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吳琪

做記者的時候，我是一個很不怕問“蠢問題”的人。不是因為沒有做功課的蠢問題，而是一些看起來顯而易見的事情，會細細問一遍，我要看採訪對象會怎麼說。我想知曉他/她聽到問題的第一反應、他/她敘述時的口吻、他/她在給予判斷或是細節時的神情。

可能是因為大學裡學新聞的時候，我對這句話印象太深——沒有愚蠢的問題，只有愚蠢的回答。它在很長時間裡，成為我懷揣的一個護身符，在提問的時候沒有心理障礙。我記得在北京協和醫院採訪的時候，我問了一個年輕大夫，關於內科醫生與外科醫生思路有異的問題，她毫不留情地截斷我：“這是個什麼問題？！”這並不妨礙我，後來將同樣的問題，拋給了一位資歷很深的大夫，他沉默了一會，說，“這真是個好問題啊”。

其實，也不存在愚蠢的回答。每個反應都是獨特的，都是傳遞信息的。這是採訪的魅力，你與採訪對象，在一個特定的場景裡，互相探尋，並且不用相談甚歡。在全國的都市報都很興盛的年頭裡，呈現過很多奇特的採訪景象。一群興奮的記者，圍著一個惡性事件的現場，想象著自己是杜魯門.卡波特或者史景遷，要寫出一篇《冷血》或《王氏之死》風格的報道。那些對細節探尋的勁頭，不亞於想象中的偵探波洛。

這幾年我做了編輯之後，面對無法達到的現場，常如籠中困獸。在乎細節的記者，不夠多，或許需要時間，使他們能夠充分理解細節的價值。比如記者描述到，一個鄰居說某個女人很美。我就很好奇，“有多美？哪種美？是清純的美，還是成熟妖豔的美？是苗條的美，還是豐滿的美？說這句話的人，他對美的標準是很寬鬆，還是很嚴苛？”如果沒有這些基底，一個人口中的美，讀者該怎樣衡量這個判斷的價值？如果這個女人剛好是一起情殺案的根源，她的美更讓人特別感興趣，除了描述者給予判斷，記者還需要非常具體描述來支撐這個判斷。

前段發生的大連未滿14歲少年殺人案，除了對這個少年性格的描述，難道我們看到文章中“發育提前”的字眼時，不想知道有名有姓的他，到底有多高、有多壯、臉上有多少青春痘嗎？“發育提前”是個總結性描述，我們還需要詳細的事實，讓讀者順利到達這種判斷。一個去了現場的記者，你看到了哪些我通過電話採訪不能獲得的東西？你的獨特的發現是什麼？

所以在我看來，很大程度上，記者的工作適合對人有強烈好奇心的人來做，透過事件中的人，看到人性與命運，看到光輝與幽暗的混雜。在採訪的時候，記者的一個自我在與採訪對象對話（周旋），另一個自我高高飄於兩者之上，看到你們交流之外的格局。

惡性社會新聞，曾經作為“硬新聞”的一個重要品類，被大眾用來衡量一個媒體是否足夠硬朗勇敢，是否有良心。《三聯生活週刊》經歷過與都市報同臺競爭的階段，寫了衡陽大火、馬加爵殺人案、貪官馬德、各地礦難與空難……這樣的新聞在今天同樣值得重視，我們在目睹了很多社會新聞之後，非常明白這些新聞的價值，它為我們記錄時代特徵提供了鮮活的素材。☞

但是在2005年-2015年這城市化迅速發生的十年後，大眾對社會新聞的興趣，實際上發生變化了。

我作為記者的感知是，農村新聞的比例在減少，惡性案件引發人一時興趣，但人們的關注力會迅速轉移。所謂硬新聞的發生地，更多變為人們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各類問題。對於《三聯生活週刊》來說，我們做社會新聞從不猶豫，關鍵是我們眼裡有沒有看到社會現實的變化，我們操作新聞的手藝有沒有提高？作為一本新聞刊物，我們是否有能力，敏銳地感受到我們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怎麼引領城市中的社會話題，一度也讓人困惑。它不似惡性案件那樣有事說事，它高於具體事件，更傾向於在展現問題的時候，讓人看到價值。我記得2004年《道路交通安全法》頒佈後，人車關係是個爭議熱點，我們做了一期關於路權的封面。老主編朱偉讓我參與操作，當時我深感自己能力有限，對選題缺乏感受力。我當時根本不會開車，也從來沒有考慮過道路分配中的權利問題。這些惡性事件之外的選題，我花了一些年頭，才慢慢意識到它們的價值。隨著我們這批記者結婚生子，我們逐漸發現我們經歷的問題，正是這個時代的重要話題。比如親密關係、生育、養育、醫療、養老、心理健康。這些話題，是過去單純案件性新聞的升級，我們有沒有能力面對？

好在做過記者的人，有一個心理優勢，就是不怕自己不會，開始做起來就好。更何況這裡的絕大多數記者，都是被罵著成長起來的。我覺得我們很像武俠小說裡練功的人，那些敢於在功夫練到五六成，又一次次自毀功夫從頭來過的人，最終或許能拿到傳說中的武林秘籍。說起來我們每一次的封面討論會，也是極為直接的“刀光劍影”。做得越熟練，我們對自己和同事就越挑剔，如果一期新的封面、一個新的選題沒有帶給我們任何新的知識和見解，我們怎麼打動讀者？

那怎樣算是有新的知識或見解呢？比如卡車司機這個封面選題，最初是駁靜提出來，她看到研究者對中國“卡嫂”群體的關注，覺得有意思。主編李鴻谷馬上感受到，不如寫卡車司機，我們要“跟著卡車認知中國”。具體該如何操作？如果派出5個記者跑5條線，肯定這5條線要有明顯的區別，既有傳統貨運線，也有新型物流，地域上也要儘可能覆蓋中國的大部分區域。

這個封面能夠立體起來，除了卡車司機個人和群體的故事，他們所走的路線背後正是記錄了中國產業的變遷，

回頭說到為什麼細節重要，為什麼對人的感知力重要。大家如果看看駁靜寫的一位女卡車司機，她在這個男性為主的職業群體裡，怎麼生存，怎麼獨自照顧女兒，怎麼看待男人，就能明白文章中那些跳脫出來的文字，具有怎樣的力量。☞（男人女人的活我都幹了：女卡車司機的前半生）

我覺得在好記者的眼裡，採訪對象沒有Nobody和Somebody的區別，能不能看到每個人的意義，是對記者最大的挑戰。記者的文字風格，與每個人的個性相連，我們寫別人的故事，實際上帶著自己不可抹殺的印記，去別人的故事裡坐了坐。

除了卡車封面，我們也做了全球產業鏈的微觀調查、中國人非洲創業考察、少年與傷害的封面，它們是我們硬新聞的一種延伸。記者劉暢、張從志、王梓輝，也在這些考驗裡一次次成長。這種沒有絕對核心現場的考察，對記者是一種綜合能力的要求，先了解一個地區產業的大概狀況，然後選擇企業、不同群體、群體裡的個人，來講好這個故事。記者就像一個導演，從有構想，到一條條線鋪出去採訪，再到最後精心結構自己手裡的文章。

在記者向我交流講述的時候，我不自覺地像當年的李大人一樣，會問到：“這件事情你最想向人傾訴的點是什麼？”“只用兩三句話來概括這件事情，你會怎麼描述？”我們鼓勵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找朋友、同事、家人講述自己正在做的稿子，在這個過程中，記者會想明白，讓自己急於傾訴的是什麼？你被打動了嗎，如果有，是為什麼？如果沒有，是因為你之前的預設太高，還是我們認為的常識受到了挑戰，這種挑戰是不是這篇文章最有價值的地方？如果你的情感沒有感染聽你講故事的人，是哪裡出問題了，說故事的方式要不要推倒重來？

所以不管做什麼類型的稿子，這些訓練記者基本功的方法，其實沒有多少變化。有時候我覺得寫作是一種解釋學，但記者的“解釋學”要言必有據，依靠紮實的採訪，賦予材料適度的意義。經過這樣訓練的記者，宛如拿著手術刀的外科醫生，不熟悉的話題，也自有一套解剖的方法。主筆楊璐做了一期出色的咖啡封面，並不是因為她多麼瞭解咖啡，而是她多麼捨得在短時期內做大量採訪，以及看到每個採訪對象對於文章局部的價值。我們看到咖啡行業內專業人士的價值，但是不能完全被對方觀念所引導。這本面對大眾的讀物，問題由我們來提出，透過三聯的視角，來講述咖啡對於當下中國人的意味。

這幾年大家都在說紙媒的寒冬，但是《三聯生活週刊》的發行量，在穩步地逆勢上升。雖然各地報刊亭萎縮，給我們終端發行帶來了一些影響，但是電商的突出增長做了彌補，並且我們在網上每銷售一本新刊，會帶動舊刊2-3本的銷售。根據我們發行部的統計，2019年上半年，我們發行的稅後收入同比增長了5.2%，利潤也有較大增長。

直到今天，我們賣雜誌所掙的錢，仍是我們整個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正是因為讀者您的一次次購買，我們才能夠安心地關注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話題，一次次出發，帶領大家看到遠方。

寫作是一件私密的事情，即使是作為記者的寫作，我也覺得是每一個記者，將自己的所見所感，精心編碼在了文章裡。等待著閱讀文字的人，獨自打開這個密碼本，感受那些記者在採訪和寫作時感受到的震顫。閱讀是寫作者與閱讀者的私密交流。做了編輯之後，有時候我會感覺自己是一個被剝奪了姓名的人，但是自己做出的一份份刊物到達讀者手裡時，我又感覺到了“編碼”的快樂。

作者檔案

吳琪：《三聯生活週刊》發稿者之一，自從做了編輯，恐慌被剝奪了姓名。珍惜署名權，好好寫字！

個人微信公眾號：敘事的一萬種可能（gh_6881a7590a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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