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和香港僅有一河之隔，卻有不一樣的“風景”。
一邊從邊陲小鎮發展成“改革之都”，一邊由小漁村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然而，在不一樣的境遇下，依然有著一條無形的紐帶。從“大逃港”到“產業大轉移”，兩座城市的變遷不僅是歷史悲劇的見證，也催生並推動了中國改革開放大潮的歷史進程。
深圳在承載來自香港、臺灣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之後，成功向中高技術產業轉型，逐步從代工發展至全產業鏈的佈局，實現了飛速的發展。而香港則從製造業轉向金融、服務等新興領域，成為名副其實的“金融之都”和“服務之都”，也至此深陷“產業空心化”的泥潭。
如今，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幅涉及約7000萬人口的大灣區生活、工作圖景正徐徐展開，一個又一個“雙城記”也正在成為現實。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粵港澳大灣區區域融合，沒有先例可循。推動互聯互通，不僅僅要站在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層面，更關乎科技、人才、金融和制度等多個維度，挑戰和機遇並存。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全球科技炙手可熱的新領域和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以AI為代表的前沿信息技術，正在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的建設中發揮出重要的作用，甚至影響到城市的發展和格局，影響深遠。
香港研發，內地轉化
香港為什麼難有獨角獸企業？
近年來，圍繞這個問題一直讓香港的創業環境飽受詬病。
事實上，香港在AI、生物科技、金融科技方面都擁有雄厚的研發能力和頂尖的科研人才。但由於市場規模有限，難以實現市場轉化和落地，一直困擾著當地企業。同時，在以製造業為主的產業全面轉移至深圳等內地市場後，香港空有研發實力和科研人才，卻無用武之地。
因此，香港科技企業和創業者就將目光放在了內地，其中不乏大疆創新、商湯科技、第四範式等知名的獨角獸企業。
大疆創新是創始人汪韜在香港科技大學讀研期間創立，後遷至深圳；商湯科技的創始團隊均出自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教授湯曉鷗創建的多媒體實驗室，總部則在北京；第四範式創始人戴文淵曾在香港科技大學訪學，師從計算機系教授楊強，後者也成為該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創業地點也在北京。
儘管三家獨角獸的創始人均來自香港高校，但都選擇了在內地創業和發展。這與內地產業鏈基礎和市場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因此為大疆創新、商湯科技等企業的崛起提供了滋養的土壤。
但毋庸置疑的是，香港擁有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四所世界百強名校。同時，相比內地高校，香港高校、科研機構在AI等領域都具有一定的優勢和積累。
不過，香港和珠三角地區在科研上的互聯互通始終未曾中斷。與此同時，“香港研發，內地轉化”的全新模式也孕育而生。
近年來，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內地互聯網巨頭紛紛通過共建聯合實驗室的方式，通過香港和內地科創資源的結合，優勢互補，推動科研成果的共享和轉化。
同時，香港高校也積極“走出來”，與內地高校和企業展開合作。例如，去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就與同在深圳的騰訊AI Lab共建機器智能聯合實驗室，並開展博士生聯合培養等全方位合作。同年12月，香港科技大學與廣州市人民政府和廣州大學簽署協議，合作籌建位於廣州南沙區高鐵站的分校，課程內容包括人工智能、數據科學、機器人自動化系統、金融科技等。
如今，科技、人才的互聯互通，已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的常態。
科技助力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金融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石，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在融合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肩負著打通三地經濟血脈、為大灣區發展提供持續穩定資金支持的重任。所以，如何讓貨幣更自由地在灣區內流通，是企業合作、人才流通的關鍵所在。
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貿易結算、融資和資產管理服務中心，香港素有“國際金融中心”的稱號。近年來，珠三角製造業和經濟的騰飛，一定程度上就得益於海外資本的不斷注入，其中香港不僅是主力軍，更是重要的中轉站。
香港
為了打通 “任督二脈”，融合金融和科技兩大元素的全新的“金融科技”已成為共識，受到金融、科技界等多方的認同，以此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
金融機構方面，平安銀行、廣發銀行、招商銀行、交通銀行等都積極通過金融科技，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的建設。
平安銀行早在2017年就提出了以“SAT（社交+移動應用+遠程服務）+智能主賬戶”為核心的零售銀行服務體系，藉助大數據分析實現零售業務轉型。廣發銀行努力整合銀行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三大新興IT基礎技術，並實踐於銀行全流程業務中，通過建設大數據研發及應用生態，拓展新的業務場景，將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應用於手機銀行APP，建成機器學習平臺，打造核心競爭能力。招商銀行聚焦AI技術研究和應用，已建立了計算機視覺、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知識圖譜、機器學習、知識中心等六大AI平臺。
科技企業方面，騰訊、華為等巨頭都通過金融科技，從支付工具和公共交通等領域入手，進行了深度的佈局。
2016年，騰訊為香港本地用戶推出了“微信香港錢包”。去年9月，在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支持下，“微信香港錢包”成為首家為香港用戶提供內地移動支付服務的香港電子錢包，助力大灣區金融互聯互通。在公共交通領域，騰訊微信推出的乘車碼小程序，目前包括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惠州、江門、肇慶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以及全國110多座城市都已上線。今後，香港用戶也能用微信實現刷碼過閘坐地鐵。
2019年11月底，華為錢包（Huawei Pay）聯合深圳通發佈了“Huawei Pay深圳通互聯互通卡”。該卡基於NFC技術，可用手機充當交通卡，無需聯網或解鎖屏幕，刷手機即可搭乘公交、地鐵，乘車享受深圳本地優惠，還可在全國250多個城市公交、地鐵刷卡。
12月11日，中銀香港、香港交易所、中國平安、招商銀行、微眾銀行、國信證券、華為、騰訊等金融機構、金融科技企業及業內重要社會組織在深圳成立“深港澳金融科技聯盟”，將從產業、人才、空間載體等多維度，推進區域經濟協同發展、推動三地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助力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市場的建設。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最重要的落子之處，隨著深圳金融科技“玩家”的不斷湧現，未來依託“香港的場景、深圳的科技”，將推進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同時，在公共交通和金融互通的相互作用下，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將在未來實現。
聚焦制度創新，佈局灣區AI大發展
深圳的崛起，讓省會城市廣州略顯尷尬和失落。
然而，喜歡嘆茶、煲湯的廣州人並沒有太多焦慮，而是以務實的態度尋找新的突破口。
其中，制度創新成為破局的關鍵。通過政策將科技企業“引進來”，推動產業集聚、技術和人才的流通，已成為廣州“悶聲大發”的“殺手鐧”。AI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自然當仁不讓。
廣州
2018年3月，廣州出臺《廣州市加快IAB產業發展五年行動計劃(2018-2022年)》，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information）、人工智能（artificail）、生物科技（biology）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根據規劃，南沙區成為廣州重點發展AI產業的地區之一。南沙地處“珠西裝備製造產業帶”和“珠東電子走廊”交匯點、位於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地帶，在產業鏈和地理位置上，都可謂“得天獨厚”。
在押寶南沙之後，廣州在扶持政策上下足了功夫。2018年以來，先後出臺了《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扶持辦法》、《廣州南沙數據資源及應用場景開放工作方案》、《廣州南沙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等扶持產業發展的系列文件，政策扶持的全面性和力度處於國內領先水平。
在具體的舉措方面，廣州不僅針對性強，而且較為具體，尤其在資金扶持上，均給出了明確的扶持資金力度。包括對建設技術創新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給予最高1億元資金支持；每年安排10億元，支持一批IAB創新重大專項；引導設立百億元級產業基金等。
此外，廣州政策中還包含不少創新舉措。例如，制定全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產品目錄，支持和獎勵國產創新產品的推廣應用；補貼支持價值創新園區開發運營主體配套建設；推動政府應用人工智能技術以及制定公共機構數據開放計劃等。
由此可見，廣州在AI發展的支撐性政策舉措和制度創新方面，拿出了相對較為豐富和詳細的政策選項，同時在政策設計上也體現出一定的創新性。
目前，南沙已聚集了包括小馬智行（Pony.ai）、雲從科技等獨角獸在內的170多家AI企業。業務範圍覆蓋AI芯片、基礎軟件算法、生物特徵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新型人機交互、自主決策控制等領域。在投融資和人才培養方面，南沙開辦了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中科院大學廣州學院，也將AI人才作為重點培養方向。
此外，廣州還在自動駕駛測試場地上展開積極佈局，走在全國前列。2019年6月20日，廣州正式發放了首批智能網聯汽車開放道路測試牌照，並向廣汽集團、文遠知行、小馬智行、景騏科技、裹動智駕（AutoX）、深蘭科技6家企業頒發了共24張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牌照。此次開放測試道路共有33條，總里程達45.644公里，覆蓋黃埔、白雲、花都、南沙區四個區域。
另一邊，深圳在擁有雄厚製造和科研能力的同時，在國家政策上受益良多。2019年，科技部和工信部先後將“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和“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授予深圳，可謂寄予厚望。
5月29日，深圳發佈《深圳市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行動計劃（2019-2013年）》，目標在5年內打造10個重點產業集群，全市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突破30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達到6000億元，將深圳發展成為我國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策源地和全球領先的人工智能產業高地。
由此可見，深圳思路明確，深知自身優勢，並做出了針對性的規劃。如今，深圳除了騰訊、華為、大疆創新、商湯科技、平安科技之外，華大基因、中興通訊、優必選、雲天勵飛、達闥科技等一大批成熟企業和初創企業也成為大灣區AI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創新氛圍濃郁，研發實力雄厚。
而廣州、深圳較勁的同時，東莞、佛山、珠海、肇慶等大灣區城市也依據自身特點和優勢，提出了相關AI的支持政策。同時，這些城市也可以通過自身的垂直優勢與AI實現融合。例如，東莞、佛山以製造業見長，肇慶注重環境和新能源產業，將形成良好的產業鏈協同。
誰才是大灣區“智慧第一城”？
在數字時代，AI將逐漸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成為支撐醫療、交通、物流、金融、通信、教育、能源、環保等場景背後的“智能大腦”。同時，AI產業的發展將匯聚成一條集技術引進、轉移轉化、孵化、產品研發、金融投資等為一體的綜合解決方案與鏈條式服務模式，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核心引擎和主要趨勢，最終帶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和落地。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已經在交通、基礎設施、人才、金融、制度等多個領域推動互聯互通，並將AI等前沿技術融入其中，根本目標就是助力智慧城市的建設。
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其中明確提出“建城智慧城市群”的目標。
顧名思義，就是在建設智慧城市的基礎上，形成集聚和規模效應，在區域內匯聚多個智慧城市，組成智慧城市群。
從我國已規劃的四大智慧城市群來看，廣州、深圳、佛山作為珠三角的重點城市，與香港、澳門都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麼，哪座城市會是智慧第一城？
深圳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和技術儲備、廣州更具政策優勢和豐富場景支持、香港則具備出色的科研實力和頂尖人才，同時香港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深圳、廣州等內地城市將形成協力，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注入資本力量。
由此可見，三座城市並不存在一家獨大，而是呈現出互補的態勢。尤其在AI領域，香港為深圳和廣州輸出科研實力和金融資本，同時依託深圳的產業鏈優勢和廣州的政策和場景，實現成果轉化和商業化落地，形成一個完整的大灣區AI生態鏈體系。
正如《粵港澳大灣區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藍皮書（2018）》中表述的一樣，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人工智能有獨特優勢：世界一流的製造業、服務業、物流和終端產品，同時具有完善的產業發展模式，即香港的大學+珠三角高水平的製造業基礎+內地巨大的市場需求。
舊金山
無論是 “深圳將成為中國硅谷”，還是 “香港要建立世界級科創中心”，或是“廣州將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任何目標和定位都需要各城市之間的協同、創新和互補，發揮自身定位和優勢，彌補短板和劣勢，並形成輻射和助推效應，才能全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智慧城市群的建設，打造出一個比肩、甚至趕超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的世界級灣區。
最後，很多觀點認為，香港、深圳等城市的大發展，都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順應並培育出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環境。
總之，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競爭必將有好戲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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