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始皇統一六國以來，王朝更替不絕於史，每個王朝都逃不過“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規律，在新舊王朝交替之際，總是有各色人等登場逐鹿中原，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群體幾乎沒有缺席過王朝更替時的亂世紛爭，他們往往趁勢而起，不乏出現割據一方甚至暫時登上大寶的情況，前者如錢繆、張士誠、方國珍，後者如黃巢等，卻從未真正成為最終的贏家，這就是私鹽販子。那麼，是什麼使得私鹽販子敢於在亂世之中投身推翻王朝統治的鬥爭，又是哪些因素侷限了他們的成功？帶著這些疑問，本文打算分析私鹽販子異於常人的優點，正是這些優點使得他們往往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再分析限制了私鹽販子進一步做大做強，最終笑傲群雄的重要因素。
鹽鐵專賣政策的實施，促使私鹽販子做大
食鹽是人類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物質之一，用經濟學的術語講，食鹽的需求彈性很小，不管食鹽價格高低，人們對它的需求是相對穩定的。自古以來，中國就是農耕社會，政府的稅收長期依賴農業稅，而農業稅往往依賴於老天給不給力。
在管仲推行食鹽專賣政策之前，各國政府並沒有禁止民間煮鹽獲利，販賣食鹽乃是正當之舉，在王朝更替之際，就已經出現了私鹽販子的身影。商周之際的名臣膠鬲堪稱最早參與造反的鹽販子。孟子曾經列舉過歷史上出身社會底層的著名人物，“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歷史上的膠鬲曾販賣魚鹽，昔日泰州祭祀"鹽宗"的廟裡供奉著三位鹽宗，膠鬲是其中之一。膠鬲被周文王發現，擬舉為重臣。但膠鬲當時並沒隨文王入周。後來，膠鬲官居商朝少師，並作為上邦使團成員出使周朝，使團以紂王之兄微子為首，成員除膠鬲外，還有伯夷、叔齊等。周武王說服膠鬲返回商朝策反，並約定甲子日出兵至朝歌城下，最終在微子、膠鬲的策反之下，殷商大軍一觸即潰，商朝就此滅亡。武王建周之後，“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
為獲取更多更穩定的稅收，春秋時期齊國的相國管仲率先提出“官山海”即食鹽專賣政策，實行食鹽生產運輸販賣官營，寓稅於價，大大提升了齊國的國力。
《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桓公既得管仲……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食鹽是百姓必需之物
食鹽
後來的歷代王朝雖幾經廢立食鹽專賣政策，但自唐朝後期以來，食鹽專賣已經成為歷代王朝既定的國策，只是方式手段有所區別。《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史記》記載，吳王劉濞“有諸侯之位，實富於天子”，這也是劉濞敢於牽頭各諸侯國起兵反抗漢景帝的主要原因。唐朝中後期，鹽業所得已居賦稅之半；北宋時期，鹽利最高的時候佔到全國賦稅的三分之二。據《元史》記載：“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到明清時期，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其半取給於鹽”。這樣一來，雖然朝廷是賺得盆滿缽滿，但是就顯得官府與民爭利，由於食鹽製作成本與銷售價格之間存在巨大差異，許多底層民眾為了鉅額利潤，鋌而走險，走了武裝販賣私鹽的道路。
私鹽販子在亂世起兵造反的優勢分析
在各王朝末期，各色人等紛紛趁勢起兵反抗朝廷，其中就包括為數眾多的私鹽販子。私鹽販子之所以敢於在亂世之中起兵造反，主要是由於其自身因生計問題造就的特點所致。
一是從事販賣私鹽的人往往膽大心細。由於食鹽販賣長期被官家壟斷，利潤非常豐厚，販賣私鹽無疑是一本萬利的好生意，但這是跟官家搶生意，所以即使時至今日，官府都是對販賣私鹽持嚴厲打擊的態度，歷朝歷代都有成立專門的緝私隊伍專門查繳私鹽，一旦被官府抓獲，經常被處以重刑甚至處死。但是，製售販賣私鹽的行為雖然受到政府一再打壓，但在鉅額利潤的刺激下，仍舊不絕如縷。在古代社會，敢於從事販賣私鹽的人大都是亡命之徒，其私鹽販子的首領更是要膽識過人，身手了得，從這一點上看，私鹽販子大都具備成為造反領導者的潛質。
二是販賣私鹽獲利豐厚，具備在亂世趁勢招兵買馬的物資資本。底層百姓之所以不惜違背官府的禁令從事販賣私鹽的行當，主要是因為販賣私鹽獲利十分豐厚。由於官府實行食鹽專賣政策，低價收購食鹽，再以高價賣給普通百姓，價差巨大。在平定“安史之亂”後，唐廷財政異常困難，不得已之下，重新撿起食鹽專賣的武器。第五琦受命實行榷鹽法。也就是將生產鹽的鹽戶組織起來，朝廷低價收購他們生產的鹽，再將鹽稅加入賣價，售與鹽商，由他們自由銷售給百姓。同時禁止百姓自行生產食鹽。安史之亂後，肅宗乾元元年 (758年）每鬥鹽的價格從原來的10錢提高到110錢，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提到每鬥210錢，德宗貞元四年（788年），提高到370錢。“大曆末，通計一歲徵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而當時百姓對食鹽的需要量很大，文豪韓愈曾在《論變鹽法事宜狀》寫道：
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張）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為率，一月當用錢三百，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
意思是說，在唐代一個五口之家，每月至少需要10斤的食鹽維持生活，唐代的10斤大致相當於今天的6.6公斤左右，百姓對食鹽的巨大需求量可見一斑。再加上食鹽販賣渠道很多，《唐會要》卷五十九曾記載：
山谷貧人，隨土交易，布帛既少……市鹽者，或一斤麻，或一兩絲，或蠟或漆，或魚或雞，瑣細叢雜，皆因所便。
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提及的那樣：“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面對這樣大的消費市場和利潤，私鹽販子鋌而走險，最終取得了豐厚的利潤，具備了在亂世趁勢招兵買馬的物質資本。朱元璋起義的經費大多是私鹽販子提供的，就連他的對手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也都是私鹽販子出身。可以說，封建歷史上的元末農民起義，基本上是一夥私鹽販子在爭奪江山。
三是私鹽販子充滿了對現政權的不滿情緒，一旦遇到造反出人頭地的機會，往往會付諸行動。由於販賣私鹽是提著腦袋的違禁行為，一般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不敢加入其列。只有那些日子活不下去或是對朝廷現狀不滿的人才會鋌而走險，從事販賣私鹽活動。長期從事這種刀口舔血的生計，接觸到的大都是底層買不起官鹽的貧苦農民，又不斷遭到緝私官兵的追緝，如唐朝就規定“盜鬻者論以法”。爾後律條越來越嚴酷，至宣宗時期，鹽戶只要盜賣兩石鹽，或者百姓買兩石私鹽，都是死刑。且實行連坐，百姓要對本地出現的私鹽販負責，“如漏網及不覺察到，並請追究，便各決杖十”。官府殘酷的緝私處罰，使得私鹽販子比一般民眾更加敵視朝廷，一旦朝廷的統治出現鬆動甚至崩潰的跡象，私鹽販子比一般人更敏銳地洞察到，一旦有想法可以很快地招兵買馬起事。造反最接近成功的鹽販子無疑是黃巢。自從唐宣宗被宦官謀殺後，唐朝政局日益腐敗，再加上各藩鎮尾大不掉，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到了唐僖宗李儇時期，“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黃巢出身販賣私鹽世家，家境富裕，但是黃巢的父親不願意讓兒子過這樣刀刃舔血的生活，於是供黃巢讀書，黃巢幾次去京城參加科舉考試，屢試不第，深感懷才不遇，對唐廷不滿，寫下了“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的詩句。後來到了天下大亂之際，黃巢響應王仙芝的起兵號召，散盡家產招兵買馬，利用各藩鎮之間的矛盾，最終攻陷長安，建立大齊政權，年號金統，雖然堅持不過兩年多就兵敗虎狼谷自殺身亡，但也是最接近成功的鹽販子。
黃巢起義
私鹽販子造反難以修成正果的深層次原因
儘管與普通農民相比，私鹽販子起兵造反具備諸多優勢，但是，從實際情況看，農民出身的大一統王朝帝王不絕於史，如劉邦、朱元璋等，可真正能坐穩江山實現大一統的私鹽販子出身的帝王卻從未出現，他們往往兵敗身死，像五代時期錢繆這樣割據吳越卻識時務獻土歸降得以善終的私鹽販子已經是最好的結局。那麼，起兵之初坐擁諸多優勢的私鹽販子們是如何坐失良機？下面就簡要分析一下私鹽販子造反難以修成正果的深層次原因。
一是出身販賣私鹽的職業習慣，私鹽販子造反獲得一定成功後，往往缺乏遠大的謀劃，也就是朱元璋所說的“器小”。私鹽販子是商人出身，不可避免地講究投入產出，對各種事務往往斤斤計較，滿足於小範圍的利益。在元末大起義過程中，在江南割據的群雄中，朱元璋的地盤夾在陳友諒和張士誠之間，勢力並不是最強，但是，朱元璋志向遠大，善於採納謀士意見，最終以弱勝強，實現大一統。反觀據有吳越富庶之地，依靠“十八條扁擔”起家的私鹽販子張士誠，在獲得豐厚的利潤後，滿足於現狀，雖然禮賢下士，輕徭薄賦，深得民心，但江浙商人那種“小富即安”的思想，也根深蒂固的印在了他的腦海中，所以當朱元璋跟陳友諒跟元軍打得不亦樂乎、攻城掠地之時，張士誠只是守著固有城池過日子，當朱元璋跟陳友諒開打的時候，張士誠依舊置身事外，甚至想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沒有遠大的謀劃，最終一再錯失良機，敗於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後這樣評價自己的對手：“朕以有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無獨有偶，《明史》中也有相類似的評論：“士誠為人，外持重寡言，似有氣量，而實無遠圖。”
張士誠十八條扁擔起義
張士誠像
二是缺乏穩固的大後方是私鹽販子造反失敗的重要原因。但凡建立大一統王朝的造反人物除了深謀遠慮之外，坐擁穩固的大後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秦末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多次被項羽打敗陷入絕境，之所以能最終扛過來取勝，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富庶的關中之地成為其大後方，蕭何坐鎮關中，“撫國家、撫百姓、供軍需、給糧餉”，幫助劉邦奪取天下，在論功行賞時，蕭何被列為首功。反觀一度建立大齊政權的黃巢，自其起兵開始，就長期沒有穩固的根據地，實行“流寇式”作戰方式，在各藩鎮的圍追堵截之下，先是一路南下，跨越嶺南，佔據富庶的廣州，後又率軍一路北上，利用各藩鎮之間的矛盾，最終攻陷長安，但是，黃巢每攻陷一地，卻沒有長期駐守經營的打算，仍然秉承以往流動式作戰的風格，在各藩鎮和叛變的朱溫等人的圍攻下，沒有穩固大後方的戰略劣勢暴露無遺，其失敗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反觀背叛黃巢的朱溫，雖是農民出身，卻懂得根據地的重要性，在據有汴州之後，苦心經營，最終建立後梁政權。
結語
秦朝覆滅之後，朝代更替成為常態，儘管推翻舊王朝的主力軍大都是農民，但私鹽販子基於自身異於常人的優勢，或直接參與造反，或利用自身財力為造反者提供支持，造反的行列裡幾乎從不缺席。但是受職業習慣和個人秉性影響，私鹽販子往往不重視長遠規劃，行事目光短淺，雖然可以暫時割據一方，卻很難突破自身的桎梏，成就自身長久的宏圖霸業。
參考資料:《史記》、《唐會要》、《新唐書》、《元史》、《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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