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當代書壇，無論在理論領域，還是創作領域，李強都是無法繞開的人物。李強在年齡上屬中原書風第二代書家，但他出道成名甚早。作為河南書協早期駐會者，他幾乎參與了河南早期大多重大理論活動，與周俊傑編輯主辦在書壇影響頗大的《書法家》，並聯名發表轟動書壇的《論書法新古典主義》，參與組織“書法新十年論辯會”，這在為他贏得很高時譽的同時，也使他躋身一流書家、理論家之列。
李強不僅具有理論家的思辨睿智和洞察力，同時，也具有出色的感性創作能力，這使他成為河南書壇不可多得的理論與創作雙棲人物。在創作上，他碑帖兼融，以帖統碑，避開中原書家一般習碑路數，出奇制勝、化裁不為時人注目的唐宮女墓誌，別開門徑。
對唐宮女墓誌的關注，不僅使其理論上頗有創穫，使人們在慣常接受的魏碑之外，又觸及到唐宮女墓誌這一陌生化的書法範型，從而擴大了魏碑研究探索的視閾——唐宮女墓誌實為魏碑風格在唐代書法的延續與孑遺——同時，也為李強的創作提供了一個生長點。
作為生長在河南本土的書家，對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魏碑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河南書家寫魏碑，也大多從“龍門體”入手。李強卻避開了這個慣常套路，而從唐宮女墓誌入手，這使他的碑書及碑行書創作與時人拉開了距離。更為重要的是，他將理論研究成果，轉化為創作實踐，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對唐宮女墓誌書史現象與價值的揭櫫，也許從理論上說，沒有產生某種大的效應，但對李強自身的創作而言，卻產生了審美轉換上的積極推動作用。李強由唐宮女墓誌獲得了新的碑學審視視角和創作基點。他的碑行書便是在長期浸潤化裁于右任的基礎上，又糅入唐宮女墓誌方獲得審美突變。
可以看到，以帖統碑而形成的于右任柔韌碑風與唐宮女墓誌樸質爛漫書風的微調，在李強腕下化合成一種異於魏碑純以雄強豪放示人的審美風格。在爛漫書寫中貫以謹致、卓犖不群、自成別調。
於碑行書之外，李強的篆書創作也呈現出鮮明的自家面目。積十年之功，李強耗費了遠遠高於行草書的創作心血，使其贏得了篆書創作的自由之境，恰當地說，他在篆書上所投入的超常努力，已不僅僅是一種孤立的創作行為，而是伴隨著一種學術探索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他通過識古來進一步接近傳統，更深刻地認識傳統。作為書法筆法之源，篆書無疑構成傳統書法筆法的價值核心部分——也是中原古法的核心——搞清篆書筆法即可究古今之變、窮隸變之源。由此，在李強的篆書創作中，便凸顯出一種學術品格與情懷，這與唯斤斤於創作本身而無學術關懷者無疑有著高下的不同。
對篆書的深厚積累與自由遣使，無疑在李強的隸書創作中產生了強烈效應。他的隸書大量使用篆書結構，這為其隸書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同時，也使其隸書增強了古意。不過，這種古意不是一種掉書袋的擺佈，而是一種視覺化的造型追求。
加之他將篆書結構與漢簡體勢相結合，更使其隸書表現出夭矯之態。河南書家受碑風影響，寫隸書多從雄強著眼、力避夭矯。李強於隸書則弱化雄肆之力，強調不無抒情的表現性和優雅的一面，但卻又不失於荏弱，此為李強在書法創作上的又一不與人同處。獨詣曰能，此也不可不謂之其高明處。
從李強書法創作整體來看，他追尋的是爽爽有一種風氣的自性表達，或曰名士風流的名士氣。他崇法尊古，但卻絕不保守，畫地為牢。新與舊，在他的創作上得到安處。
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他早期還積極投身於“現代書法”創作潮流，但這似乎並沒有影響到他在書法傳統上甘下十年寂寞孤獨之功。因而，可以說，以聰睿之智志困苦之功是李強在書法創作上的成功處，也是他在書法創作上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一鳴驚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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