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力圖通過對每一場災害發生髮展的成因、過程、後果以及災害的頻率及相互間的聯繫等方面的分析，以豐富翔實的歷史資料，特別是查閱了清宮檔案等相關資料，來努力探索我國近代災害的規律。是我們研究和預防災害發生的必備參考書。
李文海教授，1932年2月28日出生於江蘇無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曾任國家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曾先後擔任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清史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校長等職。曾任黨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黨的第十四屆中紀委委員，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史學會會長，教育部全國高校歷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以及義和團研究會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等職。
部分選摘：
長夜盡頭是黎明。
當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加諸中國人民的滅絕人性的摧殘已經登峰造極的時候，當國民政府腐敗不堪、暮靄沉沉的政治氣息瀰漫充塞於大後方各地的時候，當前所未有的特大天災隨之而起、鋪天蓋地般地撲向黃河兩岸而任情肆虐的時候，1942年與1943年，這近世中國百年長河中的短短兩年，堪稱最黑暗的歷史之頁。
然而，就在這種曠世未聞的重重苦難之中，一股來自社會底層的偉力迸發了出來，磅礴激盪於中國北方的一隅邊區，中流砥柱般地遏制住了大自然的暴虐，並從此拓開了一片廣闊的新世界。
當週邊地區的荒情不斷加劇時，整個邊區的形勢卻逐漸好轉，原本逃往外地的災民，大多陸續返回家園，就是敵佔區及黃河以南的國統區的災民也大批地奔向邊區，據統計僅晉冀魯豫的太行、太嶽二區，外來災民即達25萬人，大約相當於全邊區所有災民的1/6。之所以如此，按照這些逃荒者的話來說，就是因為“根據地是另一個新世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中國歷史上，具體地說是中國災荒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蹟。而這一奇蹟的創造者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主政府及其領導下的數百萬邊區軍民。
且以晉冀魯豫邊區為例：
早在1942年10月份嚴重的災荒初現端倪之時，邊區各地便緊急動員起來，相繼轉到救災工作的軌道。而救災的第一步就是減免災區的負擔，並撥糧撥款賑濟災民。
太行區在1942年秋收季節，一次即給五、六專區減免公糧四萬五千石，隨後兩年中，又減免公糧十四萬零五百石，總計1943年全區的公糧負擔比上年減少了近1/5，太嶽區同期則減少了1/3，冀南區則減少了2/3。政府直接用於賑濟的糧款，就當時邊區的財政收支狀況而論，數目頗巨。換言之即兩年中人民的負擔有21%都用於直接的賑濟了。
與此同時，一場以節約、互助為核心的社會互濟運動也在抗日政府的倡導之下，在邊區各地、各階層中廣泛開展起來。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以及工廠、學校、報館、書店、劇團、商店等各單位人員紛紛響應號召，節衣縮食救濟災民。
在太行區，每人每天節省口糧二兩、一兩或五錢，多寡不等，時間少則兩個月，多則八個月。為了進一步地節約口糧，部隊機關還發起採野菜運動，大批採集野菜樹葉作為代食品。1943年秋天，僅太行部隊採集的野菜，就在一百萬斤以上，太嶽部隊從1943年後半年到1944年春，節約救災的小米，共達十萬零六千七百九十七斤。
為了激發人民群眾的互助友愛精神，邊區政府還組織募捐團或救災公演，發起廣泛的募捐活動，在災區，提倡“急公好義，仗義疏財，富濟貧，有濟無，親戚相助，鄰里互濟”；在非災區，則提出“一把米能救活一家人，一斗糠窮不了一家”的口號，呼籲人們“打破地域的本位主義及落後的封建思想，關懷災區同胞”。
為了妥善安置來自敵佔區游擊區及國統區的災民，邊區政府一面在交通要道上設置招待站，供應過往災民的食宿，一面又命令各縣按當地居民3%的標準進行安插使其享受應有的公民權利，同時發動舊戶“準備歡迎會，物色住地，預備糧食”，“借給傢俱、耕具，以安災民遷徙心理”。據報道，當時“逃向太嶽區20萬的，逃向太行區5萬的外來災民，都找到了他們的家”。
邊區的生產方式原本就是十分落後的小農經濟，經過頻繁的敵禍，連續的天災，已經飽受摧殘而衰敗不堪，負擔能力極其有限；而為了維護根據地的生存，又必須保證龐大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軍事開支，才能夠和強大的敵人展開殊死搏鬥，這勢必又限制了政府的救濟力量和賑災規模；何況單純的救濟極易導致災民的依賴心理，從而放鬆自己應有的救災努力，一旦賑濟乏力，外援不繼，必然陷入怨天尤人、頹廢失望的情緒之中，最終迴向聽天由命，坐以待斃的舊局面。
因此，只有發動群眾，自己動手，把救災工作納入由“政府領導的根據地全體的生產自救運動”的軌道，才能充實救災的物質基礎，“以現有的財富，滋生更多的財富，以戰勝當前的災荒，災荒一過，便會很快地恢復社會經濟，做到有吃有穿”。
基於這樣的認識，邊區政府在救災過程中逐步地把救災與生產結合起來，並從1943年以後，“徹頭徹尾地把救濟工作貫串了生產精神”，“使救災運動和群眾自己的渡荒運動和生產運動結合起來，成為一個大的生產渡荒運動”。
這種生產救災運動遍及農村生產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農業生產。為了恢復和擴大種植面積，彌補旱災造成的損失，黨和政府大力領導農民，打井挖池、修河築堤、擔水澆苗、突擊搶種、改種、補種，力求“不荒一畝地，不空一莖苗”。
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太行區僅在漳河兩岸就修築了十幾條大堤，開出灘地一萬餘畝，同時新建了二十六里長的涉縣漳南大渠和二十二里長的黎城漳北大渠，共增加水田面積六千七百八十三畝，成為太行山上空前未有的水利工程。
1943年秋初落雨時節，經全區人民突擊補種的蕎麥、蘿蔔、蔓青、芋等蔬菜雜糧，秋後大豐收，成為各地渡過災荒的一個重要環節。同年秋末的雨水之中，邊區的種麥面積也空前地擴大了。第二年小麥豐收基本上解決了根據地的軍需民食問題。
在救災生產中，邊區政府還大力扶持農村副業和手工業，諸如運輸、紡織、造紙、煤窯、磨坊、榨油等等行業都在災荒時期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特別是運輸和紡織業，規模尤巨。從1942年10月到1943年5 月底，太行區災民共賺運輸費合小米三千五百石，按腳伕每日一斤米計，可解決五萬三千人三個月的食用。
在邊區政府大量貸款貸糧的推動之下，紡織事業也蓬勃興起，並迅速形成群眾性的婦女紡織運動，原有紡織傳統的冀南農村，紡織事業進一步發展，紡織業素不發達的太行太嶽區也到處響起了“唧唧復唧唧”的紡紗織布聲。
到1944年4月底，全區參加紡織的婦女達二十多萬，紡織收入共計三百四十萬斤小米。這不僅使數十萬災民緩解了飢餓的威脅，還激發了婦女的勞動熱情，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同時還解決了邊區軍民的衣著問題，打破了敵人的封鎖。
由於敵禍天災的連續打擊，邊區農村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嚴重匱乏，僅僅依靠單個的家庭分散地從事生產救災活動顯然困難重重。因此在邊區政府的積極倡導和人民群眾的自發要求之下，互助合作事業迅猛發展，生產救災運動最終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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