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阿黛，一起聊百態情感。
圖||嚴歌苓，來自網絡
作為著名的華人女性作家，嚴歌苓最擅長描寫的就是看似柔弱，實則堅強無比的女性。
《扶桑》就為我們刻畫了一位地母式的偉大女性：扶桑。那麼，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或者說人物形象到底是如何體現作者自我意識和自我文化的呢？
01 自塑形象
嚴歌苓曾說：“到了一塊新國土，每天接觸的東西都是新鮮的，都是刺激。即便遙想當年，許多往事也顯得新鮮奇異，有了一種發人省思的意義。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的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紮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鬚是裸露的，像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地敏感。傷痛也好，危機也好，都在這種敏感中誇張了，都在誇張中形成強烈的形象和故事，於是便出來一個又一個小說。”
正是這份“奇特的敏感”使得《扶桑》具有諸多的內涵，她通過對移民生活的書寫來審視歷史、審視文化及自我。在“移民”這個凸顯的背景之下，嚴歌苓為我們展示了在不同文化空間中穿行的移民人生的斑雜，更展示了個體生命在兩種文化夾縫中尷尬地存在，以及對自我文化尋找的困惑和焦慮。
在《扶桑》中，嚴歌苓通過三類自塑形象對第一代海外移民生活進行歷史化想象和寓言化敘事，集中體現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對話下所隱匿的作者對文化身份的尋求。
所謂的自塑形象，是指“那些由中國作家自己塑造出來的中國人形象，但承載這些形象的作品必須符合下述條件之一：它們或以異國讀者為受眾，或以處於異域中的中國人為描寫對象。”這種形象“乃源於對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關係的自覺意識之中”， 無疑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的意義。
02 隱忍的中國移民群體
在《扶桑》這部小說中，嚴歌苓筆下的自塑形象首先體現在中國移民群體上。
這些群體中的女性，多以妓女的形象而存在。她們具有雙重邊緣身份，作為華人移民，她們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可言；作為女人，她們沒有任何的性別尊嚴可說。她們除了要承受飢餓、病痛與死亡的生活威脅，還要承受男人帶來的肉體與精神的壓迫。她們不僅要作為具有東方情調的妓女供白種人踐踏和破壞，更要作為洩慾的對象供同族人蹂躪和放縱。她們是中國移民群體裡最悲慘和柔弱的存在。
這些群體中的男性，多以勞工的形象而存在。他們的長辮、青頭皮和黃脊背成為金山漫山遍野的獨特風景，他們安靜地忍耐著非人的生存環境和低廉到踐踏人尊嚴的工資，在白人的敵意和侵擾中過著不可理喻的以生存為目的的生活。他們是從未見過的最為溫和和頑韌的生物。
這樣的一群中國海外移民構築了早期的海外移民生活圖景，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社會群體對中國海外移民的態度。
美國社會對中國海外移民的認識存在明顯的敵意與誤解，而這種誤解更多的是面對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美國社會將其他者化和妖魔化。他們認為“無論是內在還是外形，儀態還是風俗都是令人厭惡的，從語言、血統、宗教到性格都是低劣的。”因此，他們毆打、驅趕和兇殺中國海外移民，並將其自身置於道德和人性的制高點，使其侵略和殘暴合理化。
孟華曾說：“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單純對現實的複製式描寫，而被放在了自我與異域的互動關係中來進行研究。”在中國移民群體的形象塑造上，他者的介入為我們反觀自己提供了一個有效視角。在他者眼光背後，作者又融合了自我的眼光去反觀中國移民群體。
這些生活在異域的中國移民群體，他們卑微恭順地忍受著美國社會的欺凌與踐踏，為我們展示了中國移民的悲慘的社會場景。然而繞過這些悲慘，我們卻又看到了一個只屬於中國人的自我世界。 他們在金山形成了一個不可滲透的小小區域，在“那裡藏汙納垢，產生和消化一切罪孽，自生再自食，沿一種不可理喻的規律循環”。中國移民群體在乖順中把成千上百的同胞女奴販賣過來，安詳地處置她們屍體。他們理所應當地佔有和踐踏同族女性，又和諧地在同族同性之間相互殺戮和奴役。在他們永恆溫和背後的殘忍和邪惡像謎一樣存在並持續著。在這樣一個混沌的自我世界裡，“他們的生命形式是個謎，一切好惡準則被他們弄成了困惑，這裡的人們從未面臨如此巨大的對於一種生命形式的困惑”。所謂的道德文明的準則是不能衡量這種生命形式的，這種生命形式除了讓我們看到生存的不易，也讓我們看到溫和與殘忍之間晦澀含義的恐懼。
03 亦正亦邪的中國男人大勇
大勇在《扶桑》中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物形象，在大勇的身上綜合體現了善與惡、是與非、正與邪的矛盾性和複雜性，他是融合了霸氣、匪氣、俠氣、邪氣與豪氣於一身的人，一改中國男性移民的軟弱形象。
大勇的身上有著強烈的生命野性，“他身材寬厚，個頭要高過一般中國男子。他梳一根粗極的長辮。人們很快發現這辮子粗得不近情理，是因為他的頭髮順著他頸後一直長大後半個脊背上，如同馬鬃或獅鬃。”這讓白種人覺得“男性梳長辮竟顯得如此兇險而威武”，尤其讓白種人感到恐怖的是大勇的飛鏢，那象徵了古老中國的功夫所帶來的神秘殺傷力。在唐人區，他是“數十位惡霸英雄的總積”，神出鬼沒，殺人越貨，無視社會規則，甚至創造社會規則，他如同猛獸一般踐行著弱肉強食的自然生存法則，讓人望而生畏。他用自己的殘暴和勇猛來宣示和維護自己的話語權，從某種程度而言，這是大勇對白種人的一種有力反抗和對峙，因為“他那得罪天下的氣概使這個充滿邪惡的海灣至少多了一味相匹敵的邪惡”。邪惡與正義只是相對的，“一種邪惡屈服於另一種更高明更強盛的邪惡，沒有正義，勝了的邪惡便是正義，於是一個奇特的食物環鍊形成了”，他用最粗暴的方式間接地維護著中國移民的利益。
在西方人眼中，大勇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人物形象，在這背後其實暗含了西方人對於東方文化的獵奇式想象以及對神秘東方的驚懼感。然而從自我視角而言，大勇如獸一般地存在，體現了傳統中國對力量和野性的讚歌，他身上凝聚了獸一般的原始力量，也融合了中國傳統的俠義精神，展現了中國人內在抽象的勇敢和義氣。他身上的雄性力量的激盪，將古老東方的生命力蠻力和野性展現得淋漓盡致。當他的這種雄性力量處於非常態的生存境遇中，他以一種自我賭命自我毀滅的精神展示了中國神秘的民族性和中國傳統男性至剛至陽的力量。
除了作為一個傳奇人物而存在，大勇身上也散發著人情味兒，無論是對死者的尊重，還是對老母的掛念，抑或是對妻子的思念，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別樣溫情的男人，尤其是對妻子的思念，使得大勇“就地一滾，滾去一身獸皮”最終還原成人。大勇認為只有一個人能使他做乏味的規矩人，那就是妻子。“似乎是一個不得不顛沛在旅途上的行者——一個住盡客棧，吃百家酒飯的江湖倦客對於歸宿那非同尋常人的珍視和渴望……”於大勇而言，那個從未謀面的妻子正是故土的象徵，是心的歸宿。而最終大勇從妻子身上找到了心的歸宿，並得到了寬容和救贖。
作者通過對大勇的形象塑造，不僅體現了“我”對東方男性的雄性力量的認可與讚美，同時他更是作為與異質文化相抗衡的力量而存在。他顛覆了傳統西方文學中軟弱溫順的男性形象，恢復了華人男性的俠氣與戾氣。他的野性與活力彰顯了中國男人的精神本質，流露出第五代中國移民對東方文化的認可和自信。
04 人神合一的中國女人扶桑
扶桑作為小說中的主人公，是嚴歌苓理想中的完美女性。她是唐人街區最為耀眼和著名的妓女，並在與白人克里斯和大勇之間的情愛糾葛中完成了從女神到神女的蛻變。
作者開篇就為讀者展現了具有濃郁東方情調的扶桑的非凡外貌：二寸八的若有若無的小腳、烏黑濃密的髮髻、嫌短嫌寬的臉型、猩紅的大緞襖、溫厚如母牛般的眼神，甚至喝茶嗑瓜子的姿態都充滿神秘的東方色彩。扶桑的東方情調對西方人的吸引集中體現在她與白人克里斯的情愛關係上。克里斯最初對扶桑的迷戀是出於他“侵略性的好奇”，是他對東方妓女扶桑的一種文化想象和文化慾望。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中，克里斯試圖通過征服扶桑和救贖扶桑來體現對自身的文化確認和性別體認。無論是克里斯將自己臆想為西方騎士來拯救脆弱美麗的東方女奴，還是在拯救會對褪去紅羅衫的扶桑的疏遠，都體現出克里斯對扶桑的著迷實則是對神秘的異國色彩的迷戀。
然而，扶桑和克里斯逐漸流露出來對彼此差異的迷戀，對彼此企圖懂得的渴望，使得克里斯陷入對扶桑身體之外的更大的慾望。在輪姦事件之後，克里斯開始超越身體的慾望試圖去了解和揣測扶桑內在的美麗：承受並享受苦難帶給她的生命力。直到克里斯在六十歲時幡然醒悟，他投入這個女人的原因不是極端的異國情調，而是在此之後的母性——那種古老的早期文明才會有的母性。“母性是最高層的雌性，她敞開自己，讓你掠奪和侵害；她沒有排斥，不加取捨的胸懷是淫蕩最優美的體現。”他用一生才領悟到扶桑那溫吞的痴氣和誠意的笑——那是她深厚的寬恕和滿足。
兩種不同文化背景下，男女之間的相愛必然會折射出兩種文化的衝突和交流。如果說克里斯最初對扶桑的迷戀是強勢的主流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想象與征服，那麼克里斯後來與扶桑之間的刻骨銘心的愛情，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兩種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可能性。然而，克里斯與扶桑的愛情卻並未擁有傳統意義上的完滿結局。他始終認為扶桑是需要被拯救的，需要獲得解放，他對她的愛摻雜著拯救、犧牲和懺悔。陳思和曾說，克里斯對扶桑的善意的誤會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溝通的困難。而大智若愚的扶桑也在唐人街大屠殺事件後意識到西方人和東方人之間的敵意和仇恨是無法解決的。最終，扶桑選擇大勇，“ 她從此有了一個死去的、不再能干涉她的大勇來保護，以免她再被愛情侵擾、傷害。”對扶桑而言，這是宿命式的結局，但也是一種不失理智的選擇，因為橫亙在她和克里斯之間的文化差異在當時民族衝突和文化衝突如此激烈的時代是無法跨越的。
雖然扶桑的愛情因為文化差異而沒有理想的結局，但是扶桑作為一個女性的存在卻無疑體現了作者的理想所在。她筆下的扶桑母性十足、善良、明智、容忍，她就像個地母一樣包容一切，原諒眾生，雖然生命中充滿劫難，但她卻能夠一次次地癒合傷口，並且更加充滿生命力。正如陳思和說的：“其所證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這種力量猶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汙納垢。所謂藏汙納垢者，汙泥濁水也氾濫其上，群獸便溺也滋潤其中，敗枝枯葉也腐爛其下，春花秋草，層層積壓，腐後又生，生後再腐，昏昏默默，其生命大而無窮。大地無言，卻生生不息，任人踐踏，卻能包藏萬物，有容乃大。作為人性的神，她享受肉體，崇尚自由，不願從一；作為神性的人，她追求自我存在的權利並展現其無限的魅力。她來源於東方，但她承受苦難並享受苦難的生命力以及追求自我存在追求自由的生命特質卻已經超越了國別、性別和文化，與世界人類相通。
05 自塑形象背後的“我”：困惑與尋找
對於《扶桑》來說，小說中那個敘述者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從某種程度而言，“我”也是小說中的自塑形象之一。“我”是與扶桑有著相似移民經歷的人，在美國曆經漂泊後嫁與白人而定居下來。嚴歌苓在敘述扶桑的故事中，故意採用第二人稱“你”，使兩個女人處於對話的狀態，讓“我”直接作為故事旁觀者和參與者而存在。作者在小說中常常有意打破時空的界限，讓“我”跨越百年與扶桑的生活場景和心理活動構成直接對話和對比，並通過自我的言說迫不及待地表達其情感態度、生命體驗以及反思感嘆。饒有興趣的是小說中的“我”是一個言說慾望強烈的人，常常不自覺地傾述自己當下的生活境遇、情感創傷乃至反思，但扶桑卻永遠都是笑而不答，這無疑流露出了兩代女人在看似相通內心背後的隔膜和距離。
“我”試圖用女人的身份，用移民的身份去認識扶桑，卻驚奇地發現，“我”似乎從來都未必懂得扶桑，“我”一直覺得克里斯在誤解扶桑，卻殊不知自己也在誤解扶桑，但在一次次地對扶桑的誤讀後，“我”才知道扶桑是具有神性的女人。嚴歌苓將扶桑塑造成神女，體現了嚴歌苓內心對東方傳統和中國文化的浪漫想象，這個帶有作者理想主義成分的神女，讓“我”反思和懷疑第五代海外移民的生活價值和生存意義。然而，“我”的這種反省和自疑無不反映作者內在的價值取向的不確定性和困惑性，但也恰恰是這種迷戀焦慮的精神狀態和小說錯落有致的敘事技巧形成了嚴歌苓小說獨特的美學特徵。
嚴歌苓在自己的創作談中也曾提到，她發現自己或多或少與這五代移民有著相似的心情和苦悶，於是扶桑作為一個東方神女為作者提供了自我文化想象和精神撫慰，集中體現作者對原鄉的精神依賴和情感眷戀。但是，作者對扶桑的理想想象卻暴露了作者內在心理的困惑性和自我身份的混雜性。作者在小說中提到，第五代移民繼承了世世代代移民的孤獨，但對生存的熱忱和誠意卻在滅。這一代的移民開始向美國的區域一步步突圍，但在突圍的過程中，沒有了最初堅實的信仰，沒有目標沒有方向甚至沒有憤怒和仇恨的發洩渠道，因為種族歧視已經被太多的形態遮蔽，變得世故和微妙，一時無所不在，一時一無所在。於是，作為第五代移民的作者，開始找尋自我的來源與歸途。一方面，她為了生存和進入所在國的主流文化而不得不去接受和認同居住國的文化觀念；另一方面，隱藏在其內心深處的民族記憶與文化觀念又無時無刻地與她的新文化境遇發生碰撞衝突，於是兩種不同文化的衝突碰撞導致了自我的困惑與焦灼。處於兩種文化的邊緣夾縫中，使得作者有一種強烈的寄居者心態，身處文化邊緣觀望兩種文化時卻無路可走。她尋得到孤獨與漂泊的來源，卻找不到困惑與交流的出路。
如果說扶桑是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那麼扶桑最後的選擇未曾不是一種出路。在經歷了原鄉與異鄉，自我與他者的困惑和焦灼後，作者開始試圖尋找一種超越地域超越國別超越文化的精神歸屬，在精神歸屬裡，嚴歌苓享受著自己獨有的自由。
參考文獻：
[1].嚴歌苓.扶桑[M].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2.
[2].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饒芃子.跨文化視野中的海外華文文學[J].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1.
[4].陳思和.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讀嚴歌苓的兩部長篇小說[J].嚴歌苓文集.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
[5].李燕.異質文化中的身份建構——從敘述者“我”的出場與缺席看嚴歌苓小說的創作[J].廣西社會科學，2008.
閱讀更多 阿黛小姐的青蘋果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