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元
古代中國最徹底、最成功的變法——洋務運動，成功的最大因素，是慈禧這麼個沒有文化的女人
在對鴉片戰爭的描述中，經常能看到這樣一句話，那就是帝國主義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大門打開了，是不是意味著先進的觀念就能進來了呢？答案是NO。
回顧一下歷史，古代中國的大門，套用一句歌詞就是：我家大門常打開，開放懷抱等你。
從五古亂華，到五代十國，北方几乎所有的“蠻夷”（按儒家定義），無一例外地都進來溜達了一圈。等到了金的時代，則是丟是半壁江山。當然最狠的是蒙古人和後金（清），不僅進了你家大門，還把你的家徹底給佔了。
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儒家眼裡的“蠻夷”，其文化和古代中國是絕然不同的文化。但這些文化無一例外地，都被儒家思想給同化了。其原因不是什麼包容性、先進性，而是儒家文化是最適合專制極權統治的文化。
而西方的科學思想也好，重商主義也罷，雖然早在明代就通各種途徑進入了古代中國，但對古代中國的主體文化，儒家文化可以說沒有產生一丁點兒的衝擊和影響。
真正讓古代中國思想觀念發生徹底轉變的變法，是洋務運動。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東西兩個帝國發生正面大碰撞，揭開了中國社會大轉型的序幕。
這場戰爭打了兩年多，英國遠征軍前後有兩萬人左右參戰，清王朝卻先後調集十萬左右的軍隊參戰。清軍幾乎每戰必潰，先後有一名總督、兩名提督、7名總兵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爭。而英國遠征軍在鴉片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卻只有約500人，其中真正陣亡人數還不足百人。
面對中英雙方的巨大差距，鴉片戰爭對中國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塊界碑，它標誌著在英國大炮的逼迫下，古老的中國社會蹣跚地走入了近代。
然而，儘管歷史給了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機會，但鴉片戰爭結束之後的清王朝統治階級並沒有真正覺醒。他們認為戰爭起因是外交處置不當引起的偶然事件，沒有認識到這是西方列強向東方擴張的必然趨勢，也沒有認識到戰爭的失敗是由雙方全方位的差距造成的，而是把戰爭失敗原因歸結為“前線將領指揮不力”。
戰爭結束後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本來極為喪權辱國，但清王朝統治階級竟然稱之為“萬年和約”：一方面天真地以為簽了和約就太平無事了，一方面竟然希望屈辱的條約保持萬年不變。
因此，鴉片戰爭結束後，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清王朝自上而下繼續在麻木與愚昧中昏昏沉睡，以至於晚清軍事領域的真正變革，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真正開始，使中國早期軍事近代化再被延誤了整整20年。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曾說：“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實際上，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一些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在比較中思考。當時，以林則徐、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晚清軍事變革先行者，通過對西方的瞭解和對中國軍事落後的反思，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軍事變革思想和“器良、技熟、膽壯、心齊”的建軍思想，這標誌晚清開始了近代軍事變革的艱苦跋涉。
但是，近代中國是被大炮轟出古代社會，很不情願地踏上近代化歷程的。這中間的原因，不是因為中國人就是習慣於守舊、習慣於保守，而是因為這種變革對現有利益集團，會從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都會產生極大的傷害。
簡單地拿治國理念來說吧，即便是最簡單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你總得明白西方的技術吧？這就讓整個官僚集團及其附屬的縉紳、文人集團安身立命的儒家文化，受到強烈的衝擊。學了幾千子曰詩云，可能突然之間就變成了廢物。
再說經濟利益。古代中國任何一個王朝，都有由官僚、貴族（皇親國戚、公侯伯子男之類）、士紳（包括地主工商經營者）等階層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通過掌握各個層級的權力，完成了對農業、工業與商業經營的全面壟斷。
舉個小說裡的例子，西門慶是士紳，他通過與官府的勾結，當然他本人也是個官，霸佔了清河縣的中藥市場，從而賺取了最大利潤。再拿這些利潤去賄賂更大的官，從而達到了在縣裡說一不二的地步。殺了武大郎之後，身為清河縣刑警隊長（都頭）的武松拿他都沒有辦法，只能是採用明殺的以惡制惡手段。
而在古代中國，充滿了大大小小的西門慶。這樣一個階層獨佔了社會最大可能比例的財富總量，當然不希望因為變法而失去。
但變法既然是改變舊制度、舊事物。對舊有的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調整變動，那麼必然對現有利益階層的經濟利益有著巨大的傷害，所以變法必然要受到要受到這個階層最大能力的阻礙。對變法的阻礙，實際上與思想觀念甚至沒有關係，真正起作用的是利益。比如中國崇尚“祖宗之法不可變”，但孔子還說過“蠻夷之有君，不如華夏之無”呢，但清王朝的大小儒家們當奴才照樣當的賊來勁，也沒有看到誰辭官不做的。
所以“妄自尊大、因循守舊、盲目排外”並不是社會變改的真正阻力，真正的阻力來自於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抗。
這也是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變法都是自上而下開始的真正原因。
就皇帝來說，天下財富都是他的（至少理論上如此），所以他最關心的不是如何搜刮財富，而是如何保證社會的穩定。而在不可能放棄權力的前提下，保持社會的穩定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避免貧富差距過大，從而讓百姓生活不下去而造反。
所以皇帝進行的所有變法，幾乎都是以傷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開始的。當然無一例外的，必然要受到既得利益集國的拼命反抗。歷史上成功進行大規模變法的皇帝雍正，之所以被塑造成個暴君、得位不正、荒淫無恥的形象，原因就在於他實行的官紳一體納糧、火耗歸公、養廉銀等制度，雖然促進了社會公平、減輕了百姓負擔、維護了社會穩定，但極大地損害了官僚士大夫的經濟利益，所以捱罵是必須的。
而慈禧進行的，或者說無意中推動的，是比雍正皇帝的變法更加激進的，對古代中國從思想觀念到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革，這就是洋務運動。
關於洋務運動，已經有太多的人進行了評價，這裡僅僅指出它的一個最為偉大的意義，那就是洋務運動為中國人打開了一扇門，一扇瞭解世界、接觸世界、融入世界的一扇門。這扇門讓中國人瞭解了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科學，直到讓中國徹底擺脫專制集團統治。
雖然洋務運動的發起，目的是統治階層為了御外侮、平內患，發起洋務運動的初衷在於援西洋之長以扶清廷統治大廈之將傾，但“結果和它的願望恰恰相反。它不自覺地把機捩擰撥了一下，當機捩一旦轉動，就逐漸地向著毀滅制度的爆炸點走去，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迫使它停下來”。（戴逸：《洋務運動試論》）
以這些清廷重臣為始作俑者引入中華大地的西方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繫的意識形態，按照它自身的發展規律，艱難而又緩熳、卻亦是不可阻擋地成長、壯大，並終於將延續兩千餘年的中國王權專制主義制度送進墳墓。這正如洋務派巨擘張之洞的弟子張繼煦所評曰：“雖為公（張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機湊泊，種豆得瓜。”
洋務運動的真正偉大之處在於，它從一個完全封閉的、從思想到制度都已經極端爛熟的專制極權統治內部，從上到下打開了一個缺口，從而讓徹底摧毀專制極權統治的革命得以發生。
事實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在吃了那麼大的虧，大門硬生生給打開的情況下，西方的思想意識仍然沒有產生什麼影響。當時思想最為開放的林則徐和魏源等人，能夠想到和接受的，也不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這麼一種學習的心態，還被認為是“用夷變夏”或“以夷變夏”，威脅了中國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強烈抨擊。
古代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專制極權統治，已經達到了“完美”的程度，別說可以從根本上推翻這種統治的科學、民主思想了，就是任何一點對這種制度的變革，都會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無情打壓。在這種情況下，指望西方重視民主、科學、商業的文化，對其產生衝擊，比如指望公雞下蛋還難。
這個例證可以從西方絕大多數殖民地（由西方人直接建立的，比如美國、澳大利亞等除外），雖然門開著，人家住著，文化燻著，但最終並沒有產生真正的民主制度，可以得到證明。
但在中國，這一切因為清王朝的洋務運動而改變。
不管慈禧及支持洋務運動的大臣們是什麼目的，洋務運動起碼達到了這麼一個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動搖了儒家思想中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思想基點，從而讓儒家思想這個專制集權統治的思想基礎被動搖直到廢棄，讓中國人在思想上有了真正的改變。
古代中國最徹底、最成功的變法——洋務運動，成功的最大因素，是因為慈禧是女人，更因為慈禧沒文化。
祖宗之法不可變是專制集權統治階層，對付敵人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個祖宗之法，最終可以上溯到西周王朝。那個時代還處於專制集權的初創年代，啥啥都不全乎。所以只要是某種改變或者創新，影響到了專制統治集權統治階層的利益，一頂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大帽子砸過去，保證叫你頭破血流。因為這樣的創新或者改變，肯定是周王朝所沒有的，那個時候的人也想不到。但實際上，所謂祖宗之法不可變，不過是個武器而已。對既得利益集團有利的變化，隨便整；而對自己不利的改革，一定要砸過去。
比如說周王朝的最基本制度，分封制，除了傻乎乎的項羽和司馬炎之外，沒有看到哪個皇帝真正實行的。但這麼一個改變，而且是對祖宗之法的最大變革，也沒有看到大小儒家們跳出來，拼了老命去指責。
洋務運動則是屬於大小儒家們拼命反對的。首先洋務運動的實質，是工和商。是通過學習西方的製造技術、商品流通方式來擺脫大清帝王衰敗的面貌。而提倡工商，則是對儒家文化中“農本商末”觀念，以及“士農工商”等級排列的徹底改變。
而這種改變最為致命的，是它導致了對儒家文化整個的懷疑和衝擊。這種衝擊和懷疑，對大小儒家們的政治利益有著致命的傷害，當然是他們堅決反對的。更何況，古代中國並不是沒有工和商，大小儒家們也不是不重視工和商，而是通權力把持著工和商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農本商末”不過是他們用來對抗國家大力發展工商，或者對工商進行合理稅收的有力武器。當然這樣的武器還有一件，那就是與民爭利。所以說儒家的思維總是特別怪，向他們控制的工商行業收稅，就是與民爭利，把沉重的賦稅都加在農民腦袋上，就不是與民爭利了？
正是因為洋務運動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都有著致命的傷害，所以才受到了他們拼命的反對。而支持洋務運動的人，除了他們確實是為振興大清著想之外，更重要的，他們無一例外的，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後來者，也就是利益得到較少的，而且背後的團體也是既得利益集團中的新秀。
比如奕，咸豐時代的靠邊站王爺；曾國藩禮部侍郎，屬於官場中比較清貧的工作崗位；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就是純的不能再純的新人了，甚至可以說他們沒有什麼利益可言。
正是他們既得利益比較少，新的變革又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政治發展空間，更大的經濟利益（比如南北洋集團），所以他們在發起洋務運動的時候，才能熱情高漲、毫不動搖。當然這些人也是近距離接觸過西方人以及西方技術的一批人，這也是他們能認識到需要改革的一個原因。
這樣的一個變法，放到任何一個皇帝身上，可能都是至為艱難的任務，但慈禧卻把它給完成了。
慈禧能把洋務運動開展起來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她是個女人。
作為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滿族女人，（據說慈禧寫一個100多字的公文要錯四五個字，估計現在上幼兒園都畢不了業。）慈禧估計沒有受儒家文化太大的影響，所以她行事的原則，更像儒家文化中的小人，往往從是否有利於自己的角度來考量。更何況儒家文化是打心底裡看不起女人的，整天吵吵什麼“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把女人當政稱為“母雞司晨”，所以在慈禧那裡也討不著好。
可能是出於對儒家文化的無知，更可能是打心眼裡討厭儒家文化，所以當洋務派與頑固派，就是否開展“洋務運動”打嘴仗，進行所謂的理論探討的時候，慈禧的做法是隻做不說。
1866年12月，奕訴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分館，招收科舉出身的人員學習天文、數學。保守派代表，大學士倭仁親自出馬，上書慈禧太后，堅決反對。他認為，讓科舉出身的人員向外國人學習天文、數學是斯文掃地。他聲稱，中國之大，不愁沒有人才，只要多方訪求，一定可以找到精通天文、數學的人，為什麼一定向外國人學習呢！
跟一個所謂的大儒去辯論，基本上是找死的活，因為大儒的理論出發點是孔孟之言，只要你不敢說孔子、孟子是錯的，那你沒個贏。更何況以慈禧的文化水平，孔子說了啥都不知道，怎麼辦呢？慈禧也不和他吵，你倭仁不是說咱們有的是人才嗎？那你找幾個來看看好了。讓他保舉幾名精通天文、數學的人才，並由他負責選定地方辦一個天文數學館與同文館分館互相學習，共同進步。
這下倭仁傻眼了，一肚子儒家經典全成了廢物，只好承認找不著人。慈禧太后又讓他到主持洋務的總理事務衙門行走，也就是協助工作。倭仁一向痛恨洋務，現在要他去辦洋務，感到是對自己侮辱。更重要的是他對洋務一腦門漿糊，真正的啥也不懂，連評頭論足都找不著門，只好再三推辭，慈禧太后卻不肯收回成命，弄得這位頑固派的代表人物十分難堪。他到上書房給同治帝講課，有所感觸，不禁流下了眼淚。倭仁最後以養病為理由，奏請開缺。經慈禧太后批准，免去他的一切職務。
咱們前邊說過，慈禧執政的許多做法，都有點像女人耍賴。但這一招對付大小儒，真的特別好使。
再比如說大清是否應該修鐵路的爭論，慈禧也是這麼處理的。現在的咱們都知道鐵路是好東西，但這個好東西進入中國，卻是經過無數的爭論與探討。
反對派中最經典的一個人物是通政使參議劉錫鴻。這位大儒發明了一種精神火車，勝過物質火車的典型例子。劉氏之前曾經出使英、德兩國，對西方國家有切身的瞭解。在此次論戰中，劉氏總結鐵路“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得到反對修築鐵路者如李鴻藻、翁同龢、額裕等人的激賞。
劉氏的意見自有其理論淵源，那就是精神火車。其出使西方時寫就的個人日記《英軺私記》中記載了一則軼事，可以作為劉氏在此次論爭中的立場的註解。
駐英期間，一位“波斯藩王”曾問過劉錫鴻中國何以不製造火輪車。劉錫鴻以一種充滿了儒家智慧的幽默作為回答：
“目前，我們大清政府正計劃在朝廷上製造大火車，這種大火車不用煤，不用鐵軌，卻能一日行使數萬裡。”
“波斯藩王”迷惑不解，劉錫鴻帶著自信的微笑告訴他：“（根據我們中國聖人四書五經的教導）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數萬裡，無待於煤火輪鐵者也。”
在劉錫鴻看來，四書五經所規範的意識形態，是勝過任何實體火車的“精神火車”，實實在在的火車會擾亂帝國的秩序，惟有這列“精神火車”能給清帝國帶來和諧。
這次論戰中，劉錫鴻的“精神火車”戰勝了李鴻章們的實體火車。朝廷的旨意是：對修建鐵路“毋庸再議”，擱置起來，不必再提。
慈禧做出這樣的結論並不奇怪。因為她根本就沒有見過火車，估計也不知道是個什麼樣的東西，所以才會給出“毋庸再議”的結論。
但實際上，正是因為慈禧並不知道鐵路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所以她對修建鐵路是無可無不可的態度。就在劉錫鴻的“精神火車”戰勝了李鴻章們的實體火車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好幾條鐵路，比如在臺灣有貨運鐵路、還有唐胥鐵路。對這些鐵路，也沒有看慈禧提出什麼反對意見。
為了讓慈禧能瞭解鐵路，更是為了堵住反對派的嘴巴，李鴻章想出了一個絕招，讓慈禧為鐵路代言。
李鴻章向慈禧太后建議修建“西苑鐵路”。他在報告中說：“直隸按察使前津海關道周馥，候補道潘駿德與法國新盛公司德威尼訂購洋輪坐車六輛，丹特火機車一輛，並鐵軌七里餘，業經派委道員潘駿德同弁員匠役人等押運入都，經海軍衙門驗收在案”。
李鴻章為慈禧修鐵路，被後世的主流史家大多解釋為獻媚邀寵，這樣的分析顯然有點心理陰暗——鐵路當時並非什麼公認的“享受品”，而是個燙手的山芋，很多反對者認為其會破壞風水，甚至阻遏龍脈。如今“李大架子”（李身高1.80米）把這玩意弄進莊嚴的皇宮之中，在警惕性極高的人眼中，其居心十分可疑。這樣的“獻車”，哪裡是什麼“獻媚”，簡直就是“獻黴”，李鴻章其實是擔了大風險的。何況當時的火車可是燒煤的，黑煙滾滾、噪音巨大，和奢侈腐敗實在是挨不上邊。
但讓人奇怪的是，被後世描繪為昏庸、貪婪、兇殘的慈禧太后，居然毫不遲疑地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接了過去，而且欣然命令立即動工。為此，建設者們在北海的西岸和北岸，大興土木，修橋鋪路，甚至還在鏡清齋門前建了小型火車站。紫光閣段完成時，正是1888年的年底，鐵路大討論正是熱烈的時候。李鴻章把那批法國列車全部運到北京，整整六輛豪華車廂，“上等級好車一輛，上等坐車二輛，陳設華美，製作精工中等坐車二輛，行李車一輛，亦俱材質光潔”，加上車頭和鐵軌等，才花了6000兩，“實不敷工料運腳之數”，“洋商德威尼等承辦輪車賠銀過多”。
原來，法國人聽說這是為中國皇室準備的，“代言人”就是偉大的太后陛下，十分興奮，努力巴結，要在這大清國好好地做一次行銷廣告，只收了材料費。
就在朝廷上下為鐵路爭得頭破血流時，慈禧太后移居西苑中海。西苑鐵路大大擴大了慈禧的活動範圍，儀鑾殿成了她的臥室（寢宮）、鏡清齋則成了餐廳（膳所），每天乘坐火車往返，便捷舒適。只是，這列火車只配備了車廂，而沒有蒸汽機車牽引，“每車以內監四人貫繩曳之”。時人有詩曰：宮奴左右引黃幡，軌道直鋪瀛秀園，日午御餐傳北海，飆輪直過福華門。
那些因這條鐵路而指責慈禧腐敗的人，又因此嘲諷她愚昧：怕機車的嘶吼會破壞風水氣脈。其實，這時真以為鐵路會破壞風水的人，已經不多了，無非是將風水氣脈之類吊在嘴邊當幌子和武器。慈禧太后不用蒸汽機車，當然不是出於對風水的擔憂，否則何必修建鐵路呢？其或許是不願聽機車的喧囂，果如此，這倒符合環保的理念，但或許更多的還是不想過於刺激那些反對者，畢竟蒸汽機開動起來的動靜太大了。、
有一點是確定的，在這條“腐敗”鐵路建設開通後，中央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接連批准了包括津通鐵路在內的多條鐵路的建設，明確宣佈鐵路為“自強要策”，斥責反對鐵路的幹部們“偏執成見，不達時務”。
慈禧做了回鐵路的代言人及改革的代言人，其收穫便是大清國從此不再為“是否”修建鐵路而爭論，轉移到為“如何”修建鐵路吵鬧了。
可能，慈禧允許修這麼條宮廷鐵路，真的是為了享樂；可能，做為一個生活在深宮之中的，沒有多少文化的女人，她根本不可能認識到洋務運動有啥重大意義；但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帶領著大清朝發動了洋務運動，改變了幾千年來古代中國重農輕商的觀念。
縱觀慈禧的作為，幾乎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的清版。開工廠、修鐵路、派留美幼童、建海軍、建新軍、鼓勵實業興國、廢科舉，甚至到引入君主立憲制度（當然可能只是在名義上），這一切與祖宗之法，與儒家治國觀念大相徑庭的改革措施，都是在慈禧當政期間，逐漸實行。
而這一主動開放行為，是科學思想能夠進入中國，並逐漸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直到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直接誘因。
慈禧能做到這一切，並不是因為她英明神武、高瞻遠矚，如果真是這樣，她只能是個穿越者。慈禧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她是個沒有多少文化的女人，眼光可能短淺，但沒有任何的成見。
再加上女性對儒家文化的本能厭惡，使得她可以沒有任何顧忌地嘗試一切新思想、新事務、新方法。
這個，你可能真的想不到，洋務運動這個古代中國最徹底的變法能成功的原因，是因為有了慈禧這麼個沒文化的女人。
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多多轉發，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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