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社區告急:患者死在家中,領導幹部親自搬遺體,基層壓力巨大

社區是預防和分診的第一道防線。如今,在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之下,在巨大的困難面前,社區和社區工作者們被潮水般的求助人群不斷衝擊,已到了難堪其負的境地。

武漢社區告急:患者死在家中,領導幹部親自搬遺體,基層壓力巨大

△ 武漢街頭,吳靖攝


1月23日武漢封城後,武漢某社區居委會書記張平(化名)和同事們,每天都要接到許多社區居民的電話,有要求派車送病人去醫院的,有要求社區人員陪同去醫院的,還有要求他們去家中抬走遺體的……

工作內容的改變令張平負責的社區服務中心猝不及防。1月23日封城前,張平和同事們的工作不算複雜,他們響應政府“不信謠、不傳謠”的號召,向所在社區的居民宣傳“疫情沒有那麼嚴重”。一月上中旬,居民們依舊像以前一樣,在沒有消毒措施的菜市場裡買菜、閒談,街上沒多少人戴口罩。一些感覺有些發熱症狀的人,習慣性地自己買藥或排隊去大醫院看門診。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之後很久,張平和同事們才知道,就在他們的這個社區內,1月中旬時,就已經有兩名醫護人員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這兩名醫護人員就是該社區的住戶。而在1月中旬期間,當地大醫院的醫生們開始感覺到的忙碌和恐慌,還沒有傳遞到社區裡來。


封城之後,上級指令陡變,要求社區工作人員向居民宣傳新冠肺炎傳播的嚴重性,要求居民勤洗手、戴口罩。居民的防護意識和恐慌心情一同增加,不斷增長的還有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疑似人數,以及得不到確診、住不進醫院的危重病人——此時,他們一窩蜂地都湧向了社區。

張平帶領著社區13名工作人員,9名保安隊員,開始24小時值班,面對這個中等社區的2000多戶居民、5000多個人。面對從未有過的工作強度和工作內容,他們在每日的奮戰之餘,也難免感到疲憊、焦慮和不安。

在疫情防控中,社區是預防和分診的第一道防線。如今,在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之下,在巨大的現實困難之前,社區和社區工作者們被潮水般的求助人群不斷衝擊,已到了難堪其負的境地。

全武漢的2000餘個社區,第一道防線,亟需各方支援。

一場猝不及防的社區防疫戰

封城前,武漢各大三甲醫院的發熱門診已是人滿為患。封城後,恐慌的市民更是把各大醫院的發熱門診堵得水洩不通。政府開始讓社區承擔分流病人的第一道關口。

1月24日,武漢封城後第二天,政府將武漢全市2000多個社區書記的聯繫方式,在各個居民微信群中公佈。

同時傳達的,還有一份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的七號文件:

由全市各社區負責,全面排查所服務轄區發熱病人(含已就醫和未就醫市民),並送社區衛生中心對病情進行篩選、分類。對於需要到發熱門診的病人,各區統一安排車輛送達指定發熱門診就診;對於不需要到發熱門診就診的病人,由各社區落實在家居家觀察,社區負責做好市民居家觀察服務工作。

已確定或高度疑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市衛健委負責,安排車輛送至指定治療點治療;疑似的發熱病人,留在發熱門診留滯觀察;發熱情況較輕,還不能確定為疑似的病人,由各區負責接回指定地點隔離觀察;確定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由各區負責送回家中居家觀察。

一夜之間,社區工作成為整個防疫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


張平所在的社區,距離疫情的發源地華南海鮮市場直線距離不到5公里,人群聚集,流動性特別高,居民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很高。社區以老舊住宅小區為主。老舊小區的居民,很多都是一些國企下崗職工,失去單位的他們,就成了沒有單位管理的“社會人”。這些小區大多也沒有物業。有物業的小區,社區相對輕鬆一些,因為宣傳、消毒、封閉管理等工作,小區物業可以承擔一部分。而沒有物業的小區,所有的工作,就落在了社區服務中心的頭上。

比起街道辦事處的其它十幾個社區,張平所在的這個社區疫情比較嚴重。社區裡有一個新建的小區,許多附近的醫生在那裡買房。一些醫護人員被感染,已有兩名確診新冠肺炎,還有一些疑似病例。

張平的手機被迅速打爆,許多發熱患者開始走到社區服務中心諮詢治療事宜。武漢封城的第一天,張平和同事們沒有任何的防護措施。1月26日,街道辦事處才給他們配備了一次性口罩。2000個口罩分兩次配給,其中一部分要分給社區獨居的困難戶和買不到口罩的居民。

1月27日,社區分到了20件防護服,一些護目鏡,還有少量的消毒水,要求社區人員每天給小區消毒。消毒水明顯不夠,只好是給條件比較差的小區噴灑多一點,環境稍微好一點的小區,一天噴灑一次,或隔天噴灑一次。

1月28日,政府公告要求社區工作人員陪同發熱病人去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或醫院看病。封城之後,私家車不允許上路,病人們都來到社區要求派車,而給社區配備的三輛出租車,司機都沒有防護措施,只能用於被隔離居民的送餐、買菜等輔助性工作,並不能送發熱病人。“司機自己也要保護自己,怎麼送發熱病人呢?”

街道要求社區工作人員每天要上門排查發熱病人,張平決定以打電話的方式替代。“看到疫情越來越嚴重,傳染風險很大。我們決定,絕對不敲開別人家的門,而是在小區內進行滅菌消毒工作。我們把如何居家隔離、如何注意衛生的宣傳單放在家門口,但不接觸居民。”張平說。

政府要求如果社區發現疑似病人,需要病人在家隔離。張平所在的社區,社區網格員、社區書記、衛生院工作人員,還有派出所民警,對在家隔離的住戶進行實時跟蹤,確保該住戶不傳染並擴散病毒。但這一切,都是用電話追蹤的方式進行。當疑似病人需要去社區衛生院複查時,社區會讓他們自行去複查,這就喪失了在家隔離的意義。遇到這種情況,社區能做的就是向上彙報,看上面怎麼處理。

一場社區工作人員和居民的博弈

在24小時不斷的居民求助電話中,有不少是投訴電話。投訴最多的內容,是社區拒絕派車送他們到發熱門診。

2003年的非典,張平經歷過,“那時武漢主要是輸入性病例,而且也沒有封城和禁止交通工具,感覺那時要比現在輕鬆。”

居民交通不便,急需用車,他們的要求來源於政府的規定:對於需要到發熱門診的病人,各區統一安排車輛將其送達指定發熱門診就診。政府還有規定,要社區服務人員陪同他們就診。初衷是防止這些病人成為移動感染源。

張平所在的社區服務中心,往往要求居民自行去衛生院分診、發熱門診和醫院。一方面,有車輛不足的現實原因,一個社區才配備三輛出租車,確實極難安排;另一方面,社區工作人員自身防護不足,他們也擔心自己被感染。

1月27日晚,社區裡一位被確診冠狀肺炎的老人,因為醫院沒有床位一直在家,在高燒四天後去世。他的親密接觸者是老伴和女兒,都出現了發熱的跡象。死者家屬不斷打電話給社區服務中心,要求派車送死者的老伴去醫院。隨後,社區派車把她送到了最近的社區衛生中心做篩查,社區衛生中心篩查之後,判斷老人高度疑似,分流到了協和醫院確診。一直到當晚11點,老人才看完病,家屬打電話來要求社區派車來醫院接。社區派不出車來,家屬便打電話到街道辦投訴。街道辦再打電話給社區服務中心,要求派車。等到社區服務中心派出一輛電瓶車時,那位老人和家屬們等待無望,已經走回家了。

第二天中午,老人要到醫院複查,家屬再次要求社區派車。社區不派車,家屬直接帶老太太去社區服務中心坐著。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嚇跑了。

最後,是老人家屬自己找電瓶車把她送到了醫院。

醫院最終診斷老太太高度疑似新冠病毒肺炎,應該收治入院,但因為沒有床位,難以入院。老太太的家屬又找到社區,要求社區找到可以收治病人的定點醫院,但社區並無能力要求已經爆滿的醫院接收病人。

於是,又一輪的爭吵、投訴、博弈,在社區和居民之間開展。

類似這樣的博弈,並沒有贏家。

稍微鬆了口氣

隨著疫情的發展,武漢各大定點醫院的狀況已經很脆弱。物資緊缺、床位爆滿、醫護人員人手有限,使一些本該入院治療的重症病人,只能在家。

某家定點醫院的隔離病房並未住滿,但工作群卻發送出了讓醫護人員不再接收病人的信息。因為資源緊缺,醫院也要保護自己的醫護人員不受感染。

這些在家等候、毫無辦法的重症病人,有些一家人都會有發熱的症狀,家屬不斷找社區解決問題,反倒成了社區最擔心的感染源。

張平所在的社區,有一位82歲確診新冠病毒肺炎的老人,住不進醫院。他的女兒和妻子都發低燒,做了CT檢測,高度疑似新冠肺炎。1月25日晚上8點,老人的情況極其危急,只有呼出去的氣息。家屬不斷打電話讓社區派車,社區沒有車。又打電話給120,120回應只有醫院同意接收,才可以派車。再打電話給衛健委和疾控部門,無人接聽。當晚10點,老人不幸去世。悲痛的家屬打電話給殯儀館。殯儀館表示,因新冠肺炎去世的人,必須要先進行消殺之後,殯儀館才能派人過來。

家屬把死者的物件堆在門口和樓道里,社區人員擔心被感染,把情況上報給街道,要街道來對死者的物品進行消毒。街道人手不足,請人也請不到。後來,街道辦事處副主任和社區衛生院的醫生,自己穿著防護服對死者的物品進行了消殺。

消殺之後,1月26日上午,殯儀館還沒派人前來。於是,上級政府開始協調這件事情。之後,殯儀館同意了出車,但要求派兩個人幫忙抬屍體。最後,還是上級部門的一位領導幹部,自己穿著防護服去抬走了屍體。

儘管極其注意自我防護,但張平社區的工作人員已有幾個病倒。小區的管理措施日趨嚴格,每個小區只設一個門進出,進出的人員要被詢問,測體溫。各方人馬都已經疲憊到了極點。

一些難以被收治入院的疑似病人,做不到居家隔離的要求,天天跑到社區,問社區工作人員何時才能安排住院。

1月30日,市政府開始給每個社區配備兩位民警,協助他們完成上門探訪、消毒等措施。區裡也在酒店設置了強制醫學隔離點,有醫生和護士給疑似病人進行檢測和簡單的治療。


這時,張平和同事們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吳靖 王晨|撰稿

吳曄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八點健聞微信訂閱號:HealthInsight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