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9年，金融財富領域發生了諸多變化，層出不窮的金融熱點、不斷湧現的新技術新趨勢、陸續出臺的新政策……
這一年，金融開放進一步提速，外資機構在國內佈局的進程加快；這一年，金融科技頂層文件出臺，中國金融科技踏上一條規範發展的創新之路；這一年，各項制度不斷完善，涉及消費、存款保險、破產等方方面面，都和每個人息息相關……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
“供給側改革”並不是一個新名詞。2019年，“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次被提出。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提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係，精準有效處置重點領域風險……”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動我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措施，有利於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之路。
眾所周知，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血脈暢通，經濟才能夠健康有力。此輪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特點之一，就是完全圍繞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而展開，其服務對象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可以說，當前我國正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至“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金融“做減法”到結構性“有增有減”。
2019年，金融領域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服務實體經濟、防範金融風險、深化改革開放等方面持續推進，為金融業帶來諸多變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重塑銀行體系機構數量和業務比重，非銀金融機構、深耕機構業務的券商都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此外，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壓力的轉移，還會給不良資產處置、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等業務帶來機會。
當然，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也會帶來挑戰，前期補短板和降成本增大了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壓力，給部分金融機構貸款定價能力和風控能力帶來挑戰。
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提速
開放是“十三五規劃”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2019年，中國銀行業和保險業對外開放不斷邁出新步伐。
2019年，金融開放頻頻落子。國務院修改外資銀行、保險公司管理條例，發佈關於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意見等，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准入門檻，取消多項業務限制。這些規章立法工作在法規層面護航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新措施的落地。銀保監會在2019年還陸續出臺兩輪共計19條開放措施，從取消外資股比限制、放寬市場準入條件等方面提出多條銀行業、保險業開放新政。
這些開放新政是對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整體佈局的進一步細化和落實，也是我國基於經濟和金融發展規律而進行的又一次主動開放作為。
在開放新政的推動下，我國銀行業、保險業對外開放步伐明顯加快，正在上演“加速度”。
面對中國巨大的市場，金融開放的提速吸引並促進外資金融機構的加速佈局。2019年1-10月，創興銀行上海分行、恆安標準養老保險有限責任公司等18家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的籌建申請獲批，約旦阿拉伯銀行上海分行、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交銀康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15家外資銀行和保險機構的開業申請獲批。11月，首家外資獨資保險控股公司德國安聯（中國）保險控股有限公司開業，成為在中國首家批准開業的外資獨資保險控股公司。
外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參與為我國金融業注入了新鮮血液，有利於發揮“鯰魚效應”，促進銀行業、保險業競爭力提升。同時，隨著中國推進金融開放的腳步加快，開放帶來的更多紅利正在深度釋放。外資的持續加註，促進了中國金融制度的改革，為境內金融機構帶來了更好的發展環境，為提高我國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營造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場基礎。
資本市場走上開放“快車道”
2019年，資本市場最耀眼的關鍵詞之一莫過於擴大對外開放。作為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2019年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各項舉措密集落地，正在逐漸改變資本市場的投資者結構和市場生態，同時也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改革和完善。
2019年，滬倫通正式落地，中日正式開啟基於合格投資者制度的ETF互通，外匯管理局取消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投資額度限制，MSCI年內三次擴容，標普道瓊斯將中國A股上市公司納入標普新興市場全球基準指數……
種種開放政策，表明中國資本市場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對投資者的開放，讓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市場，還包括對外資機構的開放。一時間，中國市場成為了全球資本青睞的對象，境外機構和個人都“爭先恐後”“摩拳擦掌”地準備進入中國資本市場。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不斷累積的社會財富和不斷上行的消費數據，都成為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強有力後盾。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大門越來越大，讓越來越多的境外資金看到了中國市場無限的“商機”，表明了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信心。
對我國而言，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提速，外資佔比的持續上升，不僅會增強海外投資者對我國資本市場的認可，也將有利於我國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發展。
支付清算市場雙向開放亮點頻現
當前，中國支付行業已經成為全球最活躍的區域支付力量，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對外輸出技術能力已成為一種自發趨勢。但支付清算市場一直存在“走出去”和“引進來”標準抗衡和“水土不服”的現象。要想在競爭激烈的支付市場中求得生存，就必須對外開放。開放也成為我國支付市場發展的主基調。
早在201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決定，進一步放開和規範銀行卡清算市場。我國支付市場開放的大幕徐徐拉開。2018年，國內正式放開外資支付機構准入限制。
2019年，支付清算市場雙向開放呈現很多亮點，政策利好正在不斷釋放。
在“引進來”方面，PayPal通過旗下美銀寶信息技術（上海）有限公司收購國付寶70%的股權，成為國付寶實際控制人並進入中國支付服務市場，中國境內市場迎來第一家外資第三方支付機構。
11月，德國支付公司Wirecard AG也發佈消息稱，計劃以投資中國持牌支付機構商銀信支付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
在“走出去”方面，支付寶、微信支付兩大移動支付巨頭2019年宣佈全面向境外持卡人開放，從而讓來華外籍人士可以更加便利地使用移動支付。支付寶、微信支付全面開放境外信用卡綁定支付，將更好地展示中國移動支付發展的優勢與魅力，這是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支付清算市場的開放，是金融市場全面對外開放的必然步驟，有利於國內金融市場總體發展壯大。但隨著境外支付機構入場，支付清算行業的競爭也必將越來越激烈。
不管怎樣，中國支付清算行業全面開放的新格局，將為國內移動支付的下半場注入更多活力，廣大的客戶也將享受到更多和生活場景關聯的便捷支付服務。
消費稅改革大幕開啟
2019年12月，財政部、稅務總局兩部門發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法（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正式拉開了消費稅改革的序幕。
《徵求意見稿》的“前世”，是1993年12月國務院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消費稅自1994年開徵以來，經歷了幾次重大的制度調整，包括2006年消費稅制度改革，2008年成品油稅費改革，2014年以來新一輪消費稅改革等。主要內容包括徵收範圍、稅率、環節和徵管方式等稅收要素。
可以說，消費稅是一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稅種，但對個人來說，消費稅對大多數人還相對陌生。作為調節稅種，目前消費稅主要通過對高耗能、高汙染產品，部分高檔消費品及不鼓勵消費的商品進行徵收，進而對生產和消費行為發揮重要的調節職能，因此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關。
從發佈的《徵求意見稿》可以看出，消費稅稅賦水平總體不變，部分商品的消費稅徵收從生產環節後移至批發和零售環節，稅率並沒有發生變化，目前徵稅的對象僅為高檔手錶、貴重首飾和珠寶玉石、豪華汽車等少數商品。
此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法（徵求意見稿）》的發佈標誌著中國稅制改革朝前邁出了一大步，也意味著消費稅由原來的政府條例即將上升為法律規範，標誌著我國稅法的不斷完善，給稅務部門徵管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將極大地增強消費稅徵收的法制威懾力。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消費稅對於高耗能、高汙染產品的生產消費將起到抑制作用，也有利於經濟結構的調整。
LPR“換錨”
利率市場化改革一直是金融領域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推進利率“兩軌並一軌”即推動存貸款基準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逐漸統一，是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方法之一。2019年，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改革不斷加速。
2019年8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要“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貸款基礎利率，又名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oan Prime Rate，簡稱LPR），是商業銀行對其最優質客戶執行的貸款利率，其他貸款利率可在此基礎上加減點生成。
早在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就啟動了LPR集中報價和發佈機制。但自LPR發佈以來，其走勢與貸款基準利率基本一致，對現存的貸款利率定價機制並未起到顯著的補充或者改進作用。
2019年，新的LPR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如報價方式改為按照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加點形成，以MLF利率為錨，期限品種新增5年期以上，報價行範圍新增了中小銀行，報價頻率改為按月報價。
整體來看，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遵循的是“先貸款、後存款”的路徑。LPR形成機制改革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關鍵一環。改革LPR報價機制，打破貸款利率隱性下限是打通利率市場化改革“最後一公里”的第一步，有助於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而利率市場化改革，未來仍需要繼續發力。
存款保險制度再進一步
2015年《存款保險條例》出臺，我國存款保險制度正式建立。時隔四年，相應的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於2019年5月正式成立。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就是在當前市場信用風險上升，亟需建立高風險金融機構的處置和退出機制的情況下產生的。這是我國完善存款保險制度的又一重大舉措，也表明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及各類投資者保護制度正在進一步完善。
從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營範圍看，包括進行股權、債權、基金等投資；依法管理存款保險基金有關資產；直接或者委託收購、經營、管理和處置資產；依法辦理存款保險有關業務；資產評估以及國家有關部門批准的其他業務。
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是我國金融領域的重大事件，這既是對《存款保險條例》的進一步延伸、補充和完善，意味著存款保險基金將步入公司化、專業化運作階段，有利於以存款保險制度為核心，加快建立市場化、法治化的金融機構有序處置機制。
最重要的是，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有利於我國建立金融業穩健運行的機制，以防範和處置金融風險，真正發揮金融“滅火器”作用。對個人來說，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能夠加強和完善對存款人的保護，為居民存款安全再添一道堅固的“防火牆”，使存款人的存款更加安全。
個人破產製度試水
2019年7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同13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分步推進建立自然人破產製度。這是第一個專門涉及市場主體退出問題的國家級文件。
方案一出，溫州市率先行動。9月，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佈《關於個人債務集中清理實施意見（試行）》。10月，溫州中院辦結了國內首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案件。
破產製度是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制度之一，是經濟運行與市場信用的基礎保障。而市場經濟強調的就是要充分發揮每個人對市場經濟的積極性，因此，個人破產製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我國，個人破產製度長期缺失，使得破產法實質上成為“半部破產法”，無法真正解決債權問題，甚至會陷入“救得了企業卻救不了老闆”的困境。
個人破產製度強調競爭和創新，對失敗者多了更多的包容，其試水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它意味著當債務人資不抵債時，可以依法申請破產保護，在生活受到極大限制、個人聲譽受損的條件下，債務可以得到一定免除。
只有當個人破產法真正成為企業家們生存保障的制度支撐時，企業家們才會徹底放下所有的顧慮，沒有後顧之憂和拋開全部負擔地全身心參與社會經濟活動、創造財富。從某種程度上說，個人破產法是給誠實但可能遭遇不幸的企業家一次重新來過的機會。
金融科技大“潮”已來
2019年，金融科技繼續延續2018年快速發展的勢頭，並且更加富有活力與效率。一個全新的金融科技生態正在形成，一場多元的金融科技競賽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的發佈，為未來幾年金融科技的發展作出頂層設計。大數據風控行業的整治、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強勢崛起、數字貨幣研究推進、金融監管科技的蓬勃發展和監管沙盒試點落地……這一切都展示了一幅金融科技發展的宏偉畫卷，金融科技行業呈現出全新的發展走向。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對傳統金融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在金融科技浪潮已來、勢不可擋的背景下，許多傳統金融機構加速擁抱金融科技，革新傳統金融業態，開放與連接成為主流機構做大做強的必要戰略。
傳統銀行紛紛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利用市場化機制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金融科技領域的研發與場景應用落地。這種趨勢表明金融機構從思維、理念、業務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全力擁抱金融科技，呈現出金融科技與傳統金融業深度大融合的趨勢。
金融科技深刻地改變著傳統的金融服務流程，在“扎牢制度防火牆”的前提下，可以極大地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和風險管理水平。而且，金融科技能讓更多的人更容易獲得便捷舒適的金融服務，從而為賦能“普惠金融”，並推動金融服務“潤物細無聲”似地滲透到各種場景中去。
個人金融信息保護備受關注
2019年10月，中國人民銀行向部分銀行下發了《個人金融信息（數據）保護試行辦法》初稿，內容重點涉及完善徵信機制體制建設，對金融機構與第三方之間徵信業務活動等作出進一步明確規定，加大對違規採集、使用個人徵信信息的懲處力度。
金融領域個人信息具有特殊性。與其他個人信息相比，金融領域的個人信息與個人資產、信用狀況等高度相關，一旦洩露，對受害者的財產安全可能造成很大威脅。
銀行、保險公司、券商等金融機構一直存儲著大量的個人及企業用戶的數據信息，如電話、住址、信用額度、賬戶餘額、支付記錄等，易遭黑客攻擊，極易成為公民個人信息洩露的重災區。
互聯網的普及使互聯網金融領域的信息安全也成為焦點。支付、網貸、徵信等業務，以及近期發酵的大數據風控、反欺詐、催收等問題引發大量關注。若這些領域的信息安全出現洩漏，將會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損失。
但由於我國之前一直沒有一部專門的法律對個人信息，特別是個人金融信息的收集、使用、披露等行為進行規範，難以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因此，《個人金融信息（數據）保護試行辦法》將從法律層面加強對個人金融信息的保護，會極大地推動個人信息安全、維護個人權益和金融穩定。 ■
（作者為本刊記者馬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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