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政治制度分別有什麼優勢和劣勢，就發展過程來看哪個更為有優勢？

都不可能過渡到現代文明。

決定古代和現代政治制度之間根本區別的因素，既不是一個政權多自由，也不是一個政權多民主，而是一個政權的能力範圍和責任範圍有多大，以及它自己是否理性地計算自己的能力範圍和責任範圍。我講一個故事。明代有個人叫沈榜，他曾經做過宛平知縣。宛平縣管的是今天北京城從中軸線往西到西郊的這片地方。沈榜做知縣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叫《宛署雜記》，記得是管這個縣的各種體會心得，其中包含很多一手資料。他當知縣時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平衡這個縣的財政收支。這裡要說明的是，明代沒有現在的轉移支付制度，也就是地方把所有賦稅都上交中央，再由中央來統一撥付的制度。明代實行的是點對點的財務支援。就像宛平縣，要負責殿試的物資，要負責京城國家機關（浣衣房、藍靛廠、光祿寺）的部分開支，還要給京郊的軍隊運送馬糧，這些不是統一劃撥到中央的，而是知縣負責監督執行的任務。除此之外，宛平縣還要負責如下公共物品的提供：宣講大明特色價值觀：明朝規定，除了農忙時分，每個月都要宣講。宣講內容包括皇帝的公開講話、國家法律和道德勸喻。宣講的時候，知縣要跟在府尹後面，恭恭敬敬地迎接宣講內容，然後在特定地點把這個對著當地的耆老念一遍，由他們向民眾傳達。祭祀祖先天地：每個縣都要祭文廟，祭天地，這也基本是知縣帶頭。但宛平縣還有特殊任務：這裡離北京城很近，要撥人參加天壇、地壇的維護與祭祀工作。而且每年皇帝都要在地壇“親耕”（相當於今天領導植樹節種樹），以示對農業的尊重。宛平縣要專門選拔老人家去跟皇帝一起親耕。上兩條看似不是公共物品，其實是：它們的本質是國民素質教育，儘管內容在我們今天看來極其簡陋：要守法、要孝順、要忠於皇帝。科舉考試：宛平要負責自己轄區的鄉試，同時還要準備會試和殿試的相應物資（毛筆蠟燭什麼的）養老：每個縣都有養濟院，給孤寡老人發生活費。沈榜專門記載了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外地老人覺得京城福利好，專門跑來京城的養濟院要錢，不給的話就成群結隊在京城裡乞討。地方官怕承擔政治責任，只好發錢。好了，那麼明代政府在宛平縣有多少人來負責管理和提供這些公共物品呢？答案是43個人。5個官，38個吏。官的工資是戶部發，一年90石大米，所以官是吃皇糧，有編制的。吏的工資不固定，但是財政會解決一部分。宛平縣有多少人呢？答案是8萬。43個人管8萬，而且是在通訊基本靠吼的年代，用屁股想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知縣還要靠僱傭各種臨時工。過去這種臨時工主要是靠徭役。所謂“輕徭薄賦”，“賦”就是稅，就是國家收錢收糧食；“徭”就是勞工，就是國家強制讓你幹活，有點類似我們今天的各種“志願者”。但是國家不靠臨時工真不行呀，43個人管8萬，根本不可能。所以中國，也包括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地區的傳統政治制度相比現代政治制度而言，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是在資本稀缺型社會中發展起來的，一個社會資本不密集，就不可能供養很多專門從事第三產業的人來提供公共服務，增強政府能力。畢竟，政府部門廣義上就是第三產業，它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即使在今天，你去對比發達國家的公務員佔總人口的比重，也就是所謂“官民比”，你都會發現這個比重遠遠高於中國。這背後的根本原因，是現代國家本質上是建立在資本集中型社會基礎之上的，所以它汲取資源（稅收）的能力、提供公共安全（軍隊、警察和法庭）的能力，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比如提供公立教育機構、修建基礎設施等等）遠遠超過傳統政治制度。那麼，一個傳統政治制度向這種現代政治制度轉型，需要哪些動力？答案是商業競爭和戰爭。前者提供資本密集的基礎，後者提供國家不斷強化其能力的根本動力。所以高中歷史課本為什麼總要提到，資本主義萌芽發源於地中海，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區以威尼斯為代表的城邦一方面要靠商業發展來立國，另一方面又長期處於跟西歐、東歐和穆斯林的戰爭之中，逼迫它不得不建立起非常發達的政府管理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意大利的經驗擴散到了西歐。西班牙王室搞大航海的資本從哪裡來？答案是從熱那亞的資本家來。這些資本家在西歐搞出了最早的國有企業和國家資本主義，他們才是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堅強後盾。他們提供的模式刺激了西歐國家紛紛效仿，才推動了歐洲國家向現代政治制度發展。而不論是明還是清，這種動力根本不存在。我一向是對所謂明代“資本主義萌芽”嗤之以鼻的。為什麼？因為這些萌芽根本不可能發展到逼迫政治權力跟它相結合，甚至為它服務的地步。而這才是歐洲經驗，這才是當時東西方的本質區別。只有資本+權力，才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基礎。在此之上附著的各種形式，不管是君主立憲，還是城市共和，都不過是用戶界面問題。所以資本集中度過低，政權能力脆弱，先天限定了古代政權能力和責任的範圍，那麼“它是否能夠理性計算自己的能力與責任”又是什麼意思呢？回到沈榜的故事中。沈榜上任不久，他發現自己面臨嚴重的財政虧空：一年三、四千兩銀子。這個對於一個縣來說是鉅款了。沈榜想出了一個極富現代色彩的處理手法：政府搭臺，經濟唱戲。他聯合旁邊的大興縣，修了一條商業街，把這條街上的房子出租給商戶，收鋪稅。這一項給當地財政帶來的收入是每年一萬兩銀子。但是好景不長。萬曆十年大旱，根據天人感應理論，這說明皇帝的德性出了問題。怎麼辦？改。於是皇帝一紙詔書下來：免鋪稅。沈榜急眼了，上書問地方財政怎麼辦。回覆是：看著辦。……所有古代政體都自我生產一些價值觀和機制，來使它的運行更潤滑、更順暢。比如忠君愛國，比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前者極大降低了政權壓制反抗的成本，後者則讓社會能夠產生為數龐大的管理巨大疆域的政治精英集團。但是所有傳統政體也有一個很致命的弱點：他們的眼光只侷限於這些自我生產出來的價值觀和機制，忽略了一些最本源和最簡單的東西：政府運行是要錢的。所以傳統政體經常無法理性計算自己的能力和責任，因為政治精英們壓根看不到這一點。不然，崇禎怎麼會幹出裁撤郵政系統，逼出來李自成的事兒？相對於言官的撕逼、內閣的扯皮、皇帝、大臣和太監之間那點子翻來覆去拍成電視的事兒，這些問題才是最根本的。=====回到題主的題幹上，也就是明清制度的優勢與劣勢。歷史研究有所謂“清承明制”這個說法，也就是清代在政治體制方面基本繼承明代的政治體制。但作為外族入主中原，清代又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很多外族政權入主中原帝國的特徵，比如滿漢集團的身份差異等等。我個人認為，清代相比明代政治制度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一是“密摺”制度，也就是雍正設立專管密摺的軍機處，四品以上官員可以通過制度化的手段直接向皇帝報告，這種恐怖措施極大加強了皇權；二是少數民族政策上，滿族本身在治蒙、治藏等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一點它做的遠比明代好。而這兩個變化，都與傳統政治制度向現代轉型沒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