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在中國古代文學中處於一種怎樣的地位？這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一些著名篇章我們耳熟能詳，比如《蒹葭》《桃夭》《關雎》《碩鼠》《伐檀》，我們常常說著“投之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說著“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中國光芒璀璨的詩歌時代從《詩經》開篇。
但是，如果我們只將《詩經》作為文學篇章，就太小看它了。春秋時期，它頻繁出現在貴族的生活裡。清代趙翼在《陔餘叢考》中說，《國語》引詩凡三十一條，《左傳》引詩共二百十七條，涉及列國公卿論議、宴享、贈答等各種場合。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說明《詩經》的意義遠非“文學作品”所能概括。實際上，懂不懂《詩經》，是春秋時期貴族的門檻之一。
（一）作為學業第一步的《詩經》
孔子非常看重《詩經》的教育功能。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楊伯峻翻譯為“詩篇使我振奮”，恐怕不對。《爾雅》解釋興，說是“起也”，《詩經·小雅》“夙興夜寐”，興指的是起床。它也有振奮的意思，但最根本的意思還是指，《詩經》可以作為教育的開端。
再結合其他幾則材料，更能看出孔子以《詩經》為教育之始。《論語·季氏》中記載，陳亢問孔子的兒子孔鯉，夫子對您有什麼特殊的教誨嗎？孔鯉說，有一次孔子在院子裡站著，他路過，孔子叫住他問道，你學《詩經》了嗎？孔鯉說沒有，孔子說，不學詩，就沒法說話。《論語·陽貨》又說，孔子對孔鯉說，你研究過《詩經》的《周南》和《召南》嗎？如果這都不學，就會像正對著牆壁站著，後面有些啥都看不見。
孔子提醒孔鯉學詩，應該是在孔鯉年紀還小的時候。《孔叢子》記載，孔子嫡孫子思教導兒子：“故夫子之教，必
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從《詩經》開始循序漸進地教育，這大約是孔門的習慣性做法。 據說孔子曾經刪定六經，六經分別指《詩》《書》《禮》《樂》《春秋》《易》，這些都是孔子授徒教學的材料。開啟學途的話，《詩經》最適合：
第一，《詩經》收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歌謠。它的語言生動，節奏感和趣味性都比較強，採用大量回環復沓，朗朗上口，便於接受能力層次尚低的少年進行理解和記憶。
第二，孔子對《詩經》的評價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原文的“思”是沒有實義的發語詞，孔子在這裡的意思可能是“《詩經》的思想很正派”。如何“正派”？《詩經》收錄的國風明明有很大比例是愛情詩，相當自由活潑。有兩種解釋，一方面，按《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獻詩有一定的規程、要求，以“教化”目的層層篩選後，還要經過太師和樂師們的整理，因此能夠選入《詩經》的都符合雅正要求，多多吟誦和體悟可以修身養德；另一方面，在貴族生活中，《詩經》各篇充當著吉、兇、嘉等各種禮儀場合的“背景音樂”，當時，《詩經》的文本意義遠不如它的禮制意義重要。
讀《詩經》時，他們聯想起的是各種各樣的禮儀場合，當然“思無邪”。這兩種解釋都可以參考，也都說明了《詩經》的淳厚平正，適合初學者。
《陳風圖》局部，宋代，馬和之
第三，在以《詩經》進行教育時，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
鍛鍊“普通話”。《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按楊伯峻解釋，春秋時代，各國語言不能統一，“雅言”就是較為通行的語言，貴族們在正式場合是用“雅言”來交流的。因此學《詩經》就是磨鍊“雅言”的過程，也是使語言表達更加適宜、豐贍、華美的過程。第四，《詩經》中包含大量作為貴族應該瞭解的文化內容，比如商、周的主要歷史就包含在《商頌》《周頌》等篇章之中，在沒有系統的歷史教科書時，《詩經》承擔著史書的功能。學習《詩經》，能夠了解國史，提高人文素養。更重要的是，《詩經》包含著周代的話語體系和禮樂制度，細讀《詩經》，可以貫徹周代的治國理念，汲取政治智慧，瞭解民眾感受，它對於治國理政有很實際的效用。
陝西省岐山縣周公廟壁畫
孔子談到《詩經》的作用時，說它“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就是六大作用，“興”，可以引出話題，“觀”，可以觀察風俗民情，“群”，可以從中體悟人際關係的處理方式，“怨”，可以譏刺時政，其實可以理解為獲得政治智慧。近可以孝養長輩，遠可以侍奉君主。還可以博聞廣識，增長見知。仔細體會這六大功能，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從政服務。這一點，我們後面再接著談。
（二）《詩經》與周代禮樂
《論語》中有兩位學生受到了“可以言詩”的評價。一是子貢，一是子夏，二人的共同點都是可以將《詩經》中的語句聯想到當下現實生活中的禮，孔子稱其為“告諸往而知來者”，可見《詩經》是學習禮的重要手段。
什麼是禮？禮是在社會活動中需要共同遵守的要求，它是倫理道德的反映。不過禮的最初意義可未必如此。
禮是從祭天祀地、敬拜祖先等原始宗教活動發展起來的。《禮記·祭統》說“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周禮》的吉、兇、軍、賓、嘉“五禮”，即以祭祖祀神的吉禮為首。
商代已經出現了完備的祭祀制度，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詩經》中的《商頌》。雖然學界對於《商頌》的作期還有爭議，但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指出，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中已經有“學商”、“奏商”、“舞商”的記錄，這說明商代已經有樂、舞一體的祭祀儀式體系。司馬遷說“餘聞之先人曰，湯武之隆，詩人歌之。”以讚美神靈、追述祖先的口頭文學很可能在商代時形成了固定的文本。有許多學者傾向於認為《商頌》就是傳自商代的祭歌，趙明《先秦大文學史》認為 ，“
《商頌》是殷商盛世商人祭祀先公先王的頌辭，當出於具有較高文化修養和豐富歷史知識的巫祝之手。”周代建立初期，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商代的祭祀儀式。劉雨發現，西周金文的二十種祭祖禮，有十七種殷周同名，“周初幾乎全盤繼承了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馬銀琴認為，周公成王時代，是祭祖祀神之歌大盛的時代，《詩經》中《大雅·文王》《大明》《思齊》《周頌·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武》《桓》《思文》《豐年》《烈文》《振鷺》《有瞽》都作於周公時期，這些詩歌絕大部分用於郊天祭祖，周公就是當時祭祀儀式的主持者。
洛陽周公廟
為什麼周公要做這麼多詩篇作為祭祀之用？我們很容易想到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文字崇拜，讖語、符咒、避諱都是文字崇拜的表現。文字的誕生是人類走向理性、步入文明時代的標誌。《淮南子》說倉頡造字時“天雨慄,鬼夜哭”，王徵在《〈西儒耳目資〉敘》中解釋原因為“洩天之靈,鬼神攸忌”，這固然是一種誇張，但文字創立並得到使用時，先民們內心必然有強烈的神秘感和崇拜感。文字規範和強化了原本通過語言祈禱進行的巫術，在商代，巫術成為人與神交際的中介，因此文字的使用權長期掌握在巫史手中。周代建立之後，為了獲得民眾的認可，解釋周取代商的正義性，就需要打破商代的巫術體系，用詩歌、舞、樂建立屬於周代的神聖儀式，這同樣需要文字發揮作用。這就是周公創作大量詩篇的原因。
可以看出，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體系中，詩、舞、樂是一體的，它們不僅僅是遣情怡興的工具，還都承載著祭祖祀神、記錄歷史、訓導教化的功能 。《詩經》的核心部分是“雅”和“頌”，《商頌》是商代流傳下來的祭歌，《周頌》和《大雅》反映著周代的宗教信仰和國家政治，是對周代先祖事蹟和價值觀念的言說。它們不只是一首首詩歌，還意味著一個個在周代反覆進行的儀式體系。在周代，祭祖、婚姻、宴饗、迎賓、喪葬……每個環節都有儀式，通通與《詩經》有關。《詩經》和各種儀式綁定在一起，時刻干涉（或者說引導）著周人的社會生活。
這些進入《詩經》的詩歌作為儀式樂歌來使用，經過國家推行，代表著周代的權威意志。如何感念周代先祖的功績，如何感受周代的文明與光榮，如何體會從商代狂熱鬼神信仰之後周人寶貴的理性，都可以通過《詩經》的那一系列歌、舞、樂。《詩經》強化了周人的家國觀念，支撐著周人對本國本族的信仰，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詩經》意味著形成凝聚力和認同感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西周以來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基礎。
（三）《詩經》與春秋時期的政治
雖然人們常常以為春秋時期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但實際上，代表階層等級的“五等爵制”在春秋時期還是重要的準則無論朝聘會盟還是諸侯交往，人們都極其重視名分，甚至列鼎制度還在貴族中保持得相當穩定。因此李學勤說：“東周時期。社會動盪變亂，禮制規定的等級遭到衝擊，出現了一定變化，列國的制度也不盡一致，不過
決不能認為等級的階梯已經徹底摧毀了。不同的等級間，常常還維持著很難逾越的界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孔子說，“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在等級制度下，貴族必須瞭解《詩經》，熟悉禮制，認可並遵守這些規範，這是與周天子、各諸侯國、各貴族交流的基礎，也意味著個人名譽的建立與維護。
《詩經》的各個篇章被用在吉、兇、軍、賓、嘉等不同場合之中，相應地，它就產生了固定的“儀式意義”，這種儀式意義和文本意義未必一致。這就好比我們一聽到《難忘今宵》就知道晚會要結束，而對於其歌詞卻未必熟悉一樣。對周代人來說，與禮制相對應的是配合吉、兇、軍、賓、嘉等活動的儀式意義，那麼相比文本意義，儀式意義更有應用性。貴族們研習《詩經》，文本意義還可以慢慢琢磨體會，但儀式意義是必須非常明晰地運用於具體政治活動之中的。
孟廟加冠禮
舉個例子，《左傳·襄公四年》記載：穆叔到晉國去，晉侯演奏《肆夏》等三首曲子，穆叔不拜，樂工演唱《大雅》中的《文王》等三首曲子，穆叔還是不拜。接著演唱《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三首曲子，穆叔三拜。因為《肆夏》等曲子是周天子用來招待招待諸侯的，《文王》等曲子是兩國君相見所用的，《鹿鳴》等三首才是國君對大臣所用的，符合穆叔的身份，因此穆叔行禮答拜。這件事情也記載在《國語·魯語下》中。
《文王》的文本內容是關於開國事蹟的，與兩君相見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它被貴族群體所認可的儀式意義恰好就是兩君相見，儀式意義超越了文本意義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如果說在西周建立初年，《詩經》篇章意味著通過祭祀儀式而獲得神靈的認可，那麼，到了東周時期，由於長時期的頻繁演奏，各個篇章的意義已經被“條件反射式”地固化了——不同的篇章代表著不同的規格、不同的級別、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身份，它成為社會等級制度和生活規範的一部分，是隱藏的律令，是貴族們認可的尺規。它形成了穩定的模式，只要出現某種表演模式和表演內容，貴族們就立刻懂得它的內涵，瞭解它表達的特殊意義。
這是一套只有貴族們才會理解的“密語”。如果好好利用《詩經》這門外交語言，能夠為謀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加分，《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記錄的重耳見秦襄公一事即是如此。反之，不懂這一套語言體系的人被視為沒有素質，不被貴族階層所承認。
李唐《重耳復國圖》局部，文字部分即是重耳見宋襄公賦詩之事
《左傳》中說，襄公二十七年，齊國大夫慶封出訪魯國，魯國執政大夫叔孫豹招待他，他有失禮節，叔孫豹吟誦《鄘風·相鼠》來諷刺他無禮，他竟然不知，更談不上回應。第二年，慶封因家臣之亂而出逃魯國，依舊是叔孫豹招待他，慶封依舊無禮，叔孫豹讓樂工誦《茅鴟》（不見於今本《詩經》），慶封依舊不知。這種情況當然會在貴族中傳為笑柄。
《左傳》《國語》中記錄的這類由於不瞭解《詩經》而被貴族群體所鄙夷甚至抨擊的人還不少。宋國大夫華定因為不懂也不回應魯昭公吟誦的《小雅·蘿蕭》，被魯昭公評價為“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給他下了個“必亡”的判斷。晉平公與諸侯在溫地宴飲，要求大夫們舞蹈，且所唱的詩要與舞相配。齊國大夫高厚的詩不相配，晉大夫荀堰發怒說“諸侯有叛離之心了！”令諸大夫與高厚設立盟誓，高厚逃回齊國。於是叔孫豹、荀堰等大夫盟誓說：“共同討伐不忠於盟主的國家！”這堪稱不懂《詩經》而引起的外交危機。
《詩經》在春秋時代的貴族生活中，成為高度固化、濃縮的政治外交話語，附加了很多政治內涵及隱喻，這是春秋時期特有的外交現象。因此《論語·子路》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當然，這並不是說《詩經》的文本意義就完全不重要了。在“八佾舞於庭”、禮制逐漸衰落的春秋時期，《詩經》的禮儀意義逐漸下降，文本意義慢慢成為學習的重點。漢代以後，《詩經》基本作為文學作品而存在。
宋代馬和之作品
總之，《詩經》不但可以因其文本意義而獲得精神境界的提高，培養自身“溫柔敦厚”的德行氣質，還可以用來了解政治事務，在外交場合談判酬酢。對注重德行的孔門弟子南宮适來說，前者重要；對出入外交場合的子貢等人來說，如果對《詩經》的熟悉程度稍差，不但會影響個人聲譽，甚至可能導致外交災難。春秋時期貴族們言必稱《詩經》，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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