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學的大傳統，也就是西方之所以為西方、西方區別於非西方的傳統，在東西方文化傳統的比較之中最能看得清楚。沒有西方就談不上東方，反之亦然。在西方文明進來之前，中國人對自己的文明缺乏一個反思的角度，無從獲得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深刻認知。同樣，在瞭解非西方文明之前，西方人對自己的傳統也不甚了了。自我總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中確立自己的。我們要了解西方的科學“大”傳統，最好的辦法是從中西文化對比的角度來切入。
說西方“科學”的大傳統就是知識傳統、理知傳統，似乎太平淡無奇了，並未說出點什麼來。難道說我們中國就沒有這種知識傳統嗎？我們中國人不是一樣推崇學問、學術？的確，中國人也認為知識很重要，但是，“知”向來不被放在人生最重要的位置。《大學》中提出的儒者求學八階段依次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只是初級的、原始的階段，並不是最終的和最高的目標。孔子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的時候，的確談到了知，但談的不是知本身，而是指向一種正確的人生態度和倫理要求，談的是修身。我們今天的教育方針強調要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這裡“德”是放在“智”前面的。過去講又紅又專，“紅”放在“專”前面；今天講德藝雙馨，“德”放在“藝”前面。在中國文化裡，知識當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道德、品行、做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學問和學術是倫理學，而不是知識論。換而言之，西方的理知傳統與中國的倫理傳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傳統。
人生在世，終有一死。但是，只有人這個物種是在活著的時候就知道死是不可逃避的。這種對死的預知，引發了一個嚴重的哲學難題：既然早晚必死，何必有生？生命意義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類何以能夠如此堅定執著地活著，哪怕吃盡苦頭、受盡屈辱？這一方面固然有動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生下來就已經生活在某種文化之中，在其中習得了一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生的意義”或者“何為有意義的人生”。這個“人生的意義”通常並不是以概念命題的方式出現的，而是滲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實踐之中被領悟到。人們通常也不會反省人生的意義，只有在一生中某些關鍵的時候，比如青春反叛期，比如特別困難的時候，才會有這樣的反省。正是這個“人生的意義”，讓人們儘管吃盡千辛萬苦，仍然能夠堅強、樂觀地活著。
中華文明本質上是農耕文明。在這片相對封閉、適合農耕的土地上，我們的先人發展出了成熟而又穩定的農耕文明。這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獨特的。誠然，人類進化的一般歷史都是從舊石器時代走進新石器時代，而新石器時代的根本特徵就是定居和糧食生產，也就是所謂農耕文明，但不同的民族進入農耕文明的時間和程度是不一樣的。中華農耕文明特別典型、特別成熟，以至壓抑了其他文明類型的發育。比如，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沒有發達的海洋文化，這是農耕文化有意抑制的結果。比如，中國的萬里長城，表達的是典型農耕社會的防禦思想。比如中國傳統社會人分四等，“士農工商”，手工業者和商人地位低於農民，也反映了農耕主導的思想。
農耕文明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安於一地、少有遷徙，定居、安居意識很強。那些離開家鄉的人被描述為“流離失所、背井離鄉”，被認為是很不幸的。人與土地綁在一起，“父母在，不遠遊”，“樹高千丈，葉落歸根”，“離鄉不離土”。費孝通稱之為“鄉土中國”。中國人特有的“籍貫”概念就是對這種情況的一種反映。如果像美國人那樣平均六年搬一次家，頻繁遷徙，籍貫是沒有多大意義的，所以他們的護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沒有“籍貫”。對於基本不遷徙的民族來說，籍貫就是出生地，籍貫的概念才有意義。本書作者的家族大約在一千八百年前由江蘇無錫遷居江西，大約在八百年前由江西遷到現在的湖北武穴地區，所以我的籍貫很清楚。但是，從20世紀中國開始向現代社會轉型以來，中國人開始頻繁遷徙，籍貫慢慢會喪失意義。
對於有籍貫概念的人群來說，地緣即是血緣：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彎抹角差不多都是親戚，都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因此，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國人在與熟人打交道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但不知道如何與生人打交道。對待生人只有兩個辦法，要麼把生人變成熟人，所謂“一回生、二回熟”，要是生人變不成熟人，就只有持敵對態度，“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熟人文化延續到今天，仍然為國人所熟悉。
人們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這個秩序分配各式各樣的資源，處理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這種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對於農耕文明而言，地緣人群實際上就是血緣人群，因此，農耕社會很自然地建立了以血緣關係為主要依據的文化秩序，即血緣秩序。我們注意到，漢語中的血緣術語非常發達。比如，對與父親同輩的男性成員的稱呼有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表叔等等，英語裡就一個uncle全部包括在內。洋人剛來中國的時候，中國人覺得他們是野蠻人，連姑父和舅父都分不清楚。其實英國人當然也能分清楚，只是不覺得有必要分那麼清楚。可是中國人講究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稱呼裡面包含著倫理的考慮。如果未分清楚長幼內外，那就是不禮貌，不文明，沒文化。
農耕文化、血緣文化和親情文化在“人性”的認同方面有自己的獨特性。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佔據中國文化主體地位的儒家，把“情”作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厚的闡釋空間。孟子說“仁也者，人也”，把“仁”作為人性的根本。什麼是“仁”？簡而言之就是“愛”，“仁者愛人”。古代中國人認為動物無情無義無愛，因此總是把人與動物相比較來凸顯人性。孟子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今人罵喪失人性者為“禽獸”“衣冠禽獸”，或有認識到動物其實也有情有愛者，罵人則改用“禽獸不如”。“人”的反義詞是“禽獸”。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仁”之“愛”，是建立在血緣親情之上的差等之愛，不是“一視同仁”的平等之愛，因為所謂血緣秩序本就是親疏有別的等級秩序。
西方文明經常被稱作兩希文明：希臘文明加希伯來文明，它們之間有相當大的差異，但與中國文明放在一起看，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點，因此可以做一個總的概括。與中國典型和成熟的農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獵、遊牧、航海、商業等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其農業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來人是遊牧民族，而希臘人則是航海民族，他們都沒有發展出成熟而典型的農耕文明。
希臘半島土地貧瘠，糧食產量不高。主要產出是葡萄和橄欖，以及葡萄酒和橄欖油。為了獲得足夠的糧食，需要與近東地區進行貿易。愛琴海又極為適合航海。海面上島嶼星羅棋佈，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總能看到一兩個，因此，即使在航海技術水平很低的遠古時期，人們也可以克服對大海的恐懼往來其上。此外，希臘人是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的後代，有遊牧民族的文化基因。
無論遊牧、航海還是經商的民族和人群，他們與農耕人群最大的不同在於，頻繁的遷徙而非安居是他們生活的常態。無論《聖經》還是《荷馬史詩》，都是講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經常遇到生人，與生人打交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與中華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總的來看是一種生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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