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長江網評論員 周劼
武漢是疫情防控的主戰場。近段時間來，人民子弟兵來了，外地醫療隊來了；青島的護目鏡來了，壽光的蔬菜來了……一時間，全國動員、八方馳援，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像一架馬力全開的機器，短時間內迅速向武漢集中。
凡有大事，必能集中力量；凡集中力量，必能辦成大事。我們不禁要問，這種國家意志是如何形成的？全國馳援武漢背後的制度邏輯又是怎樣的？
（圖為2月2日上午，空軍8架運輸機相繼從瀋陽、蘭州、廣州和南京飛抵武漢天河機場，馳援湖北抗擊疫情。 天河機場供圖）
智慧邏輯：後發工業化思維的結晶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表述，現在公認是由鄧小平明確提出的。1982年l0月14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
也有研究者指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想，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然成為治國理念的共識。他們認為這源於新中國獨特的工業化模式：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借鑑蘇聯模式，舉全國之力，重點推進科技和基礎設施領域的重要工程、項目，以迅速增強國家的工業化基礎和國家實力。
現在看來，中國工業化道路與其說是蘇聯模式，不如說是中國特色。新中國工業化之初，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作為農業國家，以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的條件，如何實現跨越發展，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
中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殖民而獲得發展資源，“一窮二白”是中國現實。這種現實逼迫中國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把有限的資本、技術等資源集中到辦好工業化這一國家“大事”上。
事情還有另一方面。一些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重大工程和重大項目，僅僅依靠某一地區或部門的力量是難以辦到的，必須舉全國之力，而這些真正的“大事”數量雖少，卻對全局發揮著關鍵作用。
“全國一盤棋”就是集中體制資源、集中民智民力，上下一心，不以局部利益損害整體，去爭取重大的勝利。它背後的邏輯是，不辦好大事，就不能辦好絕大多數小事，而不集中力量就一定辦不成大事。
後發國家、體制優勢，兩種客觀因素相結合，就可以看出“集中力量辦大事”背後的智慧乃是後發工業化思維的結晶，伴隨著中國特殊的工業化進程而產生，這種邏輯自然指向：運用國家力量迅速整合全社會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能有力推進各種建設進程。
中國的工業化實踐取得了許多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全世界獨一無二地建立起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無不驗證了這種邏輯的剛性，又使得“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集中力量辦大事”被不斷賦予新內涵，“辦大事”也從經濟、建設領域擴展到整個社會，延伸到了民生問題、治理問題，也成為解決各種非均衡發展問題的有效手段。
由此，舉辦奧運會、軍運會是大事，抗震救災、防控疫情當然也是大事。
決策邏輯：中國國家決策具有統一性、權威性
2008年春節，一場罕見雨雪冰凍災害席捲了中國大片地區，電網垮塌，道路堵塞，又恰逢春運期間廣大農民工要返鄉過年，各地災情十分嚴重。
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張國寶跟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儀到重災區江西等地視察，協調各地的電力供應，恢復垮塌的電網。各種事情雖然繁多，但都一一快速落實，心急如焚的張國寶終於放下心來，他感慨說：
雖然是在春節假期，但由於是支援災區，各級黨政領導和企業都十分熱情，從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
他特別寫了一首抗雨雪冰凍的“小詩”，其中有兩句：“令頒十省動員急，運籌八方調度忙”，可謂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高度概括。一連串眼花繚亂的人力財力物力的快速集中，核心就在於“令頒、動員、運籌、調度”八個字。
相對於將分散於全國的人力、物力向一箇中心聚集的數量上的“集中”，學界將“令頒十省（全國），運籌八方”視為另一種“集中”，機制上的集中。而這才是“集中”最關鍵的內涵。
這種“機制上集中”，研究者表述為：先由國家最高決策層確定國家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一個(些)目標，然後圍繞這個(些)目標，在全國範圍內調配人力、物力、精神等資源，以圖在某一確定的時間內實現之。
理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鑰匙在於，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形成了強化的“大同心圓”結構，一個能代表中國人民根本利益、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政治核心，使中國的國家決策具有統一性、權威性。因此，中國政府治理結構和決策體制，在政治動員、力量整合、政策推進等方面所具有的強大力量，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
這種國家治理邏輯不僅能降低資源配置的機會成本，也解決了現代化中國家向心力問題，還破解了西方極端偏私的個人價值觀的侷限。
文化邏輯：大一統的歷史與現實
中國自古就有中央政府牽頭“辦大事”的傳統，從大禹治水，到修長城，到開挖大運河，無不如此；中國自古也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賑災機制，官方主導開倉賑濟、減免賦稅等救助體系。而無論建設也好，賑濟也好，都是以“大一統”的局面為思想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忠、孝、誠、信、禮、義、廉、恥”等等，無不是大一統倫理精神的擴展，而現代語義下的“統一、集中、秩序和規範”，也是“大一統”精神的現代化轉化。
從這個角度說，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力量”，既包括財力、物力和人力，也包括人文精神力量，還包括國家的軟實力，文化、道德、形象和感召力等。
這種“力量”的認知，和“大一統”理念是有共同的文化基礎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共情和延續，既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又是中華民族治國理政智慧的濃縮。
現代條件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所需要的科學決策力、資源整合力、體制向心力、系統組織力、自上而下的動員力、社會認同感等等，又都是傳統“力量”所不具備的，而只有在新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機制之下，才具有可能性和現實性，發揮出制度“力量”的速度和氣魄，展現出重大危機狀態下的巨大價值。
自信邏輯：破解市場失靈的困境和守夜人陷阱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提倡“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後發工業化的必然選擇；而在市場經濟時代仍然提倡“集中力量辦大事”，部分原因在於，市場經濟雖能有效配置資源，但要時刻警惕它的失靈。
現代經濟發展證明，市場配置是有可能失靈乃至失敗的。所謂“消極國家”“有限政府”，在緊急條件下常常被證明失控、失序、失效。
同時，現代政治發展也證明，如果政府安於守夜人角色，放任資本逐利，一些公共利益部門有可能與資本合謀，損害大眾利益，背離社會公平正義。
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治理模式，作為一種超常規、動態化的公共利益調適器，能夠有效整合、調整不同的利益訴求，實現利益的再分配。
在災害面前，國家扮演“消極角色”還是“積極角色”，其效果截然不同。這次疫情防控中，全國馳援武漢，就充分見證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有效性，證明了應急狀態下“積極國家”的正當性。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國家制度的顯著優勢。有研究者指出，一個國家想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有條件的，“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中國式“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充分發揮創造性，衝破教條的束縛，以儘可能充分利用現有條件所能達到的效率空間的完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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