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赫贝特的诗是东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说到东欧文学,一般人都会觉得是东欧国家的文学,著名的小说《好兵帅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伴随着《多瑙河之波》《第八个铜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经典的老电影,东欧文学深深植入上世纪50年代前后一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

但东欧都包括哪些国家呢?随着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东欧的概念也在不断刷新,直到今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自己是东欧国家。

可是波兰伟大诗人赫贝特,却始终自称是东欧文学家,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随笔,被收录在“蓝色东欧”系列作品中,内容既涉及了欧洲古典文明,也充满了对二战灾难的精神反思。


为什么说赫贝特的诗是东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曲折历史背景下的天才诗人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赫贝特的作品就在西方文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

1924年10月,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出生于波兰东部名城利沃夫。说起利沃夫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属于波兰,在二战结束之前的雅尔塔会议决定,把当时还属于波兰的利沃夫划归了乌克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利沃夫成了赫贝特思念一生的故乡。

赫贝特具有英国血统,当年,赫贝特的祖父从英国辗转来到波兰,最后定居利沃夫。他的父亲在银行任职,参加过波兰的独立运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时,赫贝特在地下学校读完了中学,年轻的他还参加过一些地下抵抗活动。

二战结束后,赫贝特前往克拉科夫读大学,取得了经济学与法律的硕士学位。后来,波兰著名哲学家亨利克•艾尔岑伯格收他为学生,传授他哲学,因为亨利克•艾尔岑伯格的独立精神,被赫贝特奉为“精神导师”。2002年,波兰出版了他们师生之间的往来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年轻的赫贝特自卑而羞怯,他不能确定自己将来究竟要以哲学还是写诗为生。

赫贝特最早的时候发表作品都是用笔名,他并没有以写作作为自己的正式职业,而是处在社会底层,从事着营业员、计时工、图书馆管理员等各种低收入工作。在入不敷出的时候,他甚至卖血来维持生计。

“我在底层。我不屈服。”秉承着这样的信念,赫贝特开始跟当时波兰许多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拿起笔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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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波兰的文化氛围渐渐宽松了起来。作家们的作品和名字开始出现在《当代》杂志上,赫贝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956年之后,他相继出版了诗集《光弦》《赫尔墨斯• 狗和星星》《客体研究》以及他最著名的随笔集《花园里的野蛮人》。这些作品甫一问世,很快就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欧洲主要语言,在欧洲各国发行,继而在国外斩获各大文学奖项,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1965年10月,赫贝特第一次走出国门,前往奥地利领奖。三年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认识了诺贝尔获奖诗人米沃什,随着两人合作的加深,赫贝特干脆在美国住了下来,并在洛杉矶国立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有趣的是,赫贝特的知名度也是归功于米沃什,正是米沃什翻把原本以“小语种”波兰语写作的赫贝特诗歌翻译成英文出版,才使得赫贝特有了如此高的知名度。这二位杰出的诗人也由此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1971年回国后,赫贝特开始介入政治活动,导致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从此,他的作品渐渐在东欧文坛消失匿迹,但是他的诗作在世界文坛上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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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被定义的诗作

1974年,赫贝特发表了大型组诗《科吉托先生》,将他的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科吉托”一词取自笛卡儿的名言“Cogito, ergosum”(我思故我在),意为“我思”。

“科吉托先生”是的确是个爱思考的人,他对一切抱有怀疑态度,遇到不平的事儿总是忍不住嘲讽,他老派而孤独,时常矛盾,但这并不妨碍他拥有独特的价值观。

在这部作品中,每首诗都像是一个传记片段,写的都是科吉托先生的思考。比如,科吉托先生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和腿,脑袋里充斥着另类的想法;他读报纸,给自己释梦;他考虑要不要回到故乡;他去看望生病的朋友;他猜测地狱的样子,思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纯粹的思想,等等。通过科吉托先生的所思所想,表达了赫贝特想要阐述的观点:“写作必须教人清醒:让人醒着。 ”

赫贝特是含蓄的,他在创作诗歌时,喜欢引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圣经等内容,并在这个基础上赋予自己独到的观点,为其增添新的寓意。著名诗人巴朗恰克曾这样评价他:赫贝特总能在两种对立的价值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只要他不让它们冲撞,不暴露自己的裁判身份,并且永不宣布哪一方获胜。比如当他说“没有人喜欢道德家”,事实上,他并不是反道德论者,而是在暗示某些道德价值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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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赫贝特总在暗暗揭示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直面矛盾。比如他在《科吉托先生反思苦难》一诗里表达的:

饮尽苦涩的草药精华

但不包括沉渣

要小心地给未来留下几大口

接受苦难

同时也将它孤立于体内

如果可能

从苦难的材料中

创造一个人或别的什么

同它嬉戏

当然嬉戏

热情地跟它开玩笑

就像同一个病孩子

最后哄哄它

以一些可笑的把戏

一个苍白的微笑

赫贝特用简洁的语言,写出这些毫不滥俗的诗句,他的语言高度凝练,表达的东西却意味深长。这些句子是具象的,仔细品读甚至会觉得能够触摸到真实。

多少年来,评论家们一直试图给赫贝特的作品定位,用“新古典主义”“历史的反讽诗人”“逃离乌托邦”等等称号为他加冕。但是,赫贝特的作品几乎在顽强抵抗着这些定位。


为什么说赫贝特的诗是东欧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常年生活在国外,却时刻与国家共命运

波兰著名作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曾写道:“在赫贝特的诗里,我听到反讽,幽默,和很少惠顾二十世纪文学的人文主义者的静思,但是,其中也有绝望和哀伤。”

正是这些绝望和哀伤,让赫贝特诗歌里蕴藏着20世纪的苦难。赫贝特对于一个时代的残酷有着超乎寻常清醒的意识,但他并未因此丧失抒情或幽默。这里有一个伟大艺术家深沉的秘密。

赫贝特常年在国外生活,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西欧,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希腊。他深深着迷于地中海文明,自从1956年第一次走出国门,他就越来越长久地呆在国外。他是用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来完成对文学的朝圣。

在异国他乡,赫贝特带着写生簿,流连于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在一幅画、一尊雕塑前一站就是一整天。他在这些艺术品身上找到写作灵感,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了这上面。当时,波兰货币在国外的汇率很低,赫贝特省之又省,能坐公汽就不坐火车。

就这样,赫贝特写下了大量关于法国、希腊、意大利、荷兰的历史和艺术的随笔散文,分别集结为《花园里的野蛮人》《带马嚼子的静物画》《海上迷宫》等。这些文章具有极其明显的抒情特征,能够轻易地激发读者进一步认识和探究的兴趣。其中,《花园里的野蛮人》是对自己的自嘲,抒发了他自己置身古代欧洲的艺术场景时内心的惊叹,仿佛一个野蛮人来到了文明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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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波兰局势动荡,生活在国外的赫贝特毅然决定回国。此时,他已经年近60,被各种疾病折磨,然而他毫不在意,回到华沙后,他频繁地参加集会和活动,他的诗作被音乐家谱曲,在地下活动时广为传唱。1981年12月12日,波兰进入战时状态,目睹乌烟瘴气的局势,赫贝特心如刀绞,他发表了《来自围城的报告》,诗作经地下刊物传播,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来自围城的报告》原本是他在柏林创作的作品,但他故意把创作时间改为1982年,这是赫贝特婉转地向外界传达自己置身其间的情势和心声。几年后,评论家巴朗恰克这样称赞道:这是一首可以站在赫贝特所有作品之上的诗,因为它代表了赫贝特全部作品里贯穿始终的那种声音:清醒而急迫。

在《来自围城的报告》的结尾赫贝特这样写道:

现在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

支持妥协者已经赢得对于拼死抵抗一方的微弱优势

常见的情绪转移,我们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

墓地在扩大,抵抗者的数字在缩小

抵抗仍在继续并将坚持到最后

即便城市陷落我们只有一人幸存

他也将在他的体内背负整个城市踏上流亡之路

他将是这个城市

我们看着饥饿的脸火焰的脸死亡的脸

以及它们中最坏的——背信弃义的脸

而唯有我们的梦没有受到羞辱

赫贝特的这首诗读起来慷慨激昂,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愤懑与控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赫贝特甚至比米沃什赢得了更多的尊敬和热爱的原因:赫贝特,在与祖国同甘共苦的岁月里,选择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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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诗人,英雄的暮年

赫贝特保持着足够敏锐的现实感,他为波兰的命运感到焦急和痛苦。他振臂高呼:对于一个民族,价值匮乏是致命的。

在1992年,赫贝特结束了在巴黎为期六年的并不如意的生活,回国出版了诗集《罗维戈》。在评论家眼里,这部作品标志着他的诗歌写作开始走向衰弱。赫贝特老了,可是在这部集子中,却出现了比以往更为明亮和欢快的东西。

赫贝特夫妇是在1986年冬天抵达巴黎的。他的传记资料记载:自“解冻"时期开始,他就要不断地离开波兰再返回,如此反复。从前,他是厌恶华沙那种小规模的极权主义的粗俗和丑陋。现在,他要抵抗那些各种公众意见不断带来的压力,它们迫使他戴上“民族诗人”的面具。而在国外,他是孤独而自由的艺术家,可以退进自己最喜欢的职业、绘画、博物馆或当地的教堂。然而,最后他还是会开始想念波兰。

赫贝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物质条件也越来越差,在他需要紧急看医生的时候,租住地电话却被停机,他的妻子只好到邻居家借用电话。这个在自己国家深受爱戴、在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都备受关注的著名诗人,在巴黎的生活却捉襟见肘。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巴黎人的审美格格不入,甚至在他出版新作时,只得到了一篇评论,内容竟是:这部作品很不正常。

被绝望和疾病驱使,赫贝特决定要起诉他的出版商,他甚至聘请了律师,准备控告出版社造假、侵占,后来不了了之。事实上,他真实的怨气在于,他是一个勤奋工作,认真写作的诗人,他渴望稳定的生活,然而却越过越穷。

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他是一个大师,而他生活得几乎一贫如洗。在某种意义上,赫贝特在巴黎的孤独,是现代世界里诗歌处境的一个象征。

1998年7月28日,赫贝特与哮喘和孤独抗争多年后,在华沙去世。

作为一个成功地为民族精神困境下定义的诗人,他的作品拥有一种最强烈的道德感和真正抒怀的激情。他所获得世界性的声誉,正与日俱增,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赫贝特去世10周年的时候,波兰议会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将2008年确定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年”。在作为议会决议的文件中,有这样致敬的文字:

在遭遇价值危机和痛苦疑虑的时代,他始终一贯地坚持原则:在艺术上一一坚持美、层次和写作技巧的标准;在生活一一坚持明确区分善恶的道德法则。他为人勇敢、无所畏惧又独立不羁。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对自由的珍爱,对个人尊严以及对这种尊严所产生的道德力量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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