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下午3時，吉安市青石街81號“紅軍院”。
冬日的陽光，斜斜地灑在庭院裡，舒緩的軍號聲，在這個幹休所內迴盪。104歲的老紅軍曾廣昌，靜靜地坐在輪椅上，享受著這冬日的暖陽。身旁，整齊地擺放著當日的《江西日報》和《參考消息》。
“曾老最大的愛好，就是看報紙，雖然現在只看得清標題，但每天依然會看。”幹休所護士鍾昀雯說。
85年前，19歲的紅軍衛校學員曾廣昌，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二萬五千里長徵路。
85年後，104歲的紅軍老戰士曾廣昌，親眼看著當年為之浴血奮鬥的夢想成為現實。
在為期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本報“致敬百歲老紅軍”採訪組多次走近曾廣昌，聽他用並不完整的話語，斷斷續續講述著親歷的那些長征故事。雖已百歲高齡，但訪談中的曾廣昌，時而神情凝重，時而開懷暢笑，時而熱淚盈眶——興國的窮苦生活、瑞金的學員生涯、大渡河畔的急行軍、瀘定橋頭的槍聲、夾金山上的茫茫風雪、草地上的飢餓與無助、流落寧夏固原尋找部隊時的艱難，此時此刻，全都穿越時空，如在眼前。
曾廣昌檔案
曾廣昌，男，江西興國人，1915年2月出生。1932年參加紅軍，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年離休。
先後任瑞金紅軍衛校學員、紅一軍團二師四團衛生隊長、紅二十八軍三團衛生隊長、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七一八團醫生、延安留守兵團野戰醫院醫生、烏丹軍分區衛生處處長、第十一縱一四四師衛生部部長、軍委公安後勤衛生部醫政科科長、原濟南軍區第六野戰醫院副院長等。
獲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二級紅星功勳榮譽章。
曾廣昌在和部隊官兵講紅色故事。（資料圖）
百歲老紅軍曾廣昌敬軍禮。本報記者洪子波攝
曾廣昌在看《江西日報》。本報記者洪子波攝
“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是我們窮苦人的救星”
第一次採訪那天，聽說我們要來，老人早早換上了紅軍服、戴上了紅軍帽。胸前的八一勳章、自由勳章、解放勳章，見證了一位老兵的奮鬥與功勳。
坐在輪椅上，老人的頭微微昂起，神情嚴肅。
在“紅軍院”工作已15年的軍醫王晟告訴我們，這身軍服，是曾廣昌早年留下來的，一般不輕易穿，但每次穿上時，他都特別莊重，有一種別樣的神聖感。
當一名紅軍戰士，是曾廣昌作出的最重要的人生抉擇。
曾廣昌老家在興國縣崇賢鄉太平村，父親是個老實本分的莊稼漢。日子越過越窮，他與哥哥不得不從私塾退學，給村裡有錢人家放牛，一年到頭沒少捱打捱罵。
1929年的一天，14歲的曾廣昌聽村裡人說，一支叫“紅軍”的部隊駐紮在村子附近。他們告訴曾廣昌，這支部隊專門打擊土豪劣紳，為窮人說話。
沒過多久，曾廣昌和村裡的小夥伴一起，坐進了紅軍開辦的小學的課堂。
“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曾廣昌至今記得當時學的《工農兵三字經》的內容。
1932年8月，17歲的曾廣昌成了一名紅軍小戰士。
談起這次重要的人生抉擇，老人笑了起來，說道：“紅軍要在興國招收一個補充團，把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召集到一起，問願不願意參加紅軍，我和哥哥都報名了，走的時候，怕家裡人不同意，我們就騙他們說是出去打長工，這一走，我直到解放後才回家。”
“為什麼要參加紅軍？”我們問。
“紅軍打土豪，分田地，是我們窮苦人的救星啊！”老人朗聲答道。
剛參加紅軍時，部隊領導見曾廣昌個子小，就安排他到寧都青塘紅軍第二後方醫院做看護生。不久，他又被送到瑞金紅軍衛校學習，就讀第六期醫科。
曾廣昌至今還記得當年在紅軍衛校學習的情景。“那時候，我們好多教員都是從國民黨那裡俘虜過來的，他們一般都是大學畢業，經過審查後，好的就留下，教我們內科、外科、解剖、生理課，還有的教德文、英文，我們共產黨很會用人的。”他用手比劃著說，“當時我們上課時，還用過顯微鏡和照病機（X光機）呢，這些先進的醫學設備，是宋慶齡先生託人購買，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福建運過來的。”
然而，還沒等他完成衛校的學業，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全面打響，曾廣昌被臨時抽調到老營盤阻擊戰前線，負責從陣地上抬下傷員進行搶救。
在這場阻擊戰中負傷，以致沒能跟隨部隊參加長征的陳毅，曾用“大戰當年血海翻”形容這場戰鬥的慘烈。
“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次我陪父親從吉安回興國老家，經過老營盤時，父親還指著四周，向我介紹了當時雙方戰鬥的情形。”曾廣昌的大兒子曾鐵軍回憶道。
老營盤一戰，讓年輕的曾廣昌第一次直面了戰爭中的生與死，但更大的考驗，很快到來。
“在延安，我們僅剩的幾個同學圍在一起，都哭了起來”
1934年10月，秋風蕭瑟，紅軍主力踏上了長征之路。
“出發時，你們擔心不擔心？”我們問。
“不擔心，我們瑞金紅軍衛校的學員大概200多人，那時就是跟著走，我們相信黨。”老人語氣堅定地說。
部隊進入湖南不久，為充實一線作戰部隊的醫療力量，曾廣昌被派到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擔任衛生隊長。二師四團的前身，是國民革命軍著名的“鐵軍”葉挺獨立團，此刻，正作為開路先鋒，行進在長征隊伍的最前列。
能成為這支光榮部隊的一員，歷經一場又一場戰鬥，並最終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徵，曾廣昌深感自豪。15年後，他特意為自己的第一個兒子取名“鐵軍”。
談到湘江戰役。老人說了一句“太慘烈了”，便眼睛低垂，不再說話。多年前，他曾對王晟說起，在這場長征路上減員最多的戰役中，一名相熟的興國籍戰友，從陣地上抬下來時，鮮血噴湧，曾廣昌想盡一切辦法想把他搶救過來，但最終這名老鄉還是在他懷裡停止了呼吸。
作為先鋒部隊的衛生隊長，直面鮮血、犧牲，用盡一切辦法減少戰友傷亡是曾廣昌長征路上的工作常態。
老人說，有的傷員抬下來後須馬上進行外科手術，紅軍缺少麻醉藥和消毒藥，有時不得不用從當地土豪家裡沒收來的灌裝燒酒對傷口消毒，有的傷員須做截肢手術，就讓他先喝醉，再來做手術。
“紗布也沒有，藥品也沒有，怎麼辦呢？只能打下一座城市後，沒收資本家的布行、藥店，將白布送到衛生機構去，見到小的藥店、布行，我們就出錢購買。”
最讓他感到無奈的是重傷員的治療。“路上很多是山路，負傷的也好，有病的也好，又不能騎毛驢，又不能抬擔架，我們只有找附近的老百姓幫忙，看人不錯，對紅軍同情的，給他們一點銀圓，將傷員寄託在他們家裡，以後再接回來。這些傷員，有的後來回到了部隊，有的被國民黨或地方的土豪殺害了，可憐啊！”老人嘆息著。
但在長征路上犧牲的，不僅有一線作戰的戰士，也有很多的醫護人員。
“我們衛校第六期的同學，從瑞金出發時有60多個人，但長征結束後沒剩下幾個了，在延安，我們僅剩的幾個同學圍在一起，都哭了起來。”
說這話時，老人眼中滿是淚水，不停地用紙巾擦拭著鼻子。
“哪怕自己流汗流血，也絕不傷害群眾的利益”
對長征，曾廣昌有著自己獨特的體驗和感悟。
“長征路上苦不苦？”我們問。
“有時苦，有時甜，不打仗的話，那是比較好的。光是走走路嘛，一天走幾十裡，好像沒有什麼問題。打仗的話，前面打，後面追，左面右面都夾攻你，就比較辛苦了。後面追，（敵人）少的話要把他殲滅，多的話要阻擊他。我們在長征中啊，就是堅定一個信念，艱苦奮鬥，所以不感覺得苦，革命嘛，就是有甜有苦。”
當我們問起具體的事件和經歷時，老人神情專注，陷入了長長的回憶。
“很多教員都被炸死了，加上走不動的、開小差的，最後只剩下三四個了，為什麼會有開小差的呢？因為教員裡很多都是從國民黨那邊俘虜過來的，吃不上，喝不上，衣服也沒有，他們吃不了那個苦，有個德文教員，到雲南時開小差走了。”老人講述道。
“咱們紅軍自己的人有沒有開小差的？”我們問。
“沒有，紅軍紀律很嚴，大家都不會走。”老人回答得很乾脆。
對長征路上著名的幾場戰役，由於親身經歷，老人記憶深刻。
“瀘定橋是我們團打下的，為第一時間趕到瀘定橋，我們用一天的時間，跑完240裡的路，那都是山路啊，路上都是石頭，晚上也要走，人又累，腳又痛，肚子又餓，苦啊。我們還要向老百姓買門板用來鋪鐵索，當地老百姓不瞭解紅軍，問了好多家，最後才有一家願意賣給我們。”老人回憶著。
“戰鬥那麼急迫，不可以直接拆走嗎？”我們問。
“部隊有紀律啊，哪怕自己流汗流血，也絕不能傷害老百姓的利益！”老人的語氣很是堅定。
“還有，臘子口也是我們團打下的，臘子口那個地方，河不深，中間有個獨木橋，敵人在山上用槍堵著，過不去，後來我們繞過去，爬上山打敵人，他們不得不投降，我們就佔領了臘子口。”
時間的侵蝕，讓老人淡忘了很多往事，但長征，早已刻在了老人的內心深處。
“過草地，那是我們長征以來最苦的事”
“父親性格溫和、善良，最難受的就是看到戰友流血、犧牲，記得有好幾次，他夢到長征時的戰鬥場景，驚醒了起來，我見他全身都是汗。”曾鐵軍回憶道。
對長征，曾廣昌最難忘、最感傷的還是爬雪山、過草地的那段日子。
“翻越雪山（夾金山）時，山上風雪很大，有的戰友一坐下就再也起不來，山上到處是雪窩，有的戰友不小心掉到雪窩裡，我們是乾著急沒有辦法，只能看著他死，哎！”
一說起爬雪山的經歷，老人的神情立時沉重起來。
“過雪山時，大家都沒穿多少衣服，凍得很，一位小同志對著我喊，叔叔，你有衣服借不，我說，我只有一塊布，於是，拿出包袱裡僅剩的一塊給傷員包紮傷口的布，包在他身上，給他禦寒。”
“過草地是不是更苦啊？”我們接著問。
“過草地的時候，我在沼澤中救了一名得了水腫的同鄉戰友，把最後一點炒青稞面分他一半，他也把遮雨的油布分我一半。我們倆攙扶著往前走，離走出草地還有三天的時候，他不幸倒下了，我眼淚止不住地流啊！”
“你就看那個草地，哎，連土都沒有，地下都是那麼深的水，連凍帶餓，很多人都死在那裡，這些人是長征中最可憐的，可憐，我一想著就流淚啊！哎，一個連土都沒有的地方，（戰友犧牲後）只能用草簡單蓋蓋，那地方這麼多水，上哪抬土去？沒辦法，我自己想起都要流淚啊，過草地，那是我們長征以來最苦的事。”
老人不停搖著頭，長嘆著，唸叨著，似在自言自語，眼淚卻禁不住流了下來。
這淚水，是一位紅軍老戰士對戰友的懷念，是一位醫者對生命的尊重。
“紅軍才是我的家，我必須找到我的家”
1935年秋，曾廣昌所在的部隊翻過六盤山。
過草地時右腿受的傷，此時潰爛起來，曾廣昌高燒昏迷，實在走不了，部隊將他安頓在寧夏固原一戶張姓農戶家養病。
“部隊跟這戶百姓說，他不能走了，請你好好照顧他，我們將來還會回來接他。”老人說。
老人告訴我們，當地的老百姓都很窮，大多數人家都住在破窯洞裡，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好，張家為了讓他養好傷，把僅存的幾斤小米熬了粥，給他喝，自家人卻跑到外面挖野菜充飢。鄰居得知他的情況，也省下糧食，給他吃。
曾廣昌的病慢慢痊癒了，為回報群眾，他給附近村民看病，幫他們幹些家務活，當地百姓都親切地叫他“紅軍娃娃”。
但脫離部隊的曾廣昌，心裡總是空蕩蕩的，夜裡也睡不好。一天晚上，他把身上所有的錢留給張姓人家，悄悄出門尋找部隊。
“參加紅軍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安頓下來，為何還要去找紅軍啊？”我們問。
“紅軍才是我的家，我必須找到我的家！”老人回答得很乾脆。
“你知道怎麼找嗎？四周都有敵人，不怕被抓去嗎？”我們問。
“我就一路問啊，有的老百姓聽信國民黨的宣傳，連門都不開，有的還說，紅軍啊，那是殺人放火的土匪嘞，我一聽就急了，和他們爭辯，我說，那是壞分子造謠，你們見哪支紅軍殺了人、燒了房子啊？紅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隊伍。”
“路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我討過飯吃，日吃三五家飯，夜宿古廟亭，那邊連廟都很少，都是住破窯洞，都垮下來了，那邊狼又厲害，吃人。”
“有的百姓不錯，宰了羊，拿一點羊肉湯、羊骨頭、羊肉給我吃，生活上那就比較好了。”
“我先後住了4個老百姓家，一個是部隊寄託的張家，一個是養牛的，一個是養羊的，一個是幹木活的。養羊的那家有次要打我，我就跑了出來，遇到一個幹木活的，他跟我說，紅軍娃娃，跟我學做木匠好不好啊？我說好哇，但等紅軍一回來，我還是要回到隊伍去的。”
回憶起這段經歷，老人說：“除了解決生存問題，我就做兩件事，一是打聽紅軍的下落，一是聽一聽當地老百姓對紅軍的看法，遇到理解我的老百姓，我就跟他講紅軍的好做法。”
1936年底，流落地方近一年的曾廣昌，終於遇到尋找失散戰士的紅軍小分隊。
“有一天，一位老百姓跑來跟我說，紅軍娃娃，你們部隊找你來了，我就趕緊跑過去，跑著跑著，我的眼淚就流了出來。”說起重回部隊的那一刻，老人抬起頭，眼睛亮了起來。
一回到部隊的懷抱，曾廣昌立即提交了入黨申請書。黨和紅軍，是他最初的選擇，也是他永遠的歸宿。
結語：
穿越戰爭的血與火，104歲的曾廣昌有著歷盡苦難後的曠達。“我自己跟我自己開玩笑說，我是三朝元老，紅軍時期、抗日時期、全國解放，有意思！”他的笑聲爽朗而洪亮。
回望身邊的生與死，這位紅軍老戰士又有著深深的感傷：“最可憐的是那些犧牲掉的同志，他們可憐啊，有時想想都會流淚！”
“共產黨領導我們，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小米加步槍，到現在的現代化，這很不容易。從長征那時起我就相信黨，相信黨一定能夠戰勝困難。”說這句話時，老人將右手舉了起來，用力地揮了一下。
閱讀更多 中國江西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