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望海樓教堂
新聞界前輩、《科技日報》原總編輯、南開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劉亞東先生，1月30日在朋友圈轉發了一篇文章《真相本身不造成恐慌，真相的缺席》，並加按語曰：
前幾天看到一篇文章，還十萬加，賴人家“西方敵對勢力”泡製新型冠狀病毒，用來毀滅中國人。只能說，寫的人和信的人是白痴，連豬都不如。朋友圈裡要有這種人，麻煩您趕緊把我拉黑，拜託！
劉先生所轉的這篇文章現在不能顯示了。言猶未盡的他昨天在自己的公號發了一篇文章《給武漢肺炎“陰謀論者”進言》
前兩天，我在微信朋友圈說了幾句話，斥責一些網民賴人家“西方敵對勢力”泡製新型冠狀病毒，用來毀滅中華民族。被人轉發後，留言裡有贊有噴。比較集中的反對意見是：為什麼不能質疑？憑什麼說這不是一場基因戰爭？
第一個問題不難回答。科學意義上的質疑，決不是盲目懷疑一切，而要依據客觀事實，遵循自然規律。否則，那不叫質疑，而是瞎猜！第二個問題費點口舌。簡單說：我憑常識和理性斷定，武漢肺炎“陰謀論者”是痴人說夢，無稽之談！
今天是2020年了，大多數人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本應該有起碼科學素養和思辨能力，然而仍然有那麼多人相信武漢肺疫是美帝發動的基因戰爭。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論述”美帝參加軍運會，根本不在乎獎牌，成績很差，其目的是暗中在漢釋放病毒。——這種腦洞大開的“陰謀論”之說，傳播甚廣。
這一幕讓我想起了150年前的天津望海樓教案。
兩次鴉片戰爭後，英、法等列強在中國取得諸多特權，其中包括派教士在中國開設教堂，傳播基督教。傳教者做過引進西方先進醫療技術和教育的好事，但必須承認，確實不少傳教士飛揚跋扈，欺凌地方官員，而一些中國的“莠民”入教而求得教堂的庇護，橫行鄉里。許多百姓和地方官對教堂心生憎恨，官員必須聽朝廷的話，往往敢怒不敢言，對洋教士委以虛蛇。百姓則不管這麼多了，與教堂的衝突時有發生。對老百姓這種自發的愛國熱情，許多地方官是抱有同情和暗中支持的態度
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數起兒童失蹤事件。恰好這一年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養的中國孤兒，因疫病而亡的事時有發生，屍體被埋在河灘裡。這些死去的孩子下葬前，神職人員用水洗滌其額頭，併合上死者的眼睛。中國百姓一傳十，十傳百，成了洋教士把中國孤兒殺死，挖掉眼睛和心臟用以配藥。
這種說法現代看來荒誕不經，但在當時，符合大多數中國人的醫療保健知識。因為中醫講吃啥補啥，癆病患者咳血，去刑場上用饅頭蘸被處死的犯人鮮血，吃了便可治病。那麼用中國孤兒的眼睛和心臟做藥，肯定對某些病大有靈驗。
6月20日，拐賣兒童的人販子人販子武蘭珍被抓，扭送到天津縣衙門。中國清代的官府訊案，第一法寶是嚴刑逼供，三木之下，什麼口供不可得到？武蘭珍招供拐賣兒童實由法國天主堂的王三主使。這下，人民群眾更怒了，洋人挖眼剖心配藥的傳言坐實了呀。知縣劉傑帶著嫌疑犯武蘭珍去望海樓教堂對質，教堂的神甫謝福音矢口否認（當然，人家沒幹過這事）。上萬人圍觀群眾與教堂發生衝突，聞訊而來的法國領事豐大業態度蠻橫，爭執之下向劉傑開槍，打傷了其隨從。這下捅了馬蜂窩，圍觀群眾將豐大業、謝福音等六人打死，放火焚燒了望海樓教堂。憤怒的群眾又衝到海河對岸的仁慈堂，將仁慈堂天主堂燒燬，將堂中的十位修女殺死。
這禍惹大了，法國政府肯定不甘罷休，眼看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事將重演。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搞不定這事，清廷便讓大學士、直隸總督、德高望重的曾國藩去天津處理這事。
曾國藩知道這事很不好辦。雖是理學名臣，但曾國藩眼界開闊，對新生事物一點也不保守，他是不相信洋人有挖眼剖心製藥的荒誕事。不管洋人如何態度惡劣，但中國人殺死了人家的外交官和無辜的神甫、修女，燒了教堂，按照哪國的法律也得嚴懲肇事者；可面對恨洋人的洶洶民意，一旦嚴懲“愛國者”，自己的清譽也就完蛋了。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1870年7月2日），曾國藩離開保定總督衙署，前往天津。臨行前給兒子留下一紙遺書曰：
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這真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態度，是真正的不忘初心。到了天津後，經過調查，證實了曾國藩最初的判斷，洋人“挖中國兒童眼睛配藥”的事完全子虛烏有。他在給皇帝和太后的奏摺中如此彙報案情：
此次詳查挖眼剖心一條，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豈肯為此殘忍之為？以理決之，必無此事。
天主教，本系勸人為善，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專以收恤窮民為主。每年所費銀兩甚多，彼以仁慈為名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積疑生憤者，則亦有故。
接著曾國藩分析了這場暴亂的原因，有中國人和洋人文化的差異，信息的不暢，歷史宿怨，等等。他對朝廷提出了處理方案：
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不失為義憤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拿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尚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
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經過與法國政府溝通，教案最終如此處理：處死為首殺人的16人 （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緩刑4人（原為照抵被殺俄人性命，因俄國領事要求緩辦，遂拖下未執行） ，充軍流放25人，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 ，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在當時的條件下，曾國藩爭取到這種結果，避免了戰爭，應當是很不錯的。可是人民群眾和士林清流不原諒他，此前的中興元勳，頓時成為千夫所指的“漢奸”、“賣國賊”。“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曾國藩本人亦“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今天的教科書仍然將這一處理視為“對內鎮壓，對外妥協”。如果沒這事，曾公還會多活幾年。
民眾喜歡陰謀論，原無足怪。用陰謀論來看待、分析事物，是最省事的，不需要追問事實真相，亦不需邏輯推演。凡持陰謀論，就可以篤信符合自己好惡的結論了。而事實和邏輯是愚民之大敵，若多數民眾講究事實之真相和邏輯之思辨，愚民就很難了。因此，多數時候，持國柄者樂見陰謀論之盛行。
一百五十年前，民智未開，文盲很多，天津的百姓相信洋人剜眼剖心製藥，猶可理解。可到今天，此種論調，依然傳人甚多，不禁讓人憂慮和驚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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