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個月來，在香港“止暴制亂”過程中，最讓內地人難以理解的就是：香港的法院和法官，是不是故意“放水”，縱容暴徒？你看：
咬斷港警手指的暴徒杜啟華，在被捕一日後就被保釋；
侮辱國旗的嫌犯，只判了20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
而在愈演愈烈的打砸破壞行動中，被逮捕的大多數黑衣人，大多是很快被保釋。
多次因非法集會、煽動暴力被警方逮捕的“頭目”黃之峰，也總是能很快在法院獲得保釋，堂而皇之地出境，在歐美各地興風作浪。
甚至在上週三，天橋上“火燒老人案”中的兩名非法集結嫌疑人，各以1000港元就獲保釋。也就是說，與謀殺罪有關的嫌犯，都能以極低的代價獲得自由。
這種“警察前腳抓人，法官後腳放人”的鬧劇一再上演。造成的後果是，在法院最終判定之前，嫌疑人大都能獲得保釋，然後繼續上街非法聚集、破壞。
香港法官故意“放水”？
實際上，包括香港警界在內的香港各界，也不斷髮出質疑。此前一週，接受深圳衛視專訪的、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說，反修例風波鬧了接近六個月的時間，還沒有一個暴徒真正受到司法的懲罰。也因此，儘管港府行政層面已經形成“止暴制亂”的共識，但普通市民階層，對此卻還缺少急迫感，甚至麻木和無視。這是修例風波至今難以平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上週一，香港高院還僭越權力，引發《反蒙面法》的判決之爭，更是從根本上為暴徒蒙面“解套”。判決當晚，就有一萬多黑衣人上街聚集，表達慶祝。正義人士則強烈反彈，質疑原本應該伸張正義的香港法院，怎麼反倒成了“止暴制亂”的障礙？
有人把這種狀況歸咎為，香港各級法院內有大量的“洋法官”，他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有人認為，香港的法官們被英美的“反共”勢力操控，“吃裡扒外”。還有人呼籲，是時候改變香港的司法制度了，不妨從“驅逐洋法官”開始，要將司法主權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
“洋法官”為何“反客為主”？
且慢！香港司法的問題，都讓“洋法官”來“背鍋”就解決了嗎？這口鍋，他們還真背不動。還是讓我們從“洋法官”為什麼在香港“反客為主”說起吧。
1842年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佔據香港後，為了在殖民地少花錢多辦事，就直接移植了英國本土法律制度，即普通法和英國法官。所謂普通法，就是英美實行的海洋法系。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固定的成文法參照，而採用“判例法”。這樣一來，幾百年來在英美髮生過的很多判例，同樣適用於香港。這就為香港聘請“洋法官”，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條件。
由於當時的港英政府出於殖民利益，防範香港本地法律人才進入司法體制，所以到1969年，才建成香港的第一所法學院——香港大學法學院。首屆法學本科畢業生在1972年畢業時，已經是英國在港殖民統治130年之後了。而在此之前，大部分香港本地人也沒有能力出國留學，這就造成了香港多年來本地法律人才奇缺，不得不持續從國外聘請法官。
香港法官
為何保留香港的“洋法官”？
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頒佈之前，中央就已經對香港的“洋法官”制度，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尊重歷史，也尊重現實，當時中國所作的理性選擇是，保留香港原有的“洋法官”及普通法。這種選擇，源自對香港發展的長遠眼光和“一國兩制”的強大制度信心。
迴歸後，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除了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必須由中國香港籍人士擔任之外，其他的法官，可以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沒有任何國籍限制。
儘管迴歸後，香港有越來越多的本土法官，但在擁有最終裁決權的終審法院，“洋法官”的人數和比例反而有所增加。這是因為，在 1997年，時任香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法官，開創了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機制，高薪聘請一些在歐美等西方國家高等法院退休的“洋法官”，希望能夠提升香港判例在普通法世界的地位。
香港司法權掌握在外國人手裡？
香港司法機構官方網站頁面
慢點從香港司法機構官方網站查詢到，上月8日更新的數據顯示，終審法院的現任22名法官中，除了首席法官馬道立是中國香港籍之外，其他法官中，外籍或雙重國籍的，佔了大多數。但是不是能因此就得出，“香港司法權掌握在外國人手裡”的結論呢？還真不是。這個和香港的審判制度有關。
香港法官
讓咱們去香港終審法院的審判庭去看一看：每個上訴案件，都有五個法官坐在審判庭上，他們穿著大紅的法袍，戴著代表莊重公正的白色捲髮，來聆訊和裁決。而這五個法官的身份，是被嚴格界定的。
這個庭上的審判長，必須由香港籍的首席或首席委任的常任法官擔任；
另外，就是三名常任法官。終審法院目前只有三位常任法官 ，其中只有一位是“洋法官”；
最後一位，就是從18位非常任法官中選擇一位，那麼很可能就是一位“洋法官”。
由此來看，凡上訴到終審法院審理的案件，判案的“洋法官”人數的佔比，最高也只可能達到2/5左右。
而在終審法院之下，還有香港一審的基層法院和二審的高等法院，那裡的“洋法官”要少得多。截止2015年的統計數據，基層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法官累計156人，其中26人為“洋法官”，不過，這26人中，包括至少10位，已經年過七旬的終身制非常任法官。
“警察抓、法官放”的原因何在？
由此來看，“洋法官”對香港司法的影響還是有限的。當然，“洋法官”作為港英政府的“殖民遺產”，未來肯定是要逐步減少和取消的。但恐怕更實質的問題，並不在於“洋法官”人數的多少。因為即便是香港籍的法官，他們也全部來自港大法律系或英國法學院，一直接受的都是普通法的訓練，普遍秉持的，是與西方一致的法治理念和價值觀。對於《基本法》中，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利益，香港法官反而難以全面認知和維護。
比如，按照普通法的思路，犯罪嫌疑人判罪之前都假定無罪，具體表現出來，就是“保釋是一種權利”。在被定罪之前，嫌疑人一般不會被採取強制措施。除了極少數情況外，任何人都有權申請保釋。這就是為什麼這六個月來，大批的暴徒“警察抓、法官放”的原因。但在暴力不斷升級的修例風波中，香港法院此舉造成了“暴徒無需為暴力擔責”的假象，客觀上不利於“止暴制亂”。
“造反無過，鎮暴有罪”？
顯然，香港的法官們對於“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缺少認知和維護。這種只從“兩制”出發，從普通法出發，保護個人的司法取向，在香港秩序正常穩定的時期，可能是一個特定的法治成就；但在“修例風波”的暴力與混亂中，可能就淪為法治汙點。
這一點，在2014年“佔中”事件期間就已經初露端倪。當時，香港前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涉嫌襲警，對香港警員潑糞水、拒捕，卻僅被判刑5個星期；而其中香港7名警察因不忍挑釁、侮辱，涉嫌毆打曾健超，被判入獄兩年。香港法院這種明顯有偏向的裁判，讓香港社會產生了“造反無過，鎮暴有罪”的扭曲理解。
但正如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列顯倫，日前指出的那樣，特赦暴徒不公平，在法治社會，不可能有部分人能被豁免法律責任。他舉例說，如果他駕車衝紅燈，都因犯法要上法庭。 但現在卻有人卻主張“放火不用受審”，這是否公平？
天網恢恢，26日（週二），香港區域法院宣判，2016年大年初二晚參與旺角示威騷亂的畢慧芬，因兩項“暴動罪”，被判刑46個月。她犯案是在三年前，今年8月她曾在香港國際機場襲擊大陸記者付國豪，實際上是在保釋期間繼續作亂。
畢慧芬因兩項“暴動罪”被判刑46個月
“蘋果”怎麼連“安卓”？
除了法官，香港司法更大的特殊性在於，香港國際大都市以及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雙重身份，決定了香港法治具有雙重屬性。在香港的普通法之上，還有更高權威的《基本法》，而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基本法》，是屬於大陸法系。這完全是兩套不同的體系。
這就好比我們手機通常使用的兩個系統：要麼蘋果，要麼安卓。如果是同一個系統的，就容易兼容，方便對接。如果不是一個系統的，就可能產生矛盾和問題，還需要不斷去解決。
主要在歐洲大陸、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實行的大陸法系，以成文法為特點。案件的審理原則，以法律典籍為主要依據，而審判過的案例，一般不被作為正式的法律淵源。
而在英美及其曾經的殖民地，基本都是普通法系。特點是法庭對抗制，陪審團制，判決標準相對靈活。普通法是無數案例加起來，數百年發展出來的系統化的法系。因此學普通法的人，必須要讀無數的案例，看案例怎麼處理具體的糾紛。
我們需要明瞭的是，在世界範圍內，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本身並無高下之分，但司法思維的方式，的確大相徑庭。而一個關鍵的問題、焦點的爭議就是：在香港，如何讓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這兩大迥然不同的法系，彼此融通和實施？
莊豐源案凸顯香港司法的“兩制”
目前的現實是，香港法院明顯存在一種有意識地將《基本法》，加以大規模“普通法化”的傾向，甚至不惜突破或架空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莊豐源案就是典型的例子。
莊豐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內地人，拿雙程證赴港探親期間生下了他，由擁有香港居留權的祖父照顧。香港政府入境處根據《入境條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若要成為永久性居民，則在其出生時或以後任何時間，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須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權”為由，要將莊豐源遣返回內地。
莊豐源的祖父提起了訴訟。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終審法院相繼裁定莊豐源勝訴。就是說，不管孩子的父母是否已在香港定居，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權。這個案例之後，內地產婦“赴港生子”成為一股潮流，“雙非兒童”數以十萬計，香港醫院不堪重負。
我們都知道，按照美國的法律，在美國出生的人，就自動擁有美國國籍。而在莊豐源案中，很顯然，香港法官遵循的，正是英美國家對此類案例的先前判決 ，同案同判。這就是香港法官最典型的“普通法思維”。
香港司法的“二期工程”
香港迴歸後的司法實踐，因為法制體系的雙重性，出現的各種狀況，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這個領域，“一國兩制”, 遠不只是“姓社姓資”、“井水不犯河水”那麼簡單。
修例風波中，掌握“生殺大權”的法院，實質上“缺位”，後果很嚴重。而要解決香港司法權的“獨立與迴歸”問題，更是任重道遠。
有學者認為，逐漸減少外籍法官，讓本地人充當法官，只是解決了香港司法獨立的問題，但是並不能解決香港普通法與國家法整合的問題，還需要有個“二期工程”。 也就是，按照《基本法》，最終實現“司法主權在中央、司法審判權在地方”的格局，以充分彰顯“一國兩制”的法理。
萬霞 深圳衛視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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