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貝：一座羅馬城市的生與死》
內容簡介
英國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走上龐貝的街道，她像一位導遊一樣，帶領我們參觀了這座在羅馬帝國早期被維蘇威火山灰凍結在了時空中的城市。從房屋、職業、政府、食物和酒到性，以及洗浴、娛樂和宗教，由表及裡、層次分明地再現了當時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比爾德時刻都在提醒我們注意，“對於那裡的古代生活，我們同時既知之甚多又一無所知”；她用她掌握的證據為讀者創造了一個鮮活的龐貝，同時也打破了許多圍繞著龐貝生出的幻想和誤解，此外還為一些假說打開了新的空間。
瑪麗·比爾德，英國著名古典學家，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由於她對古典文明研究做出的長期貢獻， 2018 年受封爵士。她長期擔任《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古典學編輯，她的博客“一個劍橋教授的生活”廣受歡迎，並與英國廣播公司合作拍攝了多部與古羅馬和古代文明相關的紀錄片。主要著作：《羅馬宗教》（Religions of Rome, 1998）、《羅馬凱旋式》（The Roman Triumph, 2007）、《羅馬元老院與人民：一部古羅馬史》（SPQR: A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2015）。
譯者簡介
熊辰，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古典學博士研究生。
譯校者簡介
王晨，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譯作有《羅馬元老院與人民》《古典傳統》等。
書籍摘錄
引言（節選）
被打斷的人生
公元 79 年 8 月 25 日凌晨時分，龐貝城的浮石大雨終於緩和下來。這似乎是個出城尋條生路的好時機。在浮石傾盆而下、來勢最猛的時候，有 20 多個逃難者靠躲在城牆裡才逃過一劫。他們現在組成一支稀稀拉拉的隊伍，打算碰碰運氣從幾座東城門中的一座出城，希望能夠逃離火山噴發的覆及範圍。
幾個小時以前實際上已經有人嘗試過這條路線。一對夫婦在逃跑途中只帶了一把小小的鑰匙和一盞青銅油燈（見圖1）。無論這把鑰匙能打開哪把鎖—房屋的、寓所的、箱子的抑或保險櫃的，他們大概還是指望有一天能回到它們旁邊。這盞青銅油燈在黑暗長夜和沙塵碎石中顯然沒什麼用。不過，它在當時可是個昂貴又時髦的玩意兒，外形是一個非洲黑人的頭像—我們接下來在龐貝城中還會經常碰到這樣的（令我們）略微感到不適的創造力形式。但這對夫婦沒能成功逃離。 1907 年，人們在這對夫婦倒下的地方發現了他們，就在城外這條路兩邊的宏偉大墓中的一座附近，他們和許多人一樣，被浮石掩蓋。事實上，他們倒下的地方毗鄰一座紀念一位名為埃斯奎利婭·波拉（Aesquillia Polla）的女人的豪華墓冢，她是努米利烏斯·赫倫尼烏斯·凱爾蘇斯（Numerius Herennius Celsus）的妻子。大約 50 年前，年僅 22 歲的她就已去世了（我們仍能在石碑上識讀這個信息），無疑還不到她那富豪丈夫年紀的一半。凱爾蘇斯出身於龐貝城裡最顯赫的家族之一，曾在羅馬軍隊裡擔任長官，並兩度當選為龐貝城地方政府的最高長官。
這支隊伍決定冒險向同一方向逃離，這時浮石已經壘起幾英尺高了。 他們行進得緩慢而艱難。這批逃難者大多數都是年輕人，許多人什麼也沒帶，或許是因為沒什麼可帶的，也可能是因為來不及去取他們的貴重物品。有一個男人為了防身給自己配備了短劍，套著講究的劍鞘（ 他身邊還有一副劍鞘，不過是空的，劍可能弄丟了或者被借給了別人）。隊伍中的幾個婦女帶了不少東西。其中一個帶了一個坐在寶座上的命運女神（Fortuna）的銀質小雕像，以及一把金銀指環—其中一枚用鏈子拴了個小巧的銀質陽具，可能是一個護身符（我們在這本書裡還會經常見到這種物件）。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珍藏的小玩意兒：一個布袋中塞著一個銀質的醫藥箱、一具雕像的小巧底座（ 不過雕像遺失了）和幾把鑰匙；一個木質珠寶盒中裝著項鍊、耳環、銀湯匙和更多的鑰匙。他們也帶了各自能帶的現金。有些人只帶了些零碎小錢，有些人卻帶了自己家中的全部積蓄，或是店鋪收入。但這些其實也都不多。總之，整支隊伍攜帶的錢財加起來可能也就有 500 塞斯特斯——這在龐貝大概只夠買頭騾子。
這支隊伍中的一些人比前面那對夫婦走得更遠一些。差不多有 15 人到達了下一個大墓地，這是馬庫斯·奧貝留斯·菲爾慕斯（Marcus Obellius Firmus）的墓，位於道路前方約 20 米處。正是在這裡，這群人被我們今天所謂的維蘇威“ 火山碎屑湧浪”（pyroclastic surge）—這是一股高速移動的混合著各種氣體、火山灰和熔岩的致命燃燒物，所經之處無物生還—擊倒。屍體被發現時，上面散落著一些樹枝，有些人手裡甚至還緊緊攥著這些樹枝。也許手腳靈活些的人攀上了墓旁的大樹，在絕望中試圖自救；不過更有可能的情形是，那股湧浪不僅將逃難者置於死地，而且讓他們頭頂上的大樹也轟然倒地。
菲爾慕斯的墓冢卻走運得多。他也曾是龐貝的一名顯貴，數十年前就已去世，人們甚至都已經用他的墓碑兩側來做當地的留言板了。我們至今還能在那上面看到一些角鬥士表演的廣告，以及閒漢在碑側留下的塗鴉：“ 以撒（Issa）你好，哈比圖斯（Habitus）留”“ 歐卡蘇斯（Occasus）你好，斯蓋普希尼阿努斯（Scepsinianus）留”，諸如此類（ 哈比圖斯的朋友們於是用一副巨大的陰莖和睪丸來回復他，並留言“ 哈比圖斯你好，你五湖四海的朋友們留”）。再往上，菲爾慕斯正式的墓誌銘表示，他的葬禮是當地議會出資的，花費了5000 塞斯特斯—其他地方官員還另外籌集了1000 塞斯特斯的香火錢，並製作了“ 一枚盾牌”（ 可能是一面帶肖像的盾牌，這是典型的羅馬式紀念品）。換言之，這場葬禮的花銷遠比這群逃難者為了逃命所攜帶資金總和的 10 倍還要多。由此可見龐貝城裡的居民有貧有富。
我們還能追溯許多其他試圖逃難的故事。人們在各浮石層中總共發現了 400 多具屍體，而在如今已經固化的火山碎屑熔流中還有近 700 具—— 19 世紀時人們發明了一種高明的技術，能使其中許多死亡瞬間生動再現，人們將石膏填充進肉體和衣物分解後留下的空間，於是撩起的短袍、矇住的面龐以及受難者絕望的面容都得以一一重現（見圖2）。城市廣場旁的一條街道上有一支 4 人組成的隊伍，可能是試圖逃難的一家人。（ 石膏模型表明，）走在最前面的父親是個魁梧的男人，眉毛粗大而濃密。他用斗篷遮住自己的頭，抵擋那些墜落的火山灰和岩屑，他還隨身攜帶了一些金首飾（ 一枚普通指環和幾隻耳環）、幾把鑰匙以及約 400 塞斯特斯，這次的現金數量還算過得去。兩個年幼的女兒緊跟著他，母親則走在最後面。她束起裙衫以便行走，並在一個小袋子中裝了更多的家中的貴重物品：傳家寶（ 幾把湯匙、一對高腳杯、雕著命運女神像的圓形飾物和一面鏡子）和一個矮胖的小男孩雕像他裹著斗篷，斗篷下還露著一對光著的腳（ 見圖3）。這個雕像做工粗糙，但是用琥珀雕成的，想必是跨越了幾百公里，才從波羅的海地區最近的產地運至此地；其價值可想而知。
其他發現講述了其他的故事。一位醫師在逃跑時緊緊攥著自己的工具箱，當他穿過露天競技場旁邊的訓練場（palaestra，即一大片開闊的空地或訓練場地），試圖奔向南邊的一座城門時，卻不幸斃命於那股致命的湧浪；市中心一所豪宅的花園裡發現的那個奴隸因為腳踝上的鐵箍而行動受限；一個伊西斯女神的祭司（ 也可能是神廟裡的傭人）打包帶走了神廟裡值錢的東西逃命，還沒跑開 50 米就命喪黃泉了。當然，還有那位被發現死在角鬥士營房的一個房間裡的珠光寶氣的貴婦。在許多報道中，這一幕經常被當做展現羅馬上層婦女偏好角鬥士強健體魄的絕佳例證。表面看來，這一幕是其中一個女人在錯誤的時機和錯誤的地點被逮了個正著，讓通姦醜聞暴露於歷史的檢審之下。可實際的情形或許要清白得多。幾乎可以肯定，這位婦女根本不是在約會，而是在逃離城市時路況變得過於艱險的情況下躲進了營房。畢竟，假如她的確是在和情夫幽會，那她就得和其他 17 個人以及幾條狗共享這次約會—他們所有人（ 以及狗）的殘骸都在這個小房間裡。
在龐貝這座毀滅之城裡， 死屍向來都是最令人震撼的景象，且極具吸引力。在 18 至 19 世紀的早期發掘工作中，屍骨可以當著前來參觀的皇室成員與貴族的面恰巧被“ 發掘”出來（圖4）。感情豐富的旅客看到這些遺骨總是思緒萬千，這場災難曾是何等殘酷地折磨這些可憐的人啊，更不用提這整個感受在他們心中激起的對人類存在何其艱險和脆弱所做的更一般性的反思。英國詩人赫斯特·林奇·皮奧奇（Hester Lynch Piozzi）——在嫁給一名意大利音樂教師之後隨夫姓——於 1786 年參觀了一處遺址後，捕捉到（ 並順帶戲仿了一下）這種反應：“ 這幅景象會引發多麼可怕的想法啊！如此場景無疑會在明日再次上演，這種確定性令人毛骨悚然；今日的旁觀者，也許會成為下個世紀的旅客駐足觀賞的景觀，他們會把我們的屍骨錯認為那不勒斯人的屍骨，或許還會將其帶回他們的祖國。”
事實上，早期發掘工作中出土的最著名的一個物件，是一位女性的乳房的壓印， 18 世紀 70 年代在城牆外不遠處的一座大房屋（ 即所謂的迪奧梅德斯別墅［Villa of Diomedes］）裡出土。在用石膏製作完整屍身模型的技術趨於成熟差不多一個世紀前，這類固體殘骸使發掘者們得以看到死者、他們的衣服，甚至頭髮在冷卻後的火山熔岩上留下的完整形態。其中唯一被成功提取出來並保存完好的一部分就是那位女性的一隻乳房（ 的壓印），臨近的博物館一將其展出，很快就吸引來了許多遊客。接著，它也成了泰奧菲爾·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一篇著名短篇小說《阿里亞·瑪塞拉》（Arria Marcella, 1852）的靈感來源。它講述了一位年輕的法國人返回古城尋找（ 或者重塑）夢中情人的故事，自從在博物館裡見到了這隻乳房的壓印，他就深深為之著迷，於是在時空穿梭、一廂情願和幻想的共同作用下，他找到了他的夢中情人，也就是迪奧梅德斯別墅最後一批羅馬主人中的一個。然而遺憾的是，儘管這個壓印聞名遐邇，卻憑空消失了， 20 世紀 50 年代的一次大型搜索行動也未能尋到任何蛛絲馬跡。有觀點認為， 19 世紀那些好奇心強的科學家在對它做一系列破壞性測試時導致它破碎了：可以說是塵歸塵了。
龐貝死者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我們這個時代。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的詩歌《龐貝女孩》(“The Girl-Child of Pompei”）是借緊緊抓著自己母親的一個女孩的石膏模型（“ 彷彿當午後的天空垂下黑幕，你多麼想重新回到她的身體裡”）反思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一個佚名廣島女學生的命運，她們是人禍而非天災的受難者（“上天賜予我們的災難已然足夠，在指尖摁下前，請你停下來想一想”）。在 1953 年上映的羅伯託·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電影《意大利之旅》（Voyage to Italy）中（儘管票房慘淡，它還是被譽為“ 首部現代電影”），有兩具模型還扮演了小角色。愛人們緊緊相擁，死後依舊情意綿綿，這些維蘇威火山受難者令兩位現代遊客（ 英格麗·鮑曼［Ingrid Bergman］和喬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飾演，當時鮑曼與羅西里尼還處於一段坎坷的婚姻之中）極度不安，提醒了他們彼此的關係已經變得多麼疏遠和了無生氣。不過，以這種方式保存下來的並非只有人類受難者。其中最著名且令人動容的，是一個富裕的漂洗工（ 洗衣工兼布工）家的一隻看門狗的模型，它被拴在原地，臨死還在拼命地掙脫鎖鏈。
這些模型必定由於人們的窺淫癖、憐憫和殘忍的獵奇慾望而顯得更有吸引力。就連最務實的考古學家也極力渲染他們臨死前的痛苦掙扎，抑或火山岩流對人類肉體造成的破壞（“ 他們的大腦會沸騰……”）。有些模型仍在其發掘之地附近展出，它們會對前來這些遺址參觀的遊客產生一種效應，類似於“ 埃及木乃伊效應”：小孩將鼻子湊近玻璃櫥窗，發出驚恐的尖叫，而大人則躲在相機後—儘管如此，他們對這些屍骨懷有一種同樣冷酷的迷戀，這一點終歸難以掩飾。
但在這其中並非只有殘忍的一面。無論這些受難者是否被石膏完整重塑，他們之所以如此令人震撼，也是因為他們能讓我們覺得可以藉此與古代世界直接接觸，能讓我們從中重構人類的故事，重構跨越千年我們仍能感同身受的有血有肉的人做出的選擇、決定和懷抱的希望。即使不是考古學家，我們也不難想象，僅僅攜帶著少數家當背井離鄉會是怎樣的光景。對於那位帶著活計逃難的醫生，我們深表同情，甚至能體會到那些帶不走的東西留給他的遺憾。我們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懷著樂觀情緒把大門鑰匙塞進口袋的人們，雖然最終希望落空。當我們知道那個醜陋的小琥珀雕像也被珍愛它的主人永遠離開家門前塞進行囊時，甚至這尊雕像也承載了特別的意義。
現代科學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個人的故事。與前人相比，我們能從這些現存的屍骨中提取出各種更豐富的個人信息：例如，我們能通過童年疾病和斷骨的跡象相對容易地測量出人群的身高與身材（ 古代龐貝人比現代那不勒斯人稍微高一點，幾無差別）， DNA 和其他生物技術甚至可以開始被用來分析家庭關係與種族源流。一些考古學家可能在使用這些證據時過分發揮，例如，聲稱某個少年的骨骼生長特徵表明，他在不長的一生中大半輩子都是個漁夫，而他口腔中右半邊牙齒的磨損則是因為咬魚線所致。不過除此之外，大多數推斷還是有更堅實的憑證的。
例如，人們在一座大房屋的兩間裡屋裡發現了 12 具屍體，據推測可能是房主人和他的家人及奴隸的。在這 6 個小孩與 6 個成人中，有一個將近 20 歲的女孩去世時還懷有 9 個月的身孕，胎兒的屍骨尚在腹中。可能正是因為產期將近，他們才選擇躲在房子內，以期出現轉機，而沒有冒險倉皇出逃。自從這些屍骨在 1975 年被發現以來，人們並沒有悉心保存。（近來一位科學家報道“［其中一個頭骨］下顎上的前臼齒被錯誤地補進了上顎中間門牙的空缺處”，但這一事實並不能證明古代牙醫的昏庸只能證明現代修復工作做得很粗糙。）雖則如此，把現有的各條線索—受難者的相對年齡、年輕孕婦身上的珍貴珠寶，以及她和一個 9 歲男孩同樣患有輕微的遺傳性脊柱疾病—拼湊起來，我們就能開始建構在這座房屋裡生活的這個家庭的圖景。年邁的夫婦很有可能是這座房屋的主人，丈夫 60 多歲，而 50 歲左右的妻子骸骨上有關節炎留下的明顯跡象，他們應該是年輕孕婦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從穿戴珠寶的數量推測，我們可以確定該孕婦並非奴隸，而從其患有的脊柱問題來看，她與這個家族有血緣關係，而非嫁進來的媳婦——那個 9 歲的男孩就是她弟弟。若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她和丈夫要麼是和這家人住在一起，要麼是為了生孩子而搬回孃家，或者乾脆是碰巧在這個災難日來訪。她丈夫大概 20 多歲，屍骨的情況表明他的腦袋明顯畸形且病態地向右偏斜。其他成人中有一個 60 多歲的老人和一個 30 歲上下的女人，既可能是親屬，也可能是奴隸。
無論他們的牙齒是否被重新黏上，對其加以仔細觀察都會發現更多的細節。他們大多數牙釉質上有環狀凹陷，這是由於童年時期感染病反覆發作所導致的—這很好地提醒了我們古代羅馬嬰兒的生存狀況非常危險，半數都會在 10 歲之前死去。（ 不過好在一旦撐過了 10 歲，就有希望再活 40 年，或者更久。）他們有非常明顯的蛀牙，儘管仍然低於現代西方平均蛀牙程度，但已經足夠表明他們的日常飲食中包含大量糖分和澱粉。在成年人中，只有年輕孕婦的丈夫沒有蛀牙。但是根據牙齒狀況判斷，他有氟化物中毒的跡象，可能是因為他是在龐貝城外某個天然氟化物超標的地方長大的。最令人震驚的是，包括孩子在內的每一具屍骨都有大塊的牙垢，其中一些有幾毫米長。原因顯而易見。儘管那時可能已經有牙籤，甚至出現了用來光潔和美白牙齒的某種巧妙的混合製劑（在一本關於藥理配方的著作中，皇帝克勞狄烏斯［Claudius］的私人醫生記錄了一種據說讓皇后梅薩利娜［Messalina］露出了甜美笑容的混合物：配方里有燒製的鹿角、松香與岩鹽），但這個時代還沒有牙刷。當時的龐貝必定是個口氣瀰漫的城市。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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