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戰後，人類的國際秩序觀經歷了由現實主義到理想主義的深刻變遷，當時出現的最主要的理想主義國際秩序觀有兩個，一是列寧主義，一是威爾遜主義，兩種理念的共同訴求是用普世主義超越民族主義。
前者為馬克思的普遍革命理論——“真正的共產主義革命不能把自己限定在一個特定的國家，它要在全世界各國（至少是要在所有發達國家）同步發生”——提供了現實操作的路線圖，其具體主張是，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先從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俄國開始，然後再圍繞殖民地和落後國家遞次展開，並以此激發西方先進發達國家的普遍革命。
列寧的這一解釋一方面調和了蘇聯的全球革命策略與馬克思的全球革命目標之間的張力，但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蘇聯的一系列行為又難免被實際的勢力均衡所約束，這就使蘇聯的對外擴張同時呈現為
輸出革命的理想主義和大國強權的社會帝國主義兩種面相。“得到”《施展·國際政治學40講》的第十九講“列寧主義：用普遍革命來超越民族主義”的內容，便提煉自拙著《樞紐》的第六章“進行中的第四輪歷史大循環：現代平民社會”中的部分內容。
1.列寧的革命策略：通往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目標的路徑之一
一戰後沙皇俄國變成了蘇聯，蘇聯的遠東戰略從屬於其整體的共產主義革命戰略，其內在邏輯由列寧的革命理論演化出來。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即俄國率先展開，這基於他對近代以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之流轉的邏輯分析。
▲ 列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締造者
他提出：“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只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俄國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19世紀各個不同的時期中曾先後掌握在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手中一樣。”
這個流轉過程是遞次地從發達國家向次發達國家的轉移，因為只要發達國家發展起來，則其工人階級的領導者就很容易蛻變，被資產階級所收買；所以革命無產階級國際的領導權便會轉移到已經有了有一定力量的無產階級，卻又還沒有被資產階級所收買的國家去，這樣一種次發達國家便是帝國主義鏈條當中的薄弱環節。
這樣一種薄弱環節的主張，與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應該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率先發動的理論是不一致的。
馬克思的理論系基於對歷史發展規律的闡述，得出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普遍歷史發展目標的結論，當然應該是最發達的國家最先走到共產主義階段，革命作為通向這一目標的關鍵一躍而獲得正當性；列寧的理論獨創性則在於其作為一種關於革命策略的理論，使得革命獲得了一種現實可操作性。
但是，列寧的革命策略與馬克思的歷史目標的載體不同，這裡出現了張力，列寧為了調和這一張力， 進一步論述道：“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到獲得最終勝利，即完全組織起社會主義社會，就比較困難了。要繼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要把這種工作進行到底，還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較高、無產階級的比重和影響較大的國家所建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只要走上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過俄國。”
也就是說，俄國只是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導火索，由此引發最發達國家的革命，從而實現全球普遍革命，則策略與目標的張力到時自然消解。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天然的普世主義，也一定是以全球為單位的。
2.列寧的整體規劃：通過推動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來激發西方先進國家的普遍革命
但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革命後很快便發現，最發達國家的普遍革命並未真的被連鎖性激發起來。依照列寧的革命策略理論，很容易便會得出結論：
這是因為西歐的工人階級上層被資產階級收買了，他們陷入了機會主義路線。而資產階級之所以有能力收買工人上層，“是因為先進的國家過去和現在創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剝削10億被壓迫的人民(指廣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筆者注)這樣的條件。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掠奪來的東西，大大超過了他們能夠從本國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潤”。只要從中拿出一小部分，便能完成收買工作。
廣大殖民地本來只是帝國主義的剝削對象，就此又轉化為新的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成為世界革命的根本所在；為了推動先進國家的普遍革命，不得不先推動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而先進國家內部未被收買的無產階級政黨，也要對此有明確的態度。
“在資產階級佔有殖民地並壓迫其他民族的國家裡，黨在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問題上必須採取特別明確的路線。凡是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黨，都必須無情地揭露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所幹的勾當，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運動，要求把本國的帝國主義者趕出這些殖民地，教育本國工人真心實意地以兄弟般的態度來對待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的勞動人民，不斷地鼓動本國軍隊反對對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壓迫。”
▲ 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1919～1943），列寧領導創建，總部位於莫斯科，是一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的國際組織
於是，第三國際的任務就此又向前推進為在廣大落後國家和地區推動革命。 中國作為最大的半殖民地國家，自然會被納入共產國際的整體規劃中，並佔有重要的分量。為此，共產國際成立了遠東局，負責中日朝三國事務，努力推動這些地方的革命工作。
列寧又明確提出，在落後國家和地區，一方面，其無產階級遠未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其資產階級同樣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 所以不像先進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是反動力量，而是革命力量， 因而，在這些地方的革命並不一定是無產階級革命，而可能是資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運動，更準確地，應該被界定為“民族革命”。
所以，蘇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行動並不必然呈現為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推動，它同樣可以呈現為對民族主義革命的推動。對蘇聯來說，兩種革命殊途同歸，都可以達到促進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進入普遍革命進程的作用。
3.蘇聯對外擴張的兩種面相&列寧主義理想必須要面對的現實約束：互為表裡
前述革命的推動與謀劃，是基於蘇聯的全球戰略謀劃而展開。這種謀劃與威爾遜主義一樣，是一種基於理想主義的秩序想象。這樣一種新的道德理想，同樣可以為一戰賦予傳統的現實主義秩序觀所無法賦予的意義。
但與威爾遜主義不同的是，這個新理想所尋獲的道德上的敵人，不是德、奧這種具體的敵人，而是抽象的敵人，是人類過往的諸種制度、傳統、倫理觀念等等，從而形成一種無限訴求。
無限訴求在現實當中是無法滿足的，它在實踐中一定要收斂在一些具體的約束條件上，也就是要被實際上的勢力均衡所約束。
▲ 油畫－列寧在1918
這樣，蘇聯的對外戰略謀劃會迅速地被勢力均衡當中的博弈邏輯所塑造，其對外擴張就同時呈現為兩個面相，一方面是輸出革命的理想主義面相，另一方面是現實主義－帝國主義面相。
兩次大戰之間，蘇聯在遠東所面臨的格局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通過其普遍貿易的政策，仍然在不斷地從中國汲取資源以收買本國的無產階級，日本則在亞細亞主義的激勵下不斷擴張其在中國的勢力，並有可能以此為基地威脅蘇聯遠東地區。
蘇聯要在這樣一種格局下，依照自己的謀劃而在中國內部尋找可靠的合作者，它並不事先設定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而是進行了廣泛的嘗試，既支持民族主義的馮玉祥和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支持共產黨；
其意識形態的多重面相，一方面會在中國打開超越民族主義的宏大視野，一方面也會激活出更深刻的民族主義。
這裡面的多重複雜性，是我們理解前冷戰時代蘇聯遠東政策的關鍵，也是理解中國在那段歷史中進行現代轉型所遭遇的複雜環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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