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確實是這樣的，而且現在我這種觀點也沒什麼改變。因為今年的諾獎是反貧困，我那天還專門看了看。當然，他們通過田野調查做了很多結論。他認為窮人是沒有更多的安全對沖工具。其實我個人覺得所謂富裕群體和窮人群體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實際上還是在思想觀念。
其實很多人寫過這個東西。現在從對於房地產價格的判斷上來講，你會發現大城市的價格其實是明顯地下跌了，有的地方跌掉了百分之二三十。這個對於現在沒有房子的老百姓來講，其實你有兩個選擇。第一，你覺得可能還會跌，會跌得很深。第二，你覺得我有剛需或者我改善，我覺得我能夠負擔，我能夠通過現有的允許的槓桿水平負擔，那我就可以買。
那麼問題在於，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有一個問題是思考錯了或者是想錯了。很多人說如果房價跌掉80%，那該多好。這是典型的一個靜態思維。如果房價跌掉80%，那也意味著我們整個經濟系統出現了系統性風險，那很多人連工作都沒有了，很多債務纏身，更不用談買房的這個問題了。
當然，中國不會出現日本那種所謂的房價下跌20年、連續20年陰跌的那種情況。中國不太會出現那種情況。我們總體判斷，房地產這個行業在中國應該說還是比較有前景的。中國大城市的房價，長期來看，應該說無論是它的居住功能還是財富的這個保值功能，還是有的。只不過說和過去10年、過去20年比，房價的上漲速度沒有那麼高，它的波動性可能加強了。
所以我覺得很難簡單用所謂窮人、富人來講，要看每個人的情況。你是剛需，你是改善，你是投資，還是你現在無房，就是連剛需也夠不到，每個人的情況不一樣，要具體問題具體去分析。
我跟澤平也是很好的朋友，大家有不同的觀點，這也很正常。我也看到很多分析文章。我覺得是這樣的，經濟週期是沒有消失的，它只是變得鈍化和變平了。
從經濟增長的增長速度這個角度來講，你有27年的這個新低，然後我們從2012年以後，經濟持續地減速，進入L型的增長。我覺得它本身增長的這種變化，就是增長的這種前提或者階段已經發生變化了。這個週期不是不存在。比如說2014年到2016年，整個經濟就出現了恢復性的上升。像2017年金融整頓以後，我們發現經濟開始下滑，它雖然波動很小，但是實際上它這個週期還是能看出來的。
我覺得其實在2008年以後，就是全球金融危機以後，金融週期比經濟週期可能更重要。從對於投資、企業經營以及國家宏觀管理的這個角度來講，其實金融週期可能更重要。因為我們已經明確了經濟進入減速期，特別是後來專門提出了所謂L型的增長。那麼金融週期的變化，無論是對於政府、對於企業、對於投資者來講，其實更重要了。
你這幾年感受的變化，從所謂有點泡沫的這種狀態，突然一下子感覺進入了所謂的資本寒冬，為什麼？不是經濟週期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是金融週期突然逆轉了。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比以往要更加關注和重視這個金融週期的變化了。
金融週期相對於經濟週期來講，它的人為的這種作用確實更大。比如說，同樣的金融週期，如果你開動印鈔機，這個政策一直是持續寬鬆的話，那它可能一直處在一個上升的狀態，就等這個資產泡沫破裂。但是因為政策制定者本身會有這種預見、有這種預判能力，那麼他不可能讓你出現這種情況。所以金融週期，它的調控或者是人為的因素確實更多。
現在全球進入到新一輪寬鬆，這個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是這輪寬鬆和2008、2009年，和2012年以後的這個寬鬆，實際上是不一樣的。那麼全球這一輪進入寬鬆是因為什麼呢？是因為貨幣政策退出困境。
為什麼貨幣政策會退出困境呢？你會發現無論是政府、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普遍都有貨幣政策依賴症。我們經歷了10年的寬鬆，你會發現2015年美聯儲開始加息以後，它試圖恢復這個所謂的貨幣政策常態化，你會發現很難退出。一縮表之後，金融機構馬上受不了。金融機構一受不了，實體經濟就會受到影響。美國算是表現好的。那麼歐洲是這樣，日本是這樣，中國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在2017年以後，整個經濟下行的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各國的中央銀行又不得不開始陸續地轉向。比如美國也擔心經濟衰退，中國實際上也在擔心經濟衰退。我們實際上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就逐漸的寬鬆。但是現在看，全球的這一輪寬鬆，我覺得是主觀上和客觀上兩個維度，是不可能再像我們看到的2009年、2012年，包括中國2014年這種寬鬆了。
主觀上是什麼呢？因為你再寬鬆，也不可能比金融危機之後那種寬鬆更大，比如說中國有4萬億，你還能再搞一次4萬億？中國在2014年搞了一次寬鬆，你會發現資產泡沫非常大。客觀上就是說，以中國為代表的這種經濟體，在這輪寬鬆之後，它進行了比較激烈的金融整頓。
這個整頓實際上就是把影子銀行體系管住了，或者這麼說，過去的水龍頭有一排，現在主水龍頭是中央銀行，主水龍頭的水稍微放一放、鬆緊比較適度。但是其他的小水龍頭，過去影子銀行膨脹的時候，其他的小龍頭都開著呢，現在基本上都給你關上了、焊上了，你根本就開不了了。因為我們也很難再開啟像2014年這樣的大寬鬆。
另外，這個事是有國際教訓的。日本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一個很大的教訓是什麼？不是因為廣場協議，是因為它國內的逆週期調節力度過猛，它的匯率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它國內的這種改革不匹配，再加上人口結構的問題、老齡化、移民少，加上它的經濟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諸多因素疊加，最後所謂的失去30年。這是有國際教訓的。
我覺得中國的貨幣當局，你從有關領導的發言來看，其實他們認識到這個問題了。所以你看易綱行長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我們說貨幣政策這種常態化，就是穩健的這種貨幣政策還是非常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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