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人以群分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如果你的朋友都很窮，那麼你也可能一直窮下去，而你的孩子以後可能也都很窮。”12月初，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修·傑克遜（Matthew Jackson）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比較》編輯室主辦研討會上說到，和不平等不一樣，“人以群分”造成的階層固化正在代代相傳——窮富難以往來，之間的信息差距越來越大，階層壁壘便世代相襲。“富人的金湯匙代代流傳，窮人的孩子只能像老鼠一樣打地洞。”
傑克遜教授在其新書《人類網絡》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曾經期予可以輕易實現階級跨越的“美國夢”近乎破滅。雖然84%被訪問的美國人仍舊堅信“如果努力工作，就改善生活”，但在衡量社會流動性的“代際收入彈性”方面，美國已經遠遠落後于丹麥，僅達到鄰國加拿大的1/2,甚至也落後於巴基斯坦。
事實上，“不流動”和與之休慼相關的“不平等”，已經成為了社會發展亟待解決的絆腳石。近些年歐美經濟學家們格外關注相關課題，顯而易見的佐證了這一點。政客們對症下藥，企圖用簡單粗暴的金錢補貼贏得期盼平等和流動的民心。承諾按人頭髮月金，楊安澤提出的“無條件基本收入計劃”助他在總統初選時一路高歌猛進。
但在傑克遜教授看來，僅僅依靠萬能的金錢，萬萬不能解決社會流動問題。他研究種種網絡如何運作超過25年，近年來越發關注“人們選擇與自己相似的人互動的普遍趨勢”。傑克遜教授認為，在流動減弱背後，不平等僅僅是結果而非本質原因——根深蒂固的“人以群分”和被其禁錮的信息、規範網絡，才是操縱命運的翻雲覆雨手。
“同質性，連通性，外部性，是人類網絡的基本特性。”傑克遜教授認為，傾向於和自己相似的、志趣相投的人打交道，並與之相互影響，而不願和“非我族類”的人多做來往，幾乎是人類的本性。微觀來看，他的調查發現，在族裔混合的美國高中，同窗的不同族裔的學生之間幾乎沒有交流，白人、黑人分別獨佔著各自的信息、機會，形成了兩股勢力，而拉丁裔因人數太少，只能選擇站邊。宏觀來看，傑克遜的團隊研究發現，從上世紀60年代到2011年，讀過大學的人收入和沒有上過大學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在技術大潮下，高素質的、教育素質很高的人都如魚得水”，同時，在經濟學家視角看來，通過推薦找到工作的比例相當高，那麼群體之間的就業存在巨大且持續的差異就顯而易見。“這種同質化反過來又阻礙了對教育和勞動力的投資，那麼，社會越同質，導致的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缺乏就會越嚴重。”
但簡單粗暴的金錢補助，無法根本彌補這種人際網絡同質化造成的差距和固化。在新書中，傑克遜教授舉了一個類似“孟母三遷求鄰”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美國1990年代的一項研究，讓被選定了的一群公共住房居民獲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免租金憑證：前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而後者只能在較低貧困的社區使用。相當多擁有前者的父母仍決定留在原先赤貧的社區，而擁有後者的父母往往選擇移居到較低貧困的社區。數據顯示，後者的遷居決策給他們的孩子在是否上大學、大學等級、收入水平上造成了很重要的積極影響，而選擇安陋居前者的孩子被迫在未來的財務上承受了重大的損失。
出路在何方？傑克遜在書中承認，針對流動性而對人際網絡進行任何重大的變革，幾乎都會是失敗的戰鬥，考慮到人類歷史上有那麼多大規模失敗的社會工程。他提供了一些溫和的建議，例如向低收入的父母們提供相當關鍵的、而在他們人際網絡中難以獲得的子女教育信息，讓寒門起碼有可能出貴子。
研究造就階層固化的同質性以外，傑克遜教授也研究了人類網絡的外部性如何使得社會得益。外部性是指人際網絡中人們彼此的行為會影響到彼此的幸福，而技術進步和全球化幫助人們建立了比以往更多、更緊密的聯繫，這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1980年，全世界4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現在不到10％。”
人類網絡外部性可以對社會造福，在場主持研討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對此深表贊同。他舉例，快手、拼多多能夠幫助貴州、廣西這些貧困地區賣貨，實際上作為基礎設施創造了一種新的、連接性的誠信機制。“真正使貴州、廣西這些貧困地區的產品賣出去的是靠什麼？不完全是靠一個企業家，也不簡單是一個市場範圍的擴大，實際上是一個網絡連接性的增強。”這種增強，將貧困地區落後的、基於熟人的小範圍網絡，連接到陌生的、大範圍的網絡。
也因之，劉守英教授對人際網絡之於中國經濟學的在地研究價值，做出了更多的展望。“農民工進城拉幫結派、專做某個行業，是我們熟悉的事實。”在劉守英看來，人際網絡實際上構造了經濟活動最主要的網絡，或許可能是比市場、企業更關鍵的單位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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