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為勇在實驗室。
檢驗科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團隊部分成員
晚上9點，是記者和劉為勇約定的採訪時間。
然而，直到深夜12點以後，他還沒有回覆微信。
劉為勇在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檢驗科，做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工作。
直到第二天下午，記者才等到他。
現在標本量特別大 連續工作21小時
媒體：你昨天工作了多長時間？
劉為勇：接近21個小時。現在標本量特別大，沒辦法。昨天一天檢測了大概100多例樣本。
媒體：一下子激增的嗎？
劉為勇：按安全角度，病原體檢測必須在P3實驗室做，而醫院一般只有P2實驗室。但疫控中心難以滿足這麼大量的檢測需求，所以中國疾控中心（CDC）在1月26日就把檢測權限下放到我們這種大型醫院。武漢大概有九家醫院獲得了檢測資質。樣本陽性的上報CDC，他們複核。
這樣做相當於為患者就診開闢一個快速通道。因為醫院很快就能出結果給醫生。
從1月26日起我們開始用商用試劑盒。陽性樣本的數量快速上升。
媒體：檢驗科的人手夠嗎？
劉為勇：現在感覺是不夠的。技師要有一定資質和從業經驗，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的。
我們還是以前那些人，大概十幾個。除了檢測以外，現在還要手動整理、上報大量患者信息，這個工作也非常花時間。
標本在我這裡就很安靜了，它又不會打噴嚏
媒體：這個工作會經常接觸到病原體，為什麼選擇這個工作？這一次疫情讓您心慌了嗎？
劉為勇：我畢業於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一直都在做病原體研究。樣本是在生物安全櫃裡面，而且在P2實驗室裡打開和處理的，只要小心處理，相對而言是比較安全的。
這一次我感覺也還好。因為我們作為醫務工作者，自己都怕了，退縮了，怎麼幫病人診斷、幫病人看病？
其次我們都有一定的科學素養，會理性對待和處理風險。
這個病毒雖然傳染性很強，但它主要是通過氣溶膠傳播，例如病人打噴嚏、採樣環節暴露等容易被感染。
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針對標本，標本在我這裡就很安靜了，它又不會打噴嚏。
真正危險的是在一線治療和救護的護士、醫生。請大家善待他們。
媒體：您現在的安全防護是什麼樣的？防護品夠用嗎？您覺得安心嗎？
劉為勇：我在P2實驗室，我們每個人是按P3等級進行個人防護。P3等級個人防護服穿上就不能上廁所，不能吃飯，不能喝水，一天要換至少三套。
防護品檢驗科裡暫時還夠用。
我對安全比較放心。不過畢竟按規定應該是P3實驗室做檢測，現在我們是在P2 實驗室做。有感染風險是不可否認的。
但是因為現在CDC檢測容量有限，我們義不容辭。而且，通過前期的檢測發現，在加強通風、紫外消毒、勤洗手以及加強個人防護等前提下，做這個病毒檢測還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會繼續做，絕不退縮。
熬3個通宵測出全基因組序列 我們的工作是一流的
媒體：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個疑似樣本的？
劉為勇：我這邊有記錄。我們一直在監測，也向國家CDC反映過。我們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號開始做的。我們在1月7日就獲得了這個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媒體：自己完成了測序？
劉為勇：我們是一個團隊，包括來自武漢大學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中南醫院的團隊、中山大學團隊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的科研人員。
因為疫情發生，我們大概4天就測出了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相關成果已經寫成文章，投給了國際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媒體：論文內容您能大概介紹一下嗎？
劉為勇：論文講的是我們針對兩個病例，採了標本之後，第一時間做了檢測。那時候是1月2日左右。當時高度懷疑是SARS，用某公司試劑盒測過後顯示陽性。
於是我們根據SARS病毒設計了6個引物，並在我們醫院檢驗科裡，利用病毒樣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是一種用於放大擴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學技術）。
6對引物裡面有一對可以工作。經過測序，我們發現這個病毒跟SARS差異很大，當時就懷疑是一個新的病毒了。
與此同時，我們也開展了二代測序，目的是為了拿到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這項工作主要是由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共同合作完成。
1月7日，我們獲得了這個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
我們的論文主要講了病毒的分類，構建了進化樹。我們發現這個病毒和已知6種冠狀病毒不一樣，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進化關係比較近。
媒體：得到這個結論時是什麼心情，有不好的預感嗎？
劉為勇：是有不好的預感，畢竟跟蝙蝠來源的SARS病毒親緣關係較近。考慮到SARS曾經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們第一時間就把結果向中國CDC進行了書面彙報。
媒體：你們的團隊是怎麼合作的？
劉為勇：我平時臨床檢測任務較多，做研究是在五點下班之後，我幾乎每天都會去武漢大學那邊，在我原來的合作導師那邊做課題。
疫情發生後，我們又和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的其他老師一起攻關。
我們基本上熬了三個通宵，在第一時間把基因組序列搞出來，因為平時就是這種工作狀態，也沒有覺得特別辛苦。
媒體：為什麼能這麼快做出來基因組序列？
劉為勇：主要原因是我們國家的科技實力提高了；其次是我們團隊前期打下的工作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就是我們團結一致，不計個人得失，不考慮個人休息，放下一切個人想法，完全為了一個目標全力以赴，每個人都發揮極限、發揮個人實力。
我們這幾個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們做的事情，我覺得應該是在國內國際都屬於一流的成績。
另外，我們院領導、科主任，武大的領導，都很支持我們工作。
沒有商業試劑盒之前，7天之內自己研發出試劑盒
媒體：你們現在用的哪個廠家的試劑盒？
劉為勇：我現在用兩家企業贈送的商用試劑盒同時做對比檢測，由於法律法規要求，我自己提前研發的檢測方法暫不能用於此次疫情的檢測。不過這兩個商用試劑盒的檢出率有差別。
媒體：你自己研發了新病毒的測試方法？
劉為勇：拿到全基因組序列以後，我就開始著手研發試劑盒。科室領導在研發方面給了我更多時間。
這個檢測方法用的是分子診斷技術。我們把熒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測序這兩個方法結合起來，用於篩查病毒。這也是金標準之一。而這幾項技術和設備我們實驗室都有，所以可以實現。
具體過程是，先用熒光定量PCR進行廣譜性初篩，再對其中的陽性標本做普通PCR加測序。
這裡面用到的探針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設計的，這個方法學我已經建立得很成熟了。
大概是6天左右，也就是1月13日，我就把這個檢測方法建立起來了。後來，19日我提交了專利申請。
媒體：您開始做這個試劑盒的時候，有沒有信心一定能做出來？
劉為勇：還是蠻有信心的，因為我已經累積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體試劑盒研發經驗。
我們曾經研發了很多臨床用的檢測試劑盒，覆蓋細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蟲，大概有30多種試劑盒。在投入臨床使用前，我們也會認真進行各種性能評估。這些試劑盒在我們醫院已提供臨床診斷服務近萬人次。
不過根據政策規定，這些試劑盒不能用來盈利和推廣，僅限醫院內部使用。
媒體：你的測試方法好用嗎？
劉為勇：我大概設計了五六對引物和探針，其中有一對性能最好。因為樣本比較珍貴，數量並不多，所以我們大概用了十幾份陽性樣本，包括大便、血、尿樣本來驗證。
結果準確率達到100%。靈敏度很高，特異性非常高，不會被別的病毒干擾。
大概從1月13日以後，我們開始用我的方法，對收到的樣本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的篩查。
做這個篩查主要是為了在疫情爆發的早期，醫院心裡有個底。這個工作是我們醫院自己做的，是出於社會責任感，實際上患者沒有要求，CDC也沒有要求。
早期篩查非常有利於疾病的防控，我們也將早期篩查結果報告給了CDC。
一個醫生一天看1000多個就診者 這是“醫療擠兌”
媒體：外界覺得現在診斷的速度有點慢。你怎麼看？
劉為勇：這有點像謠言傳播出去後的恐慌階段。打個比方，謠言說銀行要破產了，那麼所有客戶全部湧去銀行取錢。
現在有謠言說新型冠狀病毒這個病很嚴重，得了就會死。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感冒、發燒都會往大醫院擠。但不論哪個城市的醫療資源都是有限的。
我們把這種情況叫做“醫療擠兌”。
門診的高峰期，一個醫生一天要看1000多個就診者，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其實看一天也看不完。
我聽說門診採血的護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時，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著了，那個桌子是很髒的，說明她確實累得受不了。
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醫院還會造成更多的人際傳播。
地鐵、公交也是疾病傳播的重要場所。後來武漢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鐵系統運行，這是很明智的。
現在已經把大量就診者疏散出去了。因為武漢市實行了分級診療。這樣是合理的。患者也不會那麼恐慌。
回到家孩子要抱抱，有時忍不住還是會抱一下
媒體：你這幾天回過家嗎？
劉為勇：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一個是怕傳染給家人；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臨床工作之餘，我還想去研究下這個病毒相關規律和臨床現象。
因為工作比較特殊，我們都會自我檢查，目前為止從事這個病毒檢測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因為這個工作而感染。
我有兩個孩子，一個7歲，一個1歲半。我平時陪伴他們的時間很少，主要是我岳父岳母和我愛人在照顧他們，他們辛苦了。
有時候小孩子過來要我抱一下，還是忍不住抱抱，心裡清楚還是應該隔離一下，但忍不住。
媒體：家人對你做這個工作擔心嗎？
劉為勇：肯定擔心，我母親要求我有空就給她打電話報個平安。
媒體：你的同事們情況怎麼樣？
劉為勇：都在加班加點，過年幾乎都沒怎麼休息，很多同事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點，大家沒有任何怨言，也為自己能參與到一線工作而感到驕傲和自豪。
我們有一個群，每天也會在群裡溝通交流。
其實，中青年和兒童感染這個病毒大都不會太嚴重，大部分會自愈，少部分進行對症治療後也會痊癒。65歲以上老年人感染這種病之後，進展到重症肺炎的風險比較大。我覺得這些情況應該讓公眾詳細瞭解，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我也想請大家給予政府、疾病防控部門和醫療機構足夠的信任和耐心，也請配合他們的統一部署和安排，眾志成城，共克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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