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1903.10.4—1936.4.14），原名景桂，字子丹。陝西保安（今志丹縣）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炮兵科，參加了北伐戰爭，領導了渭華起義，建立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他是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劉志丹超越時空、最震撼人心的魅力，不僅僅是他作為西北革命根據地正確路線代表的傑出貢獻，而是他在艱難困苦的鬥爭環境和黨內錯誤路線的雙重壓力下表現出來的人格魅力和黨性修養。
百折不撓 信仰堅定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初期，以劉志丹為代表開展的多次兵運鬥爭幾乎全部失敗，但邊區共產黨人始終堅守信念，積極開展革命鬥爭，踐行著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誓言。
1922年，劉志丹考入榆林中學，在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等老師的教育指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在十幾年的革命生涯中，身處白色恐怖和艱難困苦的環境，他從不畏懼，出生入死，矢志不渝。他與唐澍等人領導的渭華起義，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在陝西的反動勢力，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我黨在國內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具有重要影響。渭華起義失敗後，他輾轉陝北，開闢和創立了新的革命根據地。劉志丹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無論是在白色恐怖下從事兵運工作的艱難日子裡，還是在充滿血與火的戰場上，他始終把生死置之度外，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為了創建革命武裝，劉志丹以非凡膽略，一次次打入軍閥部隊，出生入死，毫不退縮，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英雄本色。在多次受到黨內錯誤路線的排擠、迫害的情況下，也絲毫沒有改變他的革命志向，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革命的信心。他堅信黨的領導，始終與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他結合陝甘邊特點，創造性地提出“三色”革命理論、“三窟論”，先後成功地創建了以照金、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他密切聯繫群眾，許多年齡比他大得多的老鄉和同志們都親切地叫他“老劉”，充分體現了大家對他的由衷敬意。劉志丹的奮鬥歷史，充分體現出百折不撓、愈挫愈奮的堅強意志，始終不渝、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堅韌不拔、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正如朱德同志1943年4月23日在延安舉行的近萬人參加的劉志丹烈士公祭大會上代表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致辭中所說：“劉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為黨犧牲，均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以不同方式組織革命軍隊，雖屢遭失敗，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變，垮了再來，再垮再來，這種精神和毅力是建軍的基本條件，如果有人問共產黨員是什麼樣子？那麼就請看劉志丹。”1943年，張聞天為他題詞：“志丹同志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路線，是我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中國的馬列主義的路線。志丹同志，精神不死！”
黨性純潔 襟懷坦蕩
劉志丹在組織領導武裝鬥爭、創建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黨性堅定，不計較個人得失，對革命理想忠貞不渝，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充分表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1935年9月中旬至11月，“左”傾教條主義者由於對西北革命根據地歷史與現實的錯誤認識，在根據地開展了錯誤的“肅反”運動。陝甘邊黨政軍主要領導幹部幾乎全部被抓，200多人慘遭殺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領導的碩果僅存的根據地岌岌可危。由於懷疑“同國民黨部隊有秘密勾結”，“肅反”的黑手也伸向了正在前方指揮作戰的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劉志丹。鑑於劉志丹在西北的巨大聲望，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代局長戴季英等人欺騙劉志丹說，調他回瓦窯堡擔任西北軍委代理主席，指揮北線作戰，實則暗中寫信命令前方捕人。劉志丹信以為真，立即動身。
1935年10月5日，行至安塞縣高橋川時，劉志丹和送信的騎兵通訊員相遇。通訊員在不知密信內容的情況下，把逮捕劉志丹的密信拿給他看。劉志丹打開，發現原來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其中明確寫道：“已確定劉為反革命，速調劉、高（崗）回來。”這是陝北“肅反”中最悲壯的一天，也是最富戲劇性的一幕。劉志丹看後，如雷轟頂、如箭穿心，但堅強的黨性和對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誠，使他毅然決定坦然面對誣陷。他寧肯犧牲自己，也不願意看到黨的分裂和紅軍的自相殘殺，給敵人以可乘之機。他要前去說明一切，請黨組織審查自己。劉志丹平靜地把信封好，叮囑通訊員把信送到，並讓他告訴前方負責的同志自己去了瓦窯堡。到了瓦窯堡，劉志丹沒有去省委，沒有回家，而是徑直去了西北軍委，對有關負責人說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來。”
劉志丹光明磊落，慷慨赴死，仍然被認為“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黨對其信任”，當即被逮捕關押。千鈞一髮之際，毛澤東率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毛澤東從赤安縣游擊隊一支隊隊長張明科口中得知劉志丹被捕待殺的消息，隨後又從陝甘邊區游擊隊第二路政委（原紅26軍騎兵團政委）龔逢春那裡詳細瞭解了錯誤“肅反”造成的空前危機，他立即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當即派隨中央紅軍長征的陝北籍幹部賈拓夫和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等人攜電臺尋找劉志丹和陝北紅軍。他說：“我們剛剛到陝北，僅瞭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乾部。”在進一步瞭解情況後，毛澤東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他隨後明確表示：陝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志丹。毛澤東還叮囑紅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王首道等人：“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毛澤東派王首道、賈拓夫帶一個連和一部電臺，以最快速度趕赴瓦窯堡，接管西北政治保衛局，營救劉志丹。12月，指揮完直羅鎮戰役到達瓦窯堡的毛澤東、周恩來接見了劉志丹，予以安慰和鼓勵，並深情地對他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面對一些受迫害同志的激憤情緒，劉志丹表現出高風亮節。他多次告誡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紅軍指戰員：“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他反覆強調：黨內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鑑定每個黨員。他還說：“大家不要再記前仇，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應該想大局，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革命工作做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再不要提這回事了。”“中央來了，事情就好辦了。”他語重心長地叮囑習仲勳：“最可怕的是暗箭傷人。但這也難免，要經受得起這種考驗。”“後方的工作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後方，前方才能打勝仗。你要帶頭做好地方工作。”並且讓習仲勳轉告其他戰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堅持革命意志，我們的一切是為了人民大眾，不是為了個人。”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沒有來得及在路線上分清是非，劉志丹雖被平反，但仍然留下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決定，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才徹底平反。
1936年4月14日，劉志丹率部東征，英勇作戰，不幸在山西中陽縣（今柳林縣）三交鎮戰鬥中犧牲，年齡還不滿33歲。毛澤東曾說過：“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後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有些幹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見得落淚，他是自封的群眾領袖。因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實公事一辦完，人家就掉頭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眾領袖，到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會覺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會覺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劉志丹犧牲後，陝北的老百姓傷心得很，這說明他是真正的群眾領袖。”這是對劉志丹的最好褒獎。毛澤東為他題碑：“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高度評價劉志丹：“劉志丹同志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周恩來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習仲勳得知劉志丹犧牲的噩耗，悲痛萬分：“志丹同志的心裡，只有人民，只有國家，只有黨，他短暫的一生，做了那麼多的事，受盡了煎熬，卻沒有一個怨字，這是人之楷模啊！”
胸懷大局 品德高尚
劉志丹在革命鬥爭中始終表現出以團結為重、以大局為重、以事業為重的高尚品德。在組織領導武裝鬥爭、創建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一方面要同敵人作英勇頑強的殊死搏鬥，另一方面還要同來自黨內的錯誤路線的干擾破壞作堅決鬥爭。在複雜的鬥爭形勢下，在多次受到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排擠、誣陷、打擊、迫害、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的情況下，也絲毫沒有改變他的革命志向，絲毫沒有動搖他對革命的信心。他有堅強的黨性，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始終表現出以團結為重、以大局為重、以事業為重的高尚品德。
劉志丹胸襟坦蕩，忠誠寬厚，嚴於律己，光明磊落，相忍為黨，維護團結，從不計較個人得失。西北紅軍多次合編，他的部隊人多槍多，每次都擔任副職，如與晉西遊擊大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總隊（對外暫稱西北反帝同盟軍），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從無怨言；“三嘉原繳槍事件”中，他顧全大局，孤身離隊；周家嶮聯席會議上，他推讓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二十五軍長征到陝北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劉志丹作為兵員多威望高的“地主”，卻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他毫不計較，忠心耿耿，努力工作；擔任的西北軍委主席職務被聶洪鈞取代，他沒有任何不理智的舉動，堅定地維護了黨和軍隊的團結，充分表現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
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創建和發展的幾年間，“左”傾錯誤頻頻出現，對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也使劉志丹數度蒙冤。1932年12月，中共陝西省委派杜衡（後被捕叛變）來到陝甘游擊隊，任改編後的紅二十六軍政委。他汙衊劉志丹等人“有反革命陰謀”，攻擊他們的正確主張是“遊擊主義”“梢山主義”“土匪路線”“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並且蠻橫地撤銷了劉志丹、謝子長等人的領導職務，並欲將他們開除出部隊。由於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才將劉志丹留下任政治處處長。面對這種無理責難、無情打擊，劉志丹忍辱負重、顧全大局，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和博大胸襟。他不計較個人名位，積極協助由班長提任團長的王世泰開展工作，盡其所能維護了部隊的團結。
群眾領袖 普通一兵
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共產黨人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在邊區形成了“只見公僕不見官”的良好氛圍。
劉志丹無限熱愛人民群眾，經常和群眾打成一片，同志們和老鄉們都一直親切地以“咱們的老劉”稱呼他。他每到一地，就立即深入群眾，坐在炕頭田邊，訪貧問苦，找人拉話，瞭解民情。陝甘邊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莊有幾孔窯洞、有幾口鐵鍋，他都記得很清楚。“陝甘高原千條路，老劉走過每條路。陝甘高原山連山，老劉爬過每座山。陝甘高原溝套溝，老劉鑽過每條溝。村村戶戶記心上，山山水水瞭如掌。行軍打仗不用圖，地圖繪在腦裡頭……”這首陝北信天游生動地唱出了劉志丹“活地圖”的形象。
劉志丹率領的部隊所到之處，嚴格遵守紀律，不動群眾一草一木，深受群眾的愛戴。正因為有了群眾，敵人一舉一動都被掌握，敵人來了，見不到人，什麼也問不到，像瞎子，只能捱打。
劉志丹對待士兵親如家人。在陝北，人人都叫劉志丹為“老劉”，最能說明他和大家的親切關係。有一次一個新戰士也叫“老劉”，習仲勳批評他沒禮貌，劉志丹說：“我愛聽人叫我老劉。”有一次劉志丹老家來了一個人，一見面就叫劉志丹的小名——“來生”，劉志丹一聽高興地說：“幾十年沒聽人叫我這個名字，好親切。”劉志丹有一個家門中的比他長一輩的青年來參加紅軍，他比劉志丹還小几歲，劉志丹一見就說：“三叔你來參加紅軍，也給咱劉家增光了。”習仲勳說：“你是這樣叫他，叫我們咋辦？”劉志丹說：“他一參軍，就按戰士對待。”習仲勳從這些小事中，看出劉志丹辦事很講人情，他以後見了群眾中長輩就稱呼“幹大”“乾媽”，年齡大些的就稱“老哥”“大姐”，小點的就稱“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說：“主席一叫人，就叫人心裡熱乎乎的。”
劉志丹特別自覺遵守群眾紀律，他認為愛護群眾利益光榮，損壞群眾利益可恥，誰破壞了也不行，都要執行紀律。一次，他在查看地形時馬吃了群眾的麥子，心中實在不安。在討論怎麼辦時，有的人提出向群眾道歉，賠償損失；有的人說為公造成的，群眾會通情達理的。而他決定用挑水的辦法補償過失，在兩名戰士監督下給10餘家群眾挑了水。劉志丹贏得了群眾的無限愛戴。陝北神木縣有一位70多歲雙目失明的老大娘，聽說劉志丹來了，拄著柺棍顫顫巍巍地趕來探望他。眾人笑著說“大娘，您怎能看見老劉啊！”她說：“看不見，我還摸不著嘛！”劉志丹立即站在老人家面前，拉著她的手親切地說：“大娘，我就是劉志丹。”老人家把他從頭摸到腳，又從腳摸到頭，激動地流著熱淚說：“好哇，你真是咱們老百姓的好人啊！”在場的許多人都感動得落了淚，充分反映了他和廣大勞苦群眾的血肉關係。
劉志丹一生艱苦樸素，身穿千補百衲的粗布衣，腳蹬自己編織的草鞋。他經常自己動手做飯、炒菜、餵馬、抬傷員。在行軍打仗中，他隨身只帶著一件大衣、一匹馬、一支槍這“三件寶”奔走於陝甘各地，發動和組織工農群眾進行革命鬥爭。這件大衣，伴隨著劉志丹風裡來雨裡去，度過了革命戰爭年代漫長而艱苦的歲月。穿在身上是大衣，晚上把它當被蓋，休息和開會時當墊子坐。有一次打土豪沒收了幾十件衣服，他把稍好一些的衣服都給大家分了，最後只剩下一件女人穿的紅花大褂沒有人要，他把那件衣服拿起來說：“真沒人要，就算分給我。”第二天他用黃土當染料將大褂染成棕色，改成一件小褂穿在身上。劉志丹儉樸的生活作風，至今還被人們傳頌。1936年4月劉志丹犧牲時，衣袋裡只有半截鉛筆和兩個菸頭。他沒有給後代留下什麼遺產，卻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正是劉志丹堅持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路線，得到廣大群眾的真心擁護，才使得陝甘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擁有了真正的銅牆鐵壁。
團結至上 海納百川
劉志丹認為，有了大團結，就能取得大勝利。團結民眾，團結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軍政官員、紳士、老先生，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做工作，爭取他們，團結他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勝利基礎。
他在馬鴻逵的第四集團軍做政治工作時，結識了該軍營長韓練成。他見韓練成本質好，就教育他要做革命人，絕不做反對革命的事。韓練成長期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曾為黨遞送情報。在解放戰爭中，韓練成為華東戰場的幾次重大戰役的勝利作出卓著貢獻，解放後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1984年韓練成逝世前深情地說：“劉志丹將軍為咱西北培養了大批人才，我是從他那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
郭寶珊因家貧被逼上黃龍山當了“山大王”，劉志丹瞭解他的人品後，多次派人去做工作。郭寶珊通過了解深有感觸地說“劉志丹我信得過”，隨帶領手下300餘人參加了紅軍。之後在紅軍中接受黨的教育，立場堅定，作戰勇敢，多次立功。解放後曾任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
劉志丹不僅重視軍界方面各類人的團結，而且也非常注意與社會各階層人的團結。哥老會在陝甘交界處聲勢很大，其基本成員為農民，口號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劉志丹認為把這些人團結過來，對革命事業肯定有利。馬錫五當時是永寧山的“大爺”（領頭人），教過書，為人正直，劉志丹向他講述革命道理，他聽後十分敬佩地說：“你是做大事的人，我雖比你年長，但你是我的先生。”經他聯繫各地“大爺”，很快就有200多哥老會成員參加了革命。馬錫五勤奮好學，努力工作，進步很快，成為一位著名的法律專家，全國解放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
在革命隊伍和黨內，劉志丹也是處處講團結的。20世紀30年代初由於“左”傾路線，陝西省委幾位領導來到游擊隊總是指責、抱怨，說什麼隊伍成分不純，不打陣地戰，分田不徹底，動輒扣帽子甚至撤職，同志們不服，鬧情緒，影響戰鬥力。劉志丹總是從大局考慮，耐心地做同志們的思想工作，勸說不要鬧，如果一鬧，他們必然指責你是反黨，造成黨的分裂，是不利於革命隊伍團結的。
劉志丹一生雖然短暫，然而他短暫的生命卻是偉大光輝、永垂不朽的。他高尚的情操、優秀的品質、寬闊的胸懷、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和赤膽忠心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他對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作出的傑出貢獻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鐫刻於中華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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