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
鬍子們把綁來的“人票”圈在一起。白天，“秧子”一律靠牆根坐好，腰板還得挺直，不準打瞌睡。一旦有打瞌睡的被匪徒發現，輕者叫倆人對面打嘴巴子；重者，匪徒用香火專門燒鼻子尖、燒手、燒臉、燒眼毛或者用皮鞭子抽。
有一次，一個姓袁的老頭實在太困了，就打了瞌睡。結果被鬍子發現了，瘋狂地折騰他。先燒他的鬍子，還不算完，又用細馬尾把兩個大拇指勒上吊起來，勒得老頭蹦高直叫，豆粒大的汗珠從臉上直滾，眼淚涮涮的。
當時是三九天，零下幾十度的嚴寒，窩窩頭凍得象石頭，啃不動。那也得啃。要不然就得餓死。晚上沒有被子，只能睡在冰冷的地上。幾個人想往一起靠靠，鬍子就是一陣腳踢、鞭打。有的人票被綁時，腳上穿的還是單鞋，結果被凍腫了，直淌血水。
鬍子之所以這樣殘酷虐待人票，目的就是讓你家裡人早贖或者出大價碼贖。我當時看了看我父親，我父親也看了看我，心酸落淚。 悲痛、憤恨，心如刀攪。
不久後的一天下午，“秧子”房掌櫃把我父親提走進行審訊，問父親家有幾支快槍，多少金鎦子、大煙土、小洋錢？說不出來就打。先用三角帶抽，又用香火燙，燙完以後，再燒鼻子尖，把臉都燒成麻臉了。還不放過，又讓坐“老虎凳”，木槓子壓在兩條腿上，兩端加壓，壓得嚎嚎直叫，尿、屎都壓出來了。結果父親胡亂說，要多少錢給多少錢。
他們讓我跪在帶刺的木輪上，扎的受不了，我痛得昏過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差不多一個多月了，“秧子”房掌櫃的把我父親提走了，不大一會又來提我，來到天橋溝的南面的工棚裡。“花舌子”帶著我哥來了，揹著東西。我一見到哥哥，眼淚奪眶而出，止不住地流。爸爸渾身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哥哥說:“家裡實在拿不起，求親戚、拜朋友，只湊了現小洋2000元，帶點小禮。”沒等哥哥說完，鬍子們暴跳如雷，有人在旁邊喊:“插了這個小鱉犢子。”鬍子最後收下了錢和大煙土(約50兩)、菸捲、茶、冰糖等，讓“花舌子”把我哥給帶下山，回去趕緊湊辦！我和父親又被帶回了撓頭。
沒過幾天，父親又被提出去了。一個多小時後，父親回來了，掉了一隻耳朵，血染紅了上衣。父親臉色煞白，身子晃晃悠悠地坐在地上。當時我哭得死去活來，尿都尿在褲子裡，心裡不住地咒罵。鬍子是不讓哭的，當時我是豁出去了，在地上打著滾哭。哭得那些人票們人人憤恨，個個流淚。過了幾天，才知道是崽子“雙紅”用剃頭刀把父親的耳朵給割掉了，連同雞毛信捎回了家。
父親的精神有些錯亂，飯也吃不下，骨瘦如柴，只有一口氣支撐著身子。為了保住爸爸的命，一天，我雙腿跪地，苦苦哀求大櫃、秧子房掌櫃先放了我爸爸，只有爸爸回去才能辦來錢，否則真是辦不到。經過我幾次哀求，鬍子們才把我爸爸給放了，並限定一個月必須將項上齊(把錢交夠)，辦不到就去燒。在這種情況下，父親才得以逃生。
又過了一個星期左右，突然“叭、叭”兩聲槍響，我們人票不知怎麼回事。就聽到外面的鬍子們說:“不好了，來跳子了！”(跳子指的是軍隊)!秧子房掌櫃“南五省”說:““長勝軍'趕快往外提秧子'!一個人牽一個秧子'，奔北溝！進老林子。”屋裡亂成了團，這時對方的槍聲激烈，炮頭“佔東北”說:“‘五洲’帶弟兄先頂住!我向北面迂迴。”匪徒們邊打邊罵:“他媽的！邵伯良這個王八蛋，真不開面!”
這裡全是橫倒豎臥的爛倒木和被火燒過的黑樹橛子，鬍子們就利用這些自然的地形地物，拼命地頑抗。但是，鬍子們的槍支破舊、彈藥不足，戰鬥力不足，只好邊抵抗、邊逃命。 對方的機槍聲，炮聲象炒豆似的。“秧子”被逼得緊跑，借樹橛子作掩護，跑幾步躲一躲，“秧子”有中彈的不能走的，就被槍斃了。相持兩個來小時，抵抗不了，只好繼續往老林裡撤。
這時天色漸漸黑下來，人也都打散花了，我趁機拱進爛倒木的窟隆裡趴下來，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等匪徒跑的沒動靜了，軍隊進了大西岔村子。我悄悄爬出來了，又冷、又餓又害怕，眼睛睜不開，全身無力，往四下一看，到處是火藥味。怎麼辦？坐了一會兒，氣喘吁吁地往山下爬，走幾步，蹲一蹲，咬著牙往前走。
山坡底有一戶人家，我前去叫門。屋裡人開門一看是小孩，就讓找進去了，看我挺可憐的，讓我上炕暖和暖和，我這才沒有被凍死。第二天天亮以後，我打聽好道，繼續走。
走了差不多兩天，終於找到了家。全家一見到我，都愣了、呆了！都說不出話了！幾天後，伯父家、姐姐家，東鄰西舍都來看望，給全家賀喜!父親的朋友也來了，三十多口人。媽媽高興地親自操辦喜宴，專門給我包餃子，解解饞。雖然沒張燈結綵，可就像過年似的，格外熱鬧。父殺說:“不幸被鬍子割掉一隻耳朵，有幸全家得以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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