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阿堂（1894-1928）
曹阿堂，1894年出生在浙江省蕭山赭山鄉塢裡的一戶貧農家庭。因家中一貧如洗，身為長子的他從懂事起就和父親一起下地幹活。17歲那年，父親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家庭的重擔從此全壓在了他的身上。曹阿堂起早貪黑，苦苦支撐，備嘗生活艱辛。
1914年初夏，錢塘江水暴漲，江堤決口，大片田地和農舍被淹，曹阿堂家也未能倖免。他拖家帶口流落到了杭州。在江干碼頭，他憑著從小磨練的一身筋骨幹上了挑腳，一干就是4年，勉強維持著全家半飢不飽的生活。1918年，在朋友的推薦下，曹阿堂進入杭州光華火柴廠做扛木頭的苦力，後來改做卷刨工。
1926年，杭州成立了總工會，開展工人運動。共產黨員袁立夫當時負責閘口一帶木料行業的群眾工作，多次到光華火柴廠的工人中宣傳黨的主張，講解國民革命的道理。曹阿堂被他深深地吸引了，開始是一知半解地聽新鮮，後來就經常主動求教。袁立夫見他苦大仇深，性格忠厚剛烈，為人正直坦誠，在工友中很有威望，也就有意識地接近他，啟發他。就這樣，曹阿堂逐漸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懂得了剝削壓迫的罪惡、工人團結的力量，階級覺悟迅速提高，在時代的洪流中成長為一名反帝反軍閥的積極分子。他對蘇聯工農翻身做主人十分嚮往，對袁立夫說:“如果我們中國也有這一天，我曹阿堂粉身碎骨也心甘。”以後的歲月裡，他以行動實踐了這番話。
1927年初，北伐形勢節節勝利，2月17日，光華火柴廠工會成立，委員長是俞兆剛；接著又成立了工人糾察隊，曹阿堂任工會委員會兼工人糾察隊隊長。2月18日，北伐軍克復杭州，不久，經袁立夫、何志球介紹，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中共光華火柴廠黨支部成立後，曹阿堂擔任書記。
當時的光華火柴廠有一千多名工人，勞動時間長、強度大，而工資卻十分低廉；廠裡設備陳舊，工人們吃不飽穿不暖，時有工傷發生，尤其婦女、兒童，更得不到任何保障。為了給廣大工人謀利益，曹阿堂和其他工會委員在市總工會的支持下，領導工人與資本家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他發動全廠工人罷工、集會，自己帶頭在會上控訴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並代表工會向資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職工生活待遇等幾項具體條件，深受工人擁戴。但是，由於少數工賊從中作梗，談判幾經交涉，均無結果。為了打擊資方的傲慢氣焰，曹阿堂根據群眾的強烈要求，果斷地帶領工人糾察隊，抓住破壞工運、民憤最大的三個工頭，責令他們自敲銅鑼，一路高喊：“我是資本家的走狗！”在閘口至南星橋地段遊街示眾。資本家一看這個情勢，害怕受到同樣“待遇”，馬上主動求和，滿口答應所有條件，簽名蓋章，不敢再有二話。從那以後，光華火柴廠實行了8小時工作制，增加了工人工資，並設女工生育假，建廠醫務室，還創辦了杭城第一家工廠託兒所，鬥爭取得圓滿勝利。
杭州革命形勢迅猛發展的同時，浙江的國民黨右派也加緊了反共反人民的步伐，一面秘密策劃反革命政變，一面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分裂，多次蓄意破壞杭州的工人運動。他們利用“金衢嚴處四府同鄉會”中的一些流氓無產者，拼湊了一個所謂的“杭州職工聯合會”與杭州總工會相對抗，陰謀篡奪其領導權。一次，在市總工會召開的一個重要會議上，曹阿堂發覺坐在身邊的一個陌生人十分可疑，他十分警惕，窮追不捨地加以盤問，果然那人是四府同鄉會派來的。準備以手榴彈爆炸為信號，裡應外合圍攻這次大會。曹阿堂果斷地召來工糾隊，頓時嚇退了聚集在會場外的歹徒，挫敗了敵人的陰謀，避免了一起惡性事件的發生。但是，國民黨右派分子並不就此甘心，緊接著，又在1927年3月30日，指使“杭州職工聯合會”糾集了一批地痞流氓，向杭州總工會發起突然襲擊，企圖一舉搗毀總工會。光華火柴廠的工人糾察隊聞訊後，在曹阿堂的帶領下立刻趕赴現場。他們翻上屋頂，以瓦片作武器，擊退了歹徒們的衝擊，又一次保衛了杭州總工會的安全。從此，光華火柴廠工糾隊聲名大振，博得了廣大群眾的交口稱讚，地痞流氓則無不膽怯三分。
1927年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形勢急劇逆轉，各地革命相繼轉入低潮。杭州的局勢也日趨嚴峻，鬥爭變得十分艱難殘酷。浙江省的國民黨右派出動大批軍警，搗毀、封閉了市總工會、革命團體和一些基層組織，瘋狂搜捕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光華火柴廠的紅色工會亦被宣佈為非法組織，取而代之的是專門勾結資本家欺壓迫害工人群眾的反動黃色工會。當時，曹阿堂因受通緝而避走蘇州，靠打零工謀生。後來，光華火柴廠工人利用國民黨當局急於正式改組工會的時機，提出要另組工會就必須允許離廠職工回廠復工為交換條件，曹阿堂才得以在9月份重返杭州。
這時候，正是白色恐怖籠罩全城、反動勢力十分囂張之際，原光華火柴廠工會委員長俞兆剛已經叛變投敵，當了黃色工會理事長，淪為資本家的代言人。曹阿堂千方百計與杭州黨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參加了中共浙江省委軍事部組織的“紅色恐怖團”，專門進行鋤奸活動，反擊白色恐怖，堅持與國民黨反動當局展開不懈的較量。不久，曹阿堂接受了“三天之內擊斃來桂芳”的指令。來桂芳是光華火柴廠的一名文牘，其實際身份是市政府社會科的特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賊。
曹阿堂充分意識到這項任務的艱鉅性：時間緊迫，而國民黨反動派控制極嚴，特務密探遍佈，四處跟蹤革命者的活動，完成任務的難度可想而知。然而，作為一名高風亮節的共產黨員，曹阿堂義無反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毫不猶豫地行動起來。經過一番周密的偵察，很快摸清了來桂芳住處周圍的環境及其行動規律，具體研究制定了行動計劃。
1927年11月1日深夜，曹阿堂帶領工糾隊員姚啟忠、任阿明趁著夜色潛到來桂芳的住所。曹阿堂做“人梯”，讓姚啟忠翻進院牆，從裡面把門打開，割斷電話線，爬上牆頭望風；任阿明進去後關掉總電錶，站在要道口監視其他房間；曹阿堂則大步闖進來的寢室。他用手電筒照住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準來連開兩槍。只聽一聲慘叫，對方再無聲息。曹阿堂以為來桂芳已被擊斃，而這時隔壁三個黃色工會的成員已聞聲衝向這邊，情勢十分緊急。曹阿堂待他們衝進來後，突然用手電筒照住他們，並隨手摸到一隻茶盞扔了過去，自己迅速退出房間，由任阿明將房門反鎖。臨走時，他讓任阿明把身上穿的工糾隊制服扔在現場，因其式樣與當時反動當局的軍服相近，這樣做本來是想籍此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擾亂敵方軍心，不料恰恰是種下了禍根。
第二天，三人若無其事地照常上班。然而，一到廠裡就發覺氣氛不對。工人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原來，狡猾的來桂芳其實並未被擊中要害，情急之下，以假死騙過了缺乏經驗的曹阿堂，事後馬上被送往廣濟醫院搶救。尤其遺憾的是，那件有意扔下的制服反而害了他們，反動當局由此判斷這件事是廠內工糾隊所為。曹阿堂在得悉事情暴露的關鍵時刻十分冷靜，首先想到的是同志的安全，他讓姚啟忠和任阿明去外地躲避，準備自己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出乎他意料的是，任阿明生性貪生怕死，聽到風聲後，唯恐追究到自己頭上，當天上午已經跑到醫院去向來桂芳跪求自首。下午，曹阿堂在海月橋永福樓茶店被便衣逮捕，關進柴木巷拘留所。
在審訊中，曹阿堂受盡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大義凜然。他義正辭嚴地責問：“我曹阿堂是光華火柴廠的工會委員、工糾隊長，歡迎北伐軍、擁護革命、保衛工人利益，究竟犯了什麼罪？!”敵人瞠目結舌，狼狽萬分，每次拷問都是一無所獲。不久，曹阿堂被押解到浙江陸軍監獄。他通過前來探監的弟弟，巧妙地帶出一張用暗語寫的條子，囑人將埋在家後門菜園石頭下的一支手槍交還組織，以滅痕跡。言談中，他還十分堅定地表示：決不出賣同志。他唯一後悔的是由於自己的疏忽大意，未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1928年1月9日深夜，曹阿堂與沈樂山、趙濟猛等7人，同時英勇就義於陸軍監獄刑場，時年34歲。曹阿堂遇難後，光華火柴廠工人自發贖回他的遺體，安葬於工廠附近的山上，1982年遷葬於南山公墓，讓更多的人瞻仰憑弔。
（鄔蓮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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