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話為我國絕大多數朝代的標準語言
中州音即河南話，屬於絕大多數朝代的官方語言（官方標準語言，）。在周代之前稱為雅言、雅音、通語、正音，到了宋代，稱“中原正音”，明清改稱“中原官話”，清代有時稱為國語。眾所周知，中原為為華夏文明的最早開發地，我國古今的建都地，用王國維的話說，除過堯（居住、都於河南之帝嚳之子）舜（居住、都於河南之顓頊之子）外，全在豫魯之東方地區，而絕大多數又以河南最多。而官方語言則以都市一帶的語言為官方語言。正是如此，“中原官話”“中州音韻”之名稱，至今還被語言學家所使用。
“雅言”是中國最早的通用語言，相當於現在的普通話。其音系為上古音系。所謂“雅言”，【唐】孔穎達《正文》解釋為：“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當代學者楊伯峻（原名楊德崇）注《論語·述而》曰：“雅言，當時中國所通行的語言。”當代學者劉師培《文章源始》：“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其自注：“儀徵阮氏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為中國人之稱，故‘雅言’即中國人之言。”《辭海》“雅言”條目稱：“古時稱‘共同語’同‘方言’對稱。”要知道，“雅言”即“夏言”古時，“雅”“夏”是互通的。《左傳》“公子雅”，《韓非子》作“公子夏”。《論語· 述而第七》：“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孔子詩論》“大雅”作“大夏”，“小雅”作“小夏”；孔子講學，他的三千弟子主要來自豫東與魯西，尤以豫東北為眾，據傳，孔子正是用洛陽雅言來講學的。《墨子》引也作“大夏”。尤其《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這些與“楚”“越”相對的“雅”“夏”，泛指以為中國曆代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一種共識：我國夏商周處於部落群立的“滿天星”時代，特別是在夏朝以前，我國處於部族、群落各自為政的“萬國時代”，“各自為政”，其語言有200多種之說，此時語言紛雜，互不溝通，難以交流。於是，有人認為，在夏代不可能出現雅言。【西漢】戴聖《禮記·王制》（《小戴禮記》、《小戴記》）就雲：“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到了秦代，官方開會還有語言不能交流的情況。正是如此，才有了秦始皇支持李斯統一語言文字的改革。有學者稱，目前在河南登封禹王城、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的夏代城址發掘中，雖然確實有很多帶有特定符號的器物出土，但基本上都是單個或很少幾個的符號，還未發現過類似於甲骨文那種成篇的文字。
其實，夏代沒有形成語言文字體系不可採信。但是，要承認，當時夏商的中心地帶無疑以河南中東部（及魯西南）為活動中心，夏代先祖是十分重視各地方言的統一的。應當說，夏代的主要語言主要發源於中原之河南，此時是出現了“雅言”的。
從夏族的世系傳承與創業上講，有史可考的是，夏代帝王除過堯（居住河南商丘、都於河南濮陽一帶的帝嚳之子）、舜（居住河南杞縣、都於河南濮陽的顓頊之後，今河南範縣人）短暫時期在晉南外，自鯀封於崇（今嵩山）因而稱“崇伯”、後又建陽城起，到其子啟正式稱帝，以至以後各代主要立都創業，基本上都在豫魯一帶，而最多的又在河南中東部。從黃帝世系表可知，其顓頊所在一支是：少典（公孫氏，居於具茨山，有熊國君，在今河南新鄭）－黃帝（中國科學院公佈的黃帝紀年1441年，以其建國之年為準）－昌意－顓頊（生於今河南杞縣高陽鎮，故號高陽氏；都於今河南濮陽）－鯀（封於崇，今洛陽一帶）－禹（建城於陽城，今登封郜城鎮）。其帝嚳一支是：黃帝（有熊氏）－玄囂（青陽）－蟜極－帝嚳（高辛，生於今商丘，都於今河南濮陽）－帝堯－虞均（商均，封於今河南虞城縣）。可見，這裡的語言文字等文化，也只能以河南為正宗派。
河南和魯西交界地的語言文字是“官方語言（雅言）”，是有著事實根據的。《論語》：孔子曰：“周因於殷，殷因於夏。”這說明夏商周3代語言文字等文化相襲。【西漢】伏生口述的28篇《尚書·多土》：“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說明在商代之前已經擁有了成冊的文獻，其語言也已基本定格。
故而，中國科學院專家認定，偃師二里頭文化為夏末商初的交匯時代遺址。而今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的甲骨文，已經證明有了語言文字體系。……中州話為我國絕大多數朝代的標準語言……此外還有存在不少疑問的文獻語言可以稱之為，特點是艱深古奧殷商甲骨文、銘文、《尚書》典誥誓命其各類己的“殷商古語”仍或是存在；語音：別於是區別其西周時期存在‘殷商古語’和‘文言’兩種形態語言，西周銘文、周原甲骨文、《尚書·周書》、《詩經》雅頌語言因襲‘殷商古語’，而《易經》、《國語》西周散文、《詩經》西周風詩、西周史官格言則採用相對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襲殷商文學語言，後者則是周人通過揚棄‘殷商古語’並提煉周人口語而形成的新形態的書面語言。……從總體上說，歷代文學語言都是春秋戰國“文言”的延伸。”周以前漢語的具體形式雖然難以考證，但其標準語是周朝時期標準語的前身，大體上是說得通的。週期的漢語標準語，一般認為就是《詩經》的語言，即洛陽雅言。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周代文字學的是商朝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學習的。史稱，古代最早的的雅言，有據可考的夏言。夏朝建都大多在河南洛陽及周邊地區，商朝建都地點也在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所以中國曆代雅言標準音的基礎應當就是在洛陽一帶，據推測古代的普通話是以古河洛語（今洛陽話）為標準音。周平王（前770年）建立東周，定都今河南洛陽，此時洛邑的語言就漸漸成為了整個東周時期雅言的基礎。
我國文學史上有兩次大的語言變革：一是自商周起至春秋戰國止，其文學語言由“殷商古語”變為‘文言’。二是在1917年新文學運動後，文學語言由“文言”變為“白話”。由此可以說，包括文學語言在內的華夏語言文字的起點，是在殷商時期。從現有史籍和文獻看，有據可考的最早的語言文字主要有三部分：即：安陽殷墟開掘的殷商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再就是《尚書·商書》和《詩經·商頌》。這些應是“殷商古語”的活化石。雖然它們之間的文體語言都有各自特色，但在語音、文字、詞彙、語法、修辭等方面，還是有著共同的形態特徵。東方殷商古音與西周方言語音，有其明顯的不同。不可否認，其文字尚處於漢字的草創階段，有些甲骨文和銘文字形還不夠統一，體現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須知，殷商王朝以後，商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就在今天黃河中下游地區，在當時自然就以安陽為中心的這一帶地區的方言為主。
從上述《論語》中孔子所說的“周因於殷，殷因於夏”中可知，夏商周3代語言文字的沿襲性。從從總體上說，是商代人文字語言的延伸和發展。西周周人雖然生活在關中平原，但他們的遠祖是商代宋地（今商丘）遷徙而來，周文王不僅是晚商的大臣，而且周文王的母親還是今河南駐馬店正陽縣人太妊。因此，周族人和商人之間的言語溝通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只是大的語言走向和原則，具體來說，並非是如出一轍、一模一樣，還是有所區別，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陽曾經頒佈了一系列的文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素稱難讀的《大誥》，當時西周王朝的全方位重心卻在東方，而周公當時用的卻是關中方言，一時間眾閣臣議論紛紛。後來，西周王朝還在東方洛邑建立了成周都城。又過了若干朝代，西周滅亡，東周成立。平王東遷以後，春秋戰國五六百年，天子之都在洛邑。這期間，天子肯定將關中的一些方言帶到了河南。顯然，周人的語言，是在關中方言的基礎之上，向中原地區靠攏、融合，原固有中原官話與故有的方言相結合，最終形成了雅言。顧頡剛先生曾經說，西周時期天子在宗周鎬京，但作為西周王朝的重心卻在東方，即：春秋時期在王城（洛陽市西工區），戰國時期在成周（今天洛陽城東，白馬寺的東邊）。雅言就是當時的標準語言，通行於整個華夏地區的上層與文化人當中（普通百姓仍多為當地方言）。這種說法是有據可考的。應當說，周代的“雅言”主要流行於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以《詩經》為例，其中的15國風，中原佔9個，佔到60%以上，共有109首詩篇，佔總數的70%以上。
夏代“雅言”以今河南方言特別是河洛方言為基礎，得到了今日現在的贊同。陳桐生（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商周文學語言的發展演變”負責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在《光明日報》（2018年3月15日第16版）載文《商周文學語言的因革及其啟示》，強調了：“殷商古語”變為“文言”的觀點，應當說，是有著一定的帶有一定的權威性的，是值得肯定的。汲紉軒（2014年前後）在多個媒體載文《尋覓鄞方言中夏代期間的文化遺韻——鄞言方言正字探索之路》，寫道，夏代語言現代史學家認為：我國殷商時期的人們，繼承與使用的是夏代時期的語言與文字，周朝又是向夏、商朝代學習的語言與文字，所以說夏、商、週三朝的文人所用的語言與文字都是夏朝時期的語言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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