能比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人更有力量。

明朝同樣面臨氣候變化的影響。事實上從唐末宋初開始的氣候變化一直持續到了明末清初，而明末清初恰好正處於小冰河期的峰值。現在一般推測明末的氣候特徵應該是比較寒冷乾燥的。古代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而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崇禎皇帝登基後華北地區遭遇了持續四年的大旱，整個華北地區在那些年裡幾乎就是顆粒無收。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既然老百姓找不著吃的，那麼他們就只有到處逃亡，看看其他地方能不能找到吃的。還是由於氣候的變化使明朝與蒙古大體上就以如今的長城一線作為持續博弈交鋒的戰線。如果我們暫時拋開明末這一特定時期不提，那麼實際上整個有明一代兩百餘年最大的外患不是女真而是蒙古。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雙方邊境就呈現出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錯狀態，現在既然在老家找不到吃的，那麼自然也就有一部分華北地區的災民湧入到與蒙古交界的地帶討生活。這些逃荒的難民在草原上將牧場開墾成農田，這就破壞了牧場的生態環境，生活在草原的老鼠生存空間受到壓縮，人與老鼠接觸的機率隨之大幅增加。據當地的地方誌記載：崇禎六年山西興縣爆發鼠疫。當時的人不知道細菌學、病毒學，他們只是看到有人患病身亡。他們不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死的，恐慌的人群為躲避瘟疫開始逃亡，而這恰恰導致了瘟疫的進一步擴散。

難民們面對著瘟疫與饑荒的雙重摺磨：他們一路走來遇到的幾乎全是災民，他們找不到任何吃的。災民們在飢餓的折磨下開始飢不擇食：他們挖掘老鼠藏在洞中的糧食為食，甚至直接捉住老鼠將其當成食物吃掉。這樣做的結果毫無疑問只會使鼠疫的規模進一步擴大。那個年代一則人們對這種病不瞭解，二則當時明王朝本就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西北的李自成起義軍和關外的後金虎視眈眈，朝廷內部黨爭持續不斷。在這種形勢下明朝在面對饑荒和瘟疫時反應相當遲緩。到了崇禎十四年鼠疫已蔓延到了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此後瘟疫一直延續到崇禎十七年。在瘟疫蔓延的十一年間當地的地方誌記載道“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崇禎十六年鼠疫蔓延到北京：這年4月北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數已達到了上萬人。據統計這場鼠疫導致20多萬北京人死亡，而當時北京城一共也就只有80到100萬人口。當時北京城的駐軍中也有幾乎一半染病身亡，而京城駐軍的3萬匹戰馬中在扛過瘟疫後還真正具備戰鬥力的不足一千匹，這直接削弱了明軍的戰鬥力，僅僅一年後李自成的大順軍攻克北京，這時等待李自成的北京城已是一座被鼠疫肆虐的“死城”。

與此同時地方上的情況也絲毫不比京城樂觀：根據當時的地方誌記載稱“崇禎14年始大名府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京師大疫，天津大疫。河南全省大疫，開封府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感染了鼠疫的人先是在胳膊下面和大腿之間長出一個很硬的大包，然後就開始吐血，吃什麼藥都沒有用，一直到身亡。一家人裡面只要有一個人感染了鼠疫，這家人基本上就會全部死去，甚至連一個收屍的人都沒有。各地到處都被死屍堆滿，而這些無人處理的屍體又成為了新的傳染源。甚至有找不到食物果腹的饑民開始吃這些屍體，毫無疑問這些行為都加劇了疫情的蔓延。當時的醫生用傳統的傷寒法醫治鼠疫卻始終難以見效，在這種情況下來自江蘇吳縣的吳有性研究出刺血法給病人治病取得了較為良好的效果。所謂刺血法其實就是放血療法，它是針刺方法的一種：它通過刺破人體特定部位的淺表血管，放出適量的血液，達到治療目的。當時這種放血治療法在歐洲也盛行，但它的辦法與中國的略有不同。後來吳有性根據自己治療鼠疫的經驗撰寫了《瘟疫論》一書，開我國傳染病學研究之先河。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在古代，鼠疫就是滅頂之災。可怕之處就在於鼠疫傳染性強，幾乎逢染必死。簡直就是死神來了。

明朝末年山海關以內各省全部人口大約是1億人口，而在萬曆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陝、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就北京來說，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生命，20萬人命赴黃泉。後來農民軍來了，如入無人之境。

有一種說法，就是明朝不是亡於農民軍，而是亡於鼠疫；農民軍不是亡於清軍，而是亡於鼠疫。

李自成進北京的時候，北京已經遭到了鼠疫的侵襲，明軍的戰鬥力大大下降。而進京40天后，李自成的百萬大軍戰鬥銳減。遇到清軍，不堪一擊。有關文獻記載崇禎 116年秋，鼠疫已出現在北京一帶，只因冬天氣溫低，鼠疫傳播緩慢。李自成軍於次年農曆三月進抵北京 （公曆為 4 月），3月間春暖花開，大規模的鼠疫爆發，崇禎的御林軍短時間內就失去了戰鬥力。李自成因此未遇大戰就佔領了北京。李自成大軍進京後也感染了“鼠疫”，戰鬥力大減 。李自成的敗兵同時成了鼠疫的傳播者（明朝文獻記“賊過處皆大疫載”），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戰鬥力，兵力再多也始終無法抵擋清軍的虎狼之師。

那麼，清軍為什麼沒有感染呢？歐洲人在研究14世紀的歐洲鼠疫時，從壁畫及文字中發現，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騎兵倖免於難。於是得出結論：鼠疫經跳蚤傳播，跳蚤討厭馬匹的氣味，所以騎兵沒有被鼠疫傳染！眾所周知，清兵主要由騎兵組成，騎兵因長期與馬匹接觸，身上帶有馬匹的氣味，跳蚤不會去光顧這些騎兵，所以清兵是不會傳染上鼠疫的。

在歐洲中世紀，也有過鼠疫。歐洲和中東的人口銳減，意味著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死亡。近代還有一場東北鼠疫，更多內容請看我寫過的文章：《滅頂之災|晚清鼠疫:一隻病旱獺,險些拉著東北陪葬》

20世紀初，時尚界流行穿皮草。旱獺皮經過處理可以媲美貂皮，肉又可以食用。捕到旱獺也不難。世界市場太需要旱獺皮了，從1907年到1910年，旱獺皮的價格飆升3倍，滿洲里出口的旱獺皮從70萬張增長到250萬張。俄國人見有利可圖，即私募華工，四處獵獺。

關於東北鼠疫的第一個記錄是這樣的：一個來自山東的王姓勞工，打死了一隻生病旱獺，就地剝皮而食，回到客棧後感覺頭昏、咯血，不久即死去。當然，也有人說，勞工並沒有吃掉旱獺，只是誤捕到生病旱獺。

滅頂之災|晚清鼠疫:一隻病旱獺,險些拉著東北陪葬

不難想象，大批量的需求使得更多的人因為利益的驅使投入到獵獺工作。而這些捕獵者可能是外地來的農民，沒有什麼捕獵經驗。一隻病病殃殃、東倒西歪的旱獺當然比一隻生龍活虎、活蹦亂跳的旱獺更加容易捕捉。捕獵健康的“須費經營，器具須精，槍法須準”。而獵取病獺，“或用棍打，或用犬捕，垂手可獲”。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小利之中存在大患。一旦與步行蹣跚、腋窩腫脹的旱獺接觸，便會立即感染。如不接受及時治療，不但一人死亡，還會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形成不可收拾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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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旱獺得的是鼠疫。鼠疫是一種多嚴重的病呢？從1347至1353年，被稱為“黑死病”的瘟疫席捲整個歐洲，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黑死病，就是鼠疫。東北三省的鼠疫最初發生在黑龍江滿洲里，要是在更早的時候，荒涼的山谷和漫長的道路是有效的屏障，可以阻止疫病的快速傳播。然而，在1910年，隨著鐵路的修建，人們跨過難以逾越的荒野已經不是按照天，而是按照小時來計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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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時報》寫道：“其流行蔓延之速，於文明世界為五百年中所未見。”僅僅七旬之久，鼠疫已經流毒於整個東三省，1910年11月8日，傅家甸（今哈爾濱道外地區）發現鼠疫感染者。到了12月28日，當地因鼠疫死亡的人數高達185人。12月2日，長春首次出現感染者，很快波及奉天（今瀋陽），繼而傳播到大連，“東三省府廳州縣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處”，“計奉天二十八處，吉林二十三處，黑龍江十五處”。另外還波及鄰近東北的山東、直隸等省區。鼠疫在短短兩個月內即遍及白山黑水，進而“揮師入關”。

鼠疫有多嚴重呢？整個鼠疫流行期間，傅家甸有5693人死亡，這個數字是怎樣一個概念呢？假如每家有三口人，其中就有一個死掉。整個東三省，不管城市還是農村，全都人心惶惶。許多地方棺木銷售一空，人死了都沒有棺材可進，只能草草埋葬。1911年1月21日的《北華捷報》稱：“中國北方感受到極大的驚恐，政治和商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了。”在北京，“朝廷上下，朝夕戒備，如臨大敵。”就連深居內宮的隆裕太后也下令宮禁。整個京城人心惶惶，就連外國人也不例外，“旅華洋人聞之恐慌，各國人士皆畏與華人往來，北京東交民巷外交團區內，以限制華人入內。”1911年，“德國皇太子，本定來華訪皇室，以鬧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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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鼠疫的患者無一康復，“生死的狀況無與倫比的慘烈”。“患者從被感染到死亡，期間是2小時到2天；而受感染的病人外表看起來十分健康，喜歡到街上游蕩並宣稱自己無病”，而抬到醫院幾小時後就死亡。傳統的捕鼠、發放中藥等防治措施幾乎根本來不及發揮效力。一個男人從瀋陽回到村裡，生病而亡。家人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按照傳統習俗進行埋葬。過了幾天，全家7口人全部死去，僅僅剩下一名嬰兒在剛剛死去的母親身旁嚎啕大哭。鄰居們幫忙埋葬了屍體，然後動手拿走了屋裡的東西，衣服、被褥，甚至病人曾經坐過的墊子。隨後幾天，一個人接著一個人感染上鼠疫，除了一名70多歲的老年婦女和3名嬰兒，全村150人相繼死去……

為了防止更多的人感染，最好的辦法就是隔離。此時，不得不限制鐵路運輸了。民間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控制迅猛發展的疫情，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政府行為。

疫病本身就已令人頭疼，日俄卻趁機火上澆油。自鼠疫開始流行以後，日俄在各自控制區積極防疫的同時，不斷指責中國政府的無能。俄國當局不但以哈爾濱的主人自居，對中國人進出嚴格限制；而且威脅中國政府，如果疫情繼續發展，“將用軍隊保衛哈爾濱”。俄國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向德國外交代表主張，制止鼠疫的“唯一辦法是俄國在中國北部中心駐紮軍隊”。

日本人雖然沒有俄國人表現得那麼露骨，但是他們藉口保護僑民，在瀋陽設立防疫總局，在長春、鐵嶺、遼陽、安東、大連等地設立分局，處處表現出過分的“熱情”，以至於連美國公使都認為他們純屬“招搖過市”。日本人所辦的刊物公開宣稱：“中國忽視消滅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應該被解除他對滿洲的責任”。當時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人盡皆知，以至於有人議論，是日本人在井水裡下毒，傳播鼠疫。清潔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連工錢都漲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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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重壓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郵傳部聯合辦公，商議防疫辦法。攝政王、軍機處多次下令東三省總督、直隸總督等切實辦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中央政府還於1910年12月25日，在內廷召開特別的防疫會議，由守衛大臣、內務府、民政部、郵傳部、法部、陸軍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參加研究防疫對策。各級防疫機構開始設立。

中西醫聯合起來，各盡所能。“中醫用針炙，服牛黃、犀角涼血敗毒等藥，西醫用瀉鹽加非精班松咽松打、鴉片酒、安的排林、金雞納霜、白蘭地酒、毛地黃酒、馬前委精酒、信石水等藥。”在瀋陽的傳教士醫生傑克遜奮不顧身地投入抗擊鼠疫的戰鬥中，還沒來得及開始他長期的救人和傳教事業，以身殉職。他的同行克里斯蒂在寫給國內的信中寫道：“我們正在通過死亡的陰暗峽谷，就我們所能看到的事實而論，這條峽谷是漫長的。在我們取得徹底的勝利之前，可能還有很多日子。……他正準備為他的終身事業奮鬥11年，然而他在這裡的工作時間只有兩個月。人們可能會想，在工作開始之前，他就被帶走了。但說他的終身事業都濃縮進最後的十天，他的死是他的事業中最偉大的部分，應該更為正確。”

滅頂之災|晚清鼠疫:一隻病旱獺,險些拉著東北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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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德格爾·克里斯蒂記下總督錫良在英國領事館為傑克遜舉辦葬禮之時的演講——

“我們辜負了皇帝對我們的信任，倍覺慚愧：我們已經讓可怕的瘟疫蹂躪了神聖的首都盛京。在災難襲來的時候，大英帝國的國王陛下對每個國家都表現出同情，他的臣民，傑克遜醫生，被他君主的精神所感動，以一種救世主的襟懷，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世界，在我們國家需要而請求幫助的時候，他，豪爽地答應了。

當我們在瘟疫肆虐的地方戰鬥的時候，他毅然前來幫助；在垂死者的呻吟聲中，他掙扎著照顧那些罹難者。因勞累疲倦，瘟疫抓住了他，使其過早地永遠離開了我們。任何辦法都不能掩飾我們的憂傷，任何語言都沒法表達我們的悲痛。

啊！傑克遜醫生的在天之靈，我們代表滿洲2000萬人民懇求您代為求情，請上天結束這場瘟疫吧，那樣我們就可以重新享受天倫之樂，高枕無憂。在活著的時候，您是個勇敢的人，現在，您是一位尊貴的神靈。高貴的神靈，您為我們獻出自己的生命，而且一直在幫助我們，那麼就請永遠保佑我們吧！”

救人，就是和時間賽跑。醫生和警察一起參與到隔離工作中，甚至戴著罩上臉的頭盔，包起頭的帽子，戴著手套，仔細地進行檢查和消毒。新年過去了，雪積得很深。大雪給出行帶來了困難，阻止了人們走親訪友，反而有利於阻止疫病的傳播。“當鼠疫仍在肆虐的時候，中國政府採取了一個非常有戰略眼光的重大行動。1911年4月，他們邀請各主要國家的醫學專家在瀋陽召開次會議，討論預防此種傳染病應該選擇什麼方法，以及如果鼠疫捲土重來，又應該採用何種便捷的手段來檢測。先後有10個國家，33名代表應邀前來，其中絕大多數是俄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他們中間有數位知名人士，如加萊奧蒂教授（意大利）、札巴羅蒂尼教授（俄國）和北里柴三郎教授（日本）等。”

“在抗擊鼠疫的鬥爭中，各個城市張貼的佈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種佈告用最簡單的日常用語解釋了鼠疫的危險，鼠疫的傳播，以及應該採取的預防措施。”此外，一種稱為“鼠疫公告”的小型報紙每天發佈官方消息，講述鼠疫傳播的案例，也起到了很好的知識普及作用。

在經歷漫長的精神和肉體折磨之後，鼠疫終於結束了。參與抗擊鼠疫的傳教士醫生克里斯蒂蒼老了許多，這是他生命中最為黑暗的日子。而事實上，自從在瀋陽街道上出現第一個病人起，鼠疫僅僅持續了不到4個月時間。這次鼠疫的控制中，政府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各級專門化機構的設立、以警察為督導的防疫舉措，都是以往政府所未曾見採用。清末新政開始創立了現代衛生警察制度，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均比較不完善，而此次東北瘟疫使得這種衛生行政得以確立。現代防疫將社會個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置於國家控制之下。當然，人們對西方醫學知識和公共衛生的接受也因此更為普遍。

關鍵字: 明末 瘟疫 潼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