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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我國曆史上是第一個少數民族統治中原地區的民族，它的一大重要的貢獻就是修了宋、金、遼三史，促進了華夏文化、文明得以更好的繼承和發揚。元朝修史用的語言應該是漢語。
我們從元朝統治中原的一系列政策、發展和變化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元朝的國號年號展示著漢文化的博大精深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府即位為蒙古大汗，建立了年號為“中統元年”。這是蒙古自成吉思汗開國以來首次仿照中原文化使用年號。
1264年，忽必烈定都於燕京後，當年將“中統五年”改為“至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年號“至元”出自《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1272年，忽必烈成為元朝的首位皇帝后，命國號“大元”，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並將建設中的“中都”更名為“大都”，大都的麗正門、文明門、安貞門等城門命名都出自《易經》。
從這些措施和行動上，至少說明皇帝已經開始由草原遊牧文化逐步接受中原漢文化。
二、元朝的國家治理在中原王朝制度的基礎上得到完善
元朝建立後，在國家統治體制上借鑑金代制度，在以“藩邸舊臣”為核心的中原有知識有文化人員的參議下推行“漢法”，在華北確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制統治體系以及相應的各種典章制度。尤其是年號的創立設置，為建立和實行統一的元朝統治制度開了好頭、奠定了基礎。在統治體系建設中，元朝既沿襲和採納了金代制度，又適當保留了一部分蒙古舊制，還在前朝的基礎上創新刑罰體系和政教合一體系等制度、典章。
三、元朝朝廷始終克服阻力推行和實行漢化政策
1251年，蒙哥即位蒙古大汗，命忽必烈治漠南漢地。忽必烈深知，要征服和統治廣袤的漢人地區，僅靠蒙古人橫衝直闖、打打殺殺那一套辦法是行不通的，必須重用、起用一批有才智的漢人，特別是漢人生活地區和治理地區，要重用漢人，實行漢制。
元朝統一後，忽必烈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積極實行漢化政策。因中原地區科技、文化等領域遠比遊牧民族發達、先進，華夏文明遠遠超前遊牧民族，從客觀和主觀上也促使遊牧民族吸納、接受漢文明，雖然不是全部。
四、元朝修史所處階段為使用漢語提供了客觀條件
1343年（元順帝至正三年），對元朝來說已經處在王朝的中後期，正值盛世。朝廷正式開始著手修前朝史。脫脫帖木兒任修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巖等任總裁官。妥妥帖木兒，自幼成長在伯父家，而伯父伯顏又為元朝大臣。一是妥妥帖木兒長大後就學於名儒吳直方，從少年開始就接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對華夏文化、華夏文明掌握及深。二是修史人員中絕大多數是漢族成員，用漢語修史，可以減少許多錯誤，利於編撰。三是編撰的內容是前朝，前朝的歷史文化多是以漢族文明為主，以漢字形式記載，節約人力、財力和時間。四是修史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記得住鄉愁，以史為鑑，傳承歷史，弘揚文明，讓大多數人能看得懂是修史最基本的原則。而且漢族人口占絕大優勢，用漢語寫出的史料才傳播廣遠、穿透力強、歷史影響大、社會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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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在1271年由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忽必烈曾下令修史，但由於國家未穩，並未實施，到了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遼史》《金史》《宋史》三史，三史均為漢文版本。
元朝當時蒙古語和漢語併為官方語言，元朝修史意味著，元朝統治階級承認自己是中華歷史長河中的一員，承認自己繼承於前朝，因此同時編修了遼、金、宋三國史書。由於漢文在編書上優越於蒙文，在編史館中漢人又居多，加上經歷了仁宗英宗兩朝漢化運動後，最終三史成書是漢文的版本。
另外在參與修纂三史的人之中，元朝蒙古族重臣阿魯圖名為總裁官，但他不識漢字，因而實際並沒有參與編修，只在財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給予了很大支持，也說明了，三史在當時編撰過程中，採用的是漢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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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3年元順帝至正三年，正式設局修史。元代所修《遼史》、《宋史》、《金史》，列入我國官修二十四史之中。元順帝令脫脫任三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為《遼史》總裁官；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為《金史》、《宋史》總裁官。至正三年四月開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時間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遼史》所依據主要是耶律儼的《皇朝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遼史》更加豐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眾多的少數民族史家參與修史，這在歷史上罕見。
三史按歷代正史體例編成，即分為紀、志、表傳，但是紀、志、表卻又各具特色。這是由於這三個政權各具其特點的緣故。例如《遼史》的《營衛志》與《部族表》，這是傳統史書中缺少的。又如《遼》、《金》二史都附有《國語解》一卷，這也是傳統二十四史中所僅有。由於契丹、女真族的語言文字逐漸為人們所不知，因此，這部分內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貴資料。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成吉思汗及他的後代子孫都沒有這樣的意識：利用自己的征服之便，順勢把蒙古語推廣到從多瑙河到幼發拉底河，從東歐平原到長江三角洲，從喀爾巴阡山到爪哇島的廣大地域。只有用統一的文明統一的文字語言才能做到真正的完整的大一統，靠武力征服強權統治不可能長久。蒙古鐵騎征服的地方多，守住的地方少就是鐵的事實。在黃金家族的蒙元皇室和主要使用蒙古語言和後來誕生的八思巴文字，以畏兀兒人和蒙古人為主組成的大地主官僚階級主要使用蒙古語和當時的畏兀兒文字，廣大的漢族、契丹、女真等人民則使用漢語言和漢字。在黃金家族建立的其他四大汗國（伊爾汗國、察合臺汗國、朮赤欽察汗國、蒙兀兒印度汗國）都沒有統一使用蒙古語和八思巴文字，反而以當地主要語言、文字為官方語言和文字，如新波斯口語和古波斯一阿拉伯字母、突厥語突厥文字等。
蒙元朝廷將漢語和漢語文字列為官方語言和官方文字之一。在《遼》、《宋》、《金》三史編修中，由於參與者除漢族官員外，還有蒙古等少數民族，工作交流中主要用漢語，文字編輯也主要是漢字，由於有少數民族如蒙古、契丹、女真的原始資料，故也有這些民族文字的應用。最後成書應該是漢字為主，蒙古人是統治者，可能另有畏兀爾和波斯文抄本，不知是否存世。反正我們現在學習、閱讀、研究的都是漢字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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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後來借用畏兀兒文寫蒙古語，創制了畏兀兒字的蒙古文。 到1260年，忽必烈又命國師八思巴用藏文創制“蒙古新字”，作為官定的蒙古文。因此蒙古建國前和建國後的一段歷史，都是後來追述的，比較簡略，也有錯誤。
蒙古太宗窩闊臺到憲宗蒙哥時期編成的史書《元朝秘史》，就是用畏兀兒字的蒙古文寫成的。這部史書對了解十二——十三世紀上半期蒙古族歷史有重要價值。
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由參知政事王鶚建議，忽必烈始設翰林國史院，開始纂輯國史。至元年間又設立蒙古翰林院，專用蒙古文記錄史事。這些機構的設立，使元朝除了元順帝的“實錄”缺失，其他十三帝都有較為完整的“實錄”，為撰修《元史》提供了主要史料依據。
後來由於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無實錄可據，明太祖為了彌補元順帝一朝歷史，派歐陽佑等十二人為採訪官，到北平（今北京）、山東等地，蒐集史料，以備續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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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王朝也不容小覷，它便是元朝。 在元史之中如此記載元朝的強大，“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的王朝，最終卻成了一個曇花一現的短命王朝，自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到1368年，明將徐達攻克大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元朝的國運連一百年都沒到。
明朝末年，遼東女真人崛起，在努爾哈赤、皇太極這兩代首領的努力下，滿清變得愈發強大，最終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清朝入關，佔領了原本屬於漢人的天下。 元朝與清朝，都是外族人建立的王朝，但為何清朝比元朝多了一百來年的國運呢？
清朝立國276年，共進行了112次科舉考試，從中選拔進士26849名。清朝統治者雖然防範漢人，但每隔2.5年都會開展一次科舉，元朝就不一樣了，其立國97年，一共進行了16次科舉考試，選拔進士不足千人。 那麼問題來了，元朝統治者為何對科舉如此不上心呢？
原因很簡單，根據 《廿二史札記》記載，“不唯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中習漢文者亦少也”，元朝的上層人士對中國漢文那是不屑一顧，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本人更是對漢文化嗤之以鼻，他曾對大臣張德輝說：“遼以釋廢，金以儒亡”。 忽必烈認為，強大的金國就是因為重用漢儒生，這才亡國的。 作為開國皇帝，忽必烈如此鄙視儒生，後面幾位元朝皇帝紛紛效仿，這使得在元一朝，科舉形同虛設。大批民間賢才是得不到朝廷重用，以至於起義軍起兵時，這些人紛紛
前去投效，最終導致元朝滅亡。 反觀清朝就做的很好，1644年，滿清的清兵入關，1646年，清政府便開始組織科舉，錄取進士449人。這迅速收穫了北方知識分子的效忠以及民間百姓的安穩。 由此可見，元清統治者對科舉的態度迥然不同，這也決定了他們的國運。
而元朝他們本是用他們部落的語言去記載歷史，可是他們的文字實在落後，後來又用蒙古語，但最後還是沒有留下來文字歷史，歷史還是用漢子記錄的。
歷史的循環
元朝進駐中原以後，非常歧視宋人。但是治理整個國家有離不開漢人。遼史》所依據主要是耶律儼的《皇朝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遼史》更加豐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眾多的少數民族史家參與修史，這在歷史上僅罕見。
木十一
我國官修總共有二十四史，其中“宋”、“金”、“遼”三史為元代所修。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設局修史，脫脫任三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揭侯斯、呂思誠為《遼史》總裁官；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為《金史》、《宋史》總裁官。至正三年四月開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時間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遼史》所依據主要是耶律儼的《皇朝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遼史》更加豐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勞動的結晶。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眾多的少數民族史家參與修史，這在歷史上僅罕見。
三史按歷代正史體例編成，即分為紀、志、表傳，但是紀、志、表卻又各具特色。這是由於這三個政權各具其特點的緣故。例如《遼史》的《營衛志》與《部族表》，這是傳統史書中缺少的。又如《遼》、《金》二史都附有《國語解》一卷，這也是傳統二十四史中所僅有，由於契丹、女真族的語言文字漸漸為人們所不知。因此，這部分內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貴資料。
三史雖然是在短短兩年半的時間裡就完成了，但因其材料多而且現成、編纂方法正確，因此，這三史基本上反映了這三個政權的歷史真實。但是，因為編纂時間太短，對材料的取捨有不精之處，由於校核不精，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的錯誤，諸如一人兩傳、紀傳不符、譯名不一、各史互異等問題。此外，元統治者還將不利於自己的大量材料刪除，比如金與蒙古早期的關係，後人就無從知曉。
SJ留白
元朝期間，官方語言是傳統蒙古文，後宮廷語言演變至八思巴文（類似於漢語和蒙古語之間的拼音），百姓各說各的語言。清朝期間，順治之前主推滿文，順治以後尤其康熙皇帝大量啟用漢臣，滿漢通用，後來主要語言是漢語，百姓各言其說。
直到遇見以後
用契丹語和阿拉伯語修史
紅星照耀神州
使用漢語、蒙古語兩種語言同時編撰皇帝的《起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