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皇帝的23歲人生:與滿貴族和黨爭鬥爭14年,結果失敗

自萬曆年後,商人普遍有了戶口,有了戶口就可以光明正大進行科考。由此,商人大規模進入官場,導致經商思維充斥官場。又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乃至整部歷史,對於商人採用的蔑視舉措,商人們普遍有一種“擔心”,即好不容易獲得的成就、幸福生活、生活地位丟失。因此,利用家中的錢,上下左右開通上升之路、保位之旅。很明顯,加劇了“黨爭”問題。


晚明“商人誤國”造成明亡,順治皇帝對此非常關注,開始嚮明太祖學習吏治整頓經驗

受了幾千年“欺壓”的商人,在幾十年內突然間,獲得了無上的榮譽和權力,對於他們自身反而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們在報復性還擊蔑視的“亂作為”的同時,大明天下已經四周狼煙大起、內部更是矛盾,自然災害天降而下,更驟然加強危險程度。

從某種意義上說,商人們、各種強勢階層們的行為,其實只是在即將爆發的火山上裸奔而已。

商人們的行為為何會這樣?其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一歷程時間並不長”,在短時間內,商人們在商業道德、商業規範上,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

比如權力場和財富場各自邊界是什麼?

悲哀皇帝的23歲人生:與滿貴族和黨爭鬥爭14年,結果失敗

財富與封建皇權在權位上如何劃分?財富勢力在哪些問題上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商人們在社會價值和財富價值之間有哪些財富可以賺取?哪些不可以?也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責任問題。

然而,隆慶開放(1567年)前,明朝的許多商人都是走私商,因為朱元璋“片板不得下海”的命令和祖訓地存在,“海外貿易商人”其實就是走私商。短短几十年的時間,走私商變白了,由此,二百年的“非法”狀態與千年的被蔑視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畸形心理。

這時,王陽明在理論上,唐伯虎在實踐上帶動“新的儒家思想”對陣“傳統儒家思想”。其後公案三袁、李贄、張岱等更推動了“新時代發展”。這個新時代,人們以財富為根本、以自我享樂和快樂為行為方式,拋棄了傳統的忠君思想。由此,“黨派”之爭聯合這一新時代共同摧毀了大明帝國。

順治皇帝為了清朝穩定、皇權鞏固,向朱元璋學習吏治整頓

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病逝,順治皇帝得以真正掌控權力、親政。那時,順治12週歲。五年後的1655年,深刻認識到吏治問題、滿貴族對皇權的威脅的皇帝。一方面希望重用漢人,抵抗滿貴族、漢八旗對皇權的威脅;一方面大力提拔官員級別較低的漢人為巡按,希望利用他們“級別低,敢得罪官員,用以上位”的特點降低吏治問題。

悲哀皇帝的23歲人生:與滿貴族和黨爭鬥爭14年,結果失敗

順治十二年(1657年),順治諭刑部:貪官蠹國害民,最為可恨,向因法度太輕,雖經革職擬罪,猶得享用贓資,以至貪風不息。今後內外大小官員,凡受贓至十兩以上,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沒家產入官,著載入律例。特諭。

在此之前的九年八月,原任漕運總督吳惟華因為貪腐1.1萬兩白銀被抓,但念及其戰功,將其革職、削去恭順侯、太子太保追贓入官。

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654年4月27日),大學士、尚書陳名夏因橫行鄉里、逼死人命、貪汙枉法、任人唯親、結黨營私等罪,被判處死刑,甚至立即執行。

十一年十二月廣西巡撫王一品,因賄屬吏科,以圖規避遠缺罪被判處絞刑。這個人比較奇怪,因為賄賂吏部官員幫忙調整工作,為啥要調整工作?就是他嫌當官的地方偏遠、路途難走。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661年1月22日),巡撫耿焞貪腐罪行曝光,但因為已經病故。順治便要求,除了其妻子的生活必需費用外,全部充公。

以上這些案例都是督撫一級的官員,有些人屬於漢八旗,既然是八旗他們就要聽“主子兒”的。由此,當“主子兒”與皇權發生矛盾的時候?他們得如何選擇?

對於現代人來說,這個很簡單呀,聽皇上的。但問題是清初可不見得。許多人只認“主子兒”不認皇帝。

另外,陳名夏則是明朝“黨爭”到清朝的延續的代表。陳名夏代表“南方漢精英”,與“北方漢精英”之間存在著嚴重的“黨爭”,這些黨爭從萬曆、崇禎時代就延續著,到了順治時期也是如此。因此,崇禎對“黨爭“問題進行了打擊。

悲哀皇帝的23歲人生:與滿貴族和黨爭鬥爭14年,結果失敗

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他最青睞的“巡按制度”出現了重大問題,他重用的人竟然同樣與他們沆瀣一氣,腐敗、作奸犯科一個都不少。例如:

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655年12月20日)順天巡按顧仁被判處死刑——斬立決。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658年12月21日)江南按察御史盧慎言,被江寧巡按衛貞元舉報參劾。順治皇帝將其剮了(1659年11月29日)。江寧巡撫張中、江南巡撫劉宗韓、宗人府府丞董國祥等分別因包庇罪被免職,董國祥因事發前積極退贓、認罪被革職後流放尚陽堡。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662年1月18日)湖南巡按御史仵劭昕,因受賄於判處死刑,受牽連官員23人。

最終,順治在巡按仵劭昕被判處死刑一個月後,無奈中、在失望中病逝。順治皇帝從七年十二月到十八年十一月屬於“親政”時間的14年,一方面面對著滿貴族對皇權威脅;一方面面對著明朝就存在的“漢臣黨爭”問題。14年的時間,鬥了大半生(享年23歲)終歸失敗。

他的兒子康熙繼位之初就受到滿貴族的威脅,最終,經過漫長的統治,直到乾隆時期,才真正地解除了滿貴族對皇權的威脅

對於“黨爭”問題,清朝從頭到尾都比較重視。對於南方漢人的不信任,一直在身處其中。就是到了康熙後期,兩江總督噶禮(康熙53年被殺1714年)還以此挑撥康熙對張伯行地信任:

悲哀皇帝的23歲人生:與滿貴族和黨爭鬥爭14年,結果失敗

南方漢人甚奸猾,聖主明知者甚是……張伯行在屬員中見旗人即憎惡之。奴才若為公事派遣漢官及來會奴才者,張伯行即背地裡恨曰:伊為漢人,何不與我同心,反於總督同心等語。奴才不知張伯行用心何在……

不僅康熙朝如此,雍正朝同樣如此,整個清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滿漢之間的衝突,對漢人特別是南方漢人的不信任(某種意義上是懼怕)貫穿著清朝的整個歷史,直至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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