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文物的专史
最古的文物史，要算《史记》的八书。《史记》于本纪列传之外，另作《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书。后来班固作《汉书》，改称为志，不以人为主，而以某制度或某事物为主。凡所叙述，皆当代的文物典章。自太史公创此例后，后代历史，除小者外，如二十四史，皆同此例。而杜佑所作《通典》，纯以制度为主，上起三代，下至隋唐，一一加以考核。马端临仿其体裁作《文献通考》，范围更大，蕴义更博。《通典》所述，限于一代朝制；《通考》所述，则于朝制之外，兼及社会状况。此种著作，中国从前颇为发达，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物的历史。
《通典》《通考》可谓各种制度的总史，不是各种制度的专史。在杜佑、马端临那个时候，有《通典》《通考》一类著作，便已满足了。此刻学问分科，日趋精密，我们却要分别部居，一门一门的作去。一个人要作经济史，同时又要作学术史，目录学，一定做不出有价值的著述来。要作经济史，顶好就专门研究经济。要作学术史，顶好就专门研究学术。要治目录学，顶好就研究《艺文志》《经籍志》等。不惟分大类而已，还要分小类。即如研究经济史，可以看历代食货志。食货中包含财政及经济两大部分，财政经济又各有若干的细目。我们不妨各摘其一项，分担研究，愈分得细愈好。既分担这一项，便须上下千古，贯彻融通。例如专研究食货中的财政的，在财政中又专研究租税，在租税中又专研究关税；那末中国外国及关于关税的资料都要把它搜集起来，看关税如何起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关税不平等的原因事实影响如何，乃至现在的关税会议如何召集，如何进行，关税自主的要求如何运动，一一记载，解释明白。这种的工作，比泛泛然作《通典》《通考》要切实得多，有意思得多，有价值得多。因为整部的文物，很笼统，很含混，无从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所以我主张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个大纲，如经济文艺学术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条；再于每条之下，分为若干类，如经济之分为财政租税，文艺之分为文学美术，学术之分为经史，民族之分为原始迁徙同化，宗教之分为道佛等。择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个时候作一类，或者一个人作一类。久而久之，积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难完全畅晓了。
丁、地方的专史
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最古的方志要算《华阳国志》了。以后方志愈演愈多，省有省志，县有县志。近代大史家章实斋把方志看得极重；他的著作，研究正史的与研究方志的各得其半。
方志，从前人不认为史；自经章氏提倡后，地位才逐渐增高。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前人作史，专以中央政府为中心，只有几个分裂时代以各国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过几个；三国有三个，十六国有十六个，究未能平均分配。研究中国史，实际上不应如此。普通所谓某个时代到某个程度，乃指都会言之；全国十之七八全不是那样一回事。我们试看分述研究的必要。比如一向称为本部十八省的云南，在三国以前，与中国完全无关；自诸葛渡泸以后，这才发生交涉。然而云南向来的发展，仍不与全部历史的发展相同。唐时的南诏，宋时的大理，都是半独立的国家。清初吴三桂据云南，亦取半独立的态度。三藩之乱既平，设置巡抚，始与本部关系较密。然民国十五年来，云南直接受中央辖制者不过二三年，其余诸年仍然各自为政。自古及今，云南自身如何发展；中原发达的时候，云南又受何等影响，有何种变化，这都是应当划分出来，单独研究的事情。
又如广东，是次偏的省份，其文化的发达，亦不与中原同。自明以前，广东的人物及事实，不能影响到中原的历史，亦于中原的历史上没有相当的地位。再如安南、朝鲜，现在不属中国，然与中国历史关系很深。安南作中国郡县较广东为早，在黎氏莫氏独立尚未终了时，欧人东来，遂被割去。若云南当南诏、大理或吴三桂独立未终时，外人适来，恐亦将被割去啊。所以我们对于安南、朝鲜这一类地方，也应当特别研究，不能因为现在已经失掉而置之不理。
上面所说的，还是边远省份。说近一点，如中原几省，最初居住的是什么人？河南、山东如何变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后经匈奴、东胡民族的蹂躏，又起了多大变化？这些都是应当特别研究的事情。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普通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过政治中心的状况，不是全国一致的状况。所以有作分地的专史之必要。广博点分，可以分为几大区，每区之中，看他发达的次第；精细点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
戊、断代的专史
在整部历史中，可以划分为若干时代，如两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中，可以又划分为若干部分，如人的、事的、文物的、地方的。含着若干部分，成为一个时代；含着若干时代，成为一部总史。总史横集前述四种材料，纵集上下几千年的时间。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时代的专史就是从前所谓断代为史，起自班固，后世因之，少所更改。不过旧时的断代，以一姓兴亡作标准，殊不合宜。历史含继续性，本不可分。
为研究便利起见，挑出几样重大的变迁，作为根据勉强分期，尚还可以。若不根据重大变迁，而根据一姓兴亡，那便毫无意义了。皇帝尽管常换，而社会变迁什微，虽属几代，仍当合为一个时期。皇帝尽管不换，而社会变迁极烈，虽属一代，仍当分为几个时期。比如南北朝，总共不过百六十七年，而南朝有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北魏、北齐、北周三代。若以一姓兴亡分，应当分为四个或三个时期了。然此百六十七年间，社会上实无多大变化。所以我们仍当作为一个时期研究。其次述五代，五代不过五十二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若以一姓兴亡分，应当分为五个时期；然此五十二年间，社会上亦没有多大变化，所以我们应当作为一个时期研究。
上面是说皇帝换姓而社会不变的。虽然是分，应当合拢来研究。又有皇帝姓氏不换而社会变迁剧烈的，虽然是合，应当分开来研究。比如有清一代，道咸而后，思想学术政治外交经济生活，无一不变。不特是清代历史的大变迁，并且是全部历史的大变迁。我们尽可以把道咸以前，划分为一个时期。道咸以后，另划为一个时期。不必拘于成例，以一姓兴亡作为标准，笼统含糊下去。果尔，一定有许多不便利的地方。
历史是不可分的，分期是勉强的。一方面不当太呆板，以一姓兴亡作根据，像从前一样；换一方面，又不当太笼统，粗枝大叶的，分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比较妥当一点的，还是划春秋为一个时期，战国为一个时期，两汉为一个时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一个时期，隋、唐为一个时期，宋、辽、金、元、明为一个时期，清分为两个时期。这种分法，全以社会变迁作标准。在一个时期当中，可以看出思想学术政治经济改换的大势，比较容易下手，材料亦易搜集。不管时期的长短，横的方面，各种事实要把它弄清楚。时代的专史，为全通史的模型。专史做得好，通史就做得好，此种专史，亦可分每人担任一项，分别做去。
以上讲五种专史的概说，以下就要讲五种专史如何做法。按照现在这个次序，一种一种地讲去。同学中有兴趣的，或者有志作史家的，于五种之中，认定一项，自己搜集，自己研究，自己著述，试试看。果能聚得三五十个同志，埋头用功，只须十年工夫，可以把一部顶好的中国全史做出来。人数多，固然好；若不然，能得一半的同志，甚至于十个同志，亦可以把整部历史完全做出。我担任这门功课，就有这种野心。但是能否成功，那就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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