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6月，康熙皇帝首次率王公貴族、文武大臣、後宮妃嬪、皇子皇孫，以及蒙古各部落首領，一行12000餘人浩浩蕩蕩前往承德附近，進行規模巨大的“木蘭秋獮”活動。此後，“木蘭秋獮”便成為大清王朝一項非常的重要政治、軍事活動。1824年，道光皇帝以：“今歲秋彌木蘭允宣遵循成憲肄武綏藩。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緩，所有今歲熱河行圍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於安逸也。”（選自《清宣宗實錄》）為由，宣佈本年不再進行“木蘭秋獮”，並無限期停止這項活動。1863年，同治皇帝下令允許人民進入“圍場”開墾、狩獵，並將“圍場”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劃。至此，歷經180年，舉辦92場的“木蘭秋獮”活動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成為王朝一段往事。“木蘭秋獮”之興廢，是大清王朝國勢興衰之表現，見證了大清由盛而衰之歷史。
一、“木蘭秋獮”之由來，及其規模
入關之前，滿洲民族常年居住在東北深山老林之中，以狩獵為生，因而非常善於騎射，“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 而行獵時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選自《清太祖實錄》）。由此，滿清王朝得以擁有一支非常彪悍之八旗勁旅，在與蒙古、朝鮮、明朝等作戰時，所向披靡，令對手聞風喪膽，從而奠定了奪取天下之軍事基礎。1644年5月，睿親王多爾袞親率20餘萬八旗勁旅入主中原，與各路英雄豪傑爭奪天下，並戰而勝之。但是，入主中原之後，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八旗子弟逐漸孵化，不再具備昔日之雄風，戰鬥力下降十分明顯。
八旗戰鬥力銳減，而大清面臨之內外環境卻不容樂觀。吳三桂等“三藩之亂”搞得熱火朝天，半年不到就佔據了長江以南廣大地區；鄭氏集團則在東南沿海一帶擴充勢力；西北準噶爾蒙古噶爾丹則坐擁10餘萬鐵騎，桀驁不馴，經常與清朝唱反調；察哈爾蒙古布爾尼則乾脆起兵反清，威脅京師安全。國內局勢堪憂，國際環境也很糟糕，彼得大帝時期的沙俄，不斷對外侵略擴張，染指東北、西北各地，還與準噶爾蒙古相互勾結，對大清構成極為嚴重之戰略威脅。為此，康熙皇帝必須想辦法應對這局勢，穩住大清政權，維護多民族國家之統一。
1677年，“三藩之亂”已經進入尾聲，而準噶爾、沙俄則蠢蠢欲動，北方戰略環境很糟糕。就在這年，康熙皇帝親自出巡塞外，祭祀遵化孝陵後出喜峰口，來到承德一帶（當時還未修建行宮）匯合蒙古各部落首領，而後繼續北上，來到了現在內蒙古昭烏達盟、卓索圖盟、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蒙古四旗接壤處。在此，康熙皇帝被這裡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所深深吸引。此處地勢北高南低，高原、草甸、丘陵、山地、平原兼而有之；中間平原地帶川流縱橫，水草豐美，森林茂盛，野獸眾多，是天然的“狩獵場地”。更關鍵的是，這裡是內蒙古的中心地帶，也是關內通往關外之重要通道；在此處建立基地，既可以保證道路暢通無阻，又可以控制蒙古各部，確保大清首都以及東北龍興之地之安全。因此，康熙皇帝決定在此處建立“狩獵基地”，培養八旗子弟騎射本領。
1681年4月，康熙皇帝再次出巡塞外，一邊狩獵一邊勘測地形，最終決定將漠南蒙古喀喇沁、敖漢、翁牛特、克什克騰所敬獻之土地建成“圍場”，專門用於皇室貴族之狩獵活動。之所以稱為“木蘭秋獮”，主要原因兩點。其一、古人秋天打獵時稱“獮”，或“秋獮”，清朝皇帝一般也是每年秋天（農曆八月、九月）來此狩獵。其二、圍場中獵物最多當屬鹿，而捕鹿在滿語中即為“秋蘭”。如此，清朝帝便將每年八月、九月來此處之狩獵活動稱之為“木蘭秋獮”。
“木蘭秋獮”之範圍很大，整個圍場東西、南北之間距離大約300裡，總面積約為10400平方公里，比今天的圍場縣面積還要大一點。根據獵物種類、數量之分佈差異以及地形特點，圍場又分為72個小型圍區；每次狩獵活動則選擇其中20餘個圍區進行，目的是讓圍場內之獵物能夠繁衍生息，以備循環狩獵，長期維持秋獮活動。當然了，圍場不只是“狩獵場地”，皇帝的行宮也在附近，以備帝王貴族狩獵時休息，如大名鼎鼎的承德避暑山莊。皇帝每次進行“木蘭秋獮”，一般都住在承德避暑山莊，並在此“臨時”辦公，批閱各地送來之奏摺。
二、“木蘭秋獮”，見證了大清之強盛與威嚴
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康熙、乾隆、嘉慶三位皇帝進行“木蘭秋獮”92次，其中康熙帝41次，乾隆帝40次，嘉慶帝11次。每一次“木蘭秋獮”之規模，耗費均很大，若是沒有一定的國力支撐，基本不可能玩得轉。帝王每次進行“木蘭秋獮”，從者有宗室子弟、文武大臣、八旗禁衛軍、蒙古貴族等，人數在5000到30000不等。為保證出行，清朝每次徵用民間兩千多輛車，駱駝一千餘匹。此外，還修築從北京到承德之行宮，共21座，供帝王臨時休息與辦公。
抵達圍場後，對如何安營、出哨、布圍、合圍、射 獵、罷圍等均有一套嚴格規定，基本是按照軍事演習之模式進行，以此達到鍛鍊八旗子弟之目的。為期20天的“秋獮”結束後，皇帝根據狩獵表現，對宗室子弟、八旗禁衛軍，以及蒙古各部貴族進行賞賜，以此來鞏固滿蒙聯盟，維持大清之根本。當然，“木蘭秋獮”期間，不只是狩獵，皇帝還在行宮接見蒙古各部首領、外國使者，並批閱各地上達之奏章，將避暑山莊作為臨時的辦公場所，是移動的中樞機構。這些活動，見證了大清之強盛與繁榮，是絕對的“天朝上國”，恩澤四方，威震海內外。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準噶爾蒙古首領噶爾丹進犯喀爾喀蒙古，前鋒距離京師僅700餘里。康熙“秋獮”之後，一邊安置南投的蒙古諸部，一邊出兵抵禦噶爾丹，並在烏蘭布通將其擊敗，噶爾丹一路狂逃。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皇帝在“木蘭秋獮”期間接見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此後蒙古各部首領多次到承德述職，以示效忠大清。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出兵準噶爾蒙古，中路大軍從木蘭圍場出發，準備平定叛亂，維護統一。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木蘭秋獮”之後，舉辦了慶祝抗擊沙俄侵略之第一次雅克薩自衛反擊戰慶典，並舉行“觀兵”儀式，展示天朝兵威。
乾隆十年（1745年），“木蘭秋獮”期間，乾隆對青海蒙古各部首領、王公、臺吉等進行賞賜，並設宴共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木蘭秋獮”期間，乾隆接見漠南蒙古各部首領，並給予大量物資，以賑濟饑荒。同時，對有功之首領、臺吉等，給予貝勒爵位。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木蘭秋獮”期間，哈薩克汗派遣使者進貢物資，奉表獻馬，做大清朝貢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木蘭秋獮”之後，乾隆以直隸沿途文武官員懈怠為由，下令吏部、刑部嚴加問責，以此整頓吏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木蘭秋獮”之後，乾隆下令廢除翫忽職守的直隸總督楊廷璋，交部嚴議。此外，接見從沙俄東返回朝的厄魯特蒙古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並設宴款待，以表彰他歸順祖國之心。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在承德接見了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直言：“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下有。”雖說有點排外，卻也表明大清國力之強盛；馬戛爾尼雖然不滿，但也沒敢揚言“炮艦外交”，只能無奈返回。
三、“木蘭秋獮”在康熙、乾隆、嘉慶等帝王心中之地位
“木蘭秋獮”活動集政治、軍事性質於一身，其舉辦之意義非同一般，這在康熙、乾隆、嘉慶三朝期間尤為明顯。晚清著名學者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我朝撫綏蒙古之典，以木蘭秋獮為最盛”，肯定了“木蘭秋獮”對邊疆穩定，解決蒙古問題中之作用。確實，清朝皇帝每次舉行“木蘭秋獮”，蒙古各部首領及王公貴族們都要參加狩獵，後則向皇帝述職，接受封賞。如此，清朝得以牢牢控制住蒙古各部，最終解決了困擾中原王朝兩千年之久的“草原問題”，極大促進了多民族國家之統一與發展。因此，“木蘭秋獮”在清朝帝王心中之地位相當高。
康熙皇帝評價：“噶爾丹攻破喀爾喀，並侵擾我內地札薩克至烏蘭布通，朕親統大軍征討，噶爾丹敗走。後又侵犯克魯倫，朕統兵三路並進，至昭莫多剿滅之。今策妄阿喇布坦，無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徵發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兩路兵進剿，策妄阿喇布坦聞之，心膽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潛往西藏劫掠，毀壞寺廟，土伯特地方，已被殘蠹。朕又遣大兵前往，擊敗策零敦多卜等，復取西藏，救土伯特於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絕域。此皆因朕平時不忘武備，勤於訓練所致也。若聽信從前條奏起言，憚於勞苦，不力練，又何能遠至萬里之外，而滅賊立功乎？”（選自《清聖祖實錄》）在康熙看來，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策凌敦多布等被打敗，靠的就是“木蘭秋獮”培養出來之八旗勁旅。
乾隆皇帝評價：“朕每年行動圍獵，正為使官兵等熟悉騎射，不至荒廢。比年來戡定準夷，兩路用兵，我滿洲大臣官兵等均能踴躍奉命，克奏膚功。亦由躬親整率，習之有素，是以臨事赴機，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驗矣！”（選自《清高宗實錄》）在乾隆看來，歷時70餘年的西北準噶爾蒙古叛亂最終被搞定，主要是得益於“木蘭秋獮”，靠它培養出之八旗勁旅平定。
嘉慶帝評價：“秋獮大典，為我朝家法相傳，所以肄武習勞，懷柔藩部者，意至深遠。我皇考臨御六十餘年，於木蘭行圍之先，駐蹕避暑山莊，歲以為常，敕幾勤政之暇，款洽蒙古外藩，垂為令典。是避暑山莊，實為皇祖皇考在天靈爽式憑之地。朕祗承鴻緒，不敢稍自暇逸，特於今秋涓吉啟鑾，舉行秋獮，實本繼志之承。”（選自《清仁宗實錄》）嘉慶皇帝，一向不被清史專家看好，在國勢走下坡路之情況下，卻依然堅持這“祖宗之規矩”，也足以證明他對“木蘭秋獮”之重視程度。
四、“木蘭秋獮”之廢除，乃國勢衰敗之必然
“木蘭秋獮”活動在康熙、乾隆兩朝尤為盛行，其舉辦之頻繁，規模之巨大，都是十分罕見，也可以視為“康乾盛世”之縮影。而然，這項耗費巨大之活動，在乾隆後期開始衰落，並一步步走向消亡。坐擁康熙、雍正兩朝之福利，乾隆在位期間大肆揮霍，尤其是“六次下江南”遊行，基本將國庫耗盡，只留給嘉慶一個爛攤子。乾隆五十七年，發佈上諭：“今歲雨水較多，道路泥濘，且朕八旬有四，非昔日騎馬射箭可比；明歲六十，亦不進哨，仍在熱河舉行慶典，禮畢進京。”（選自《清高宗實錄》）乾隆以年歲高為由，不再狩獵，實則是藉口，根本原因還是國力已支撐不起這耗資巨大，且弊端重重之活動。乾隆後期，隨著“閉關鎖國”令出臺，以及擁有近4億之人口數量，大清幾乎喘不過氣來。
乾隆後期政治不作為，縱容貪腐，以及“閉關鎖國”政策之實施，使得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社會矛盾隨之尖銳化。嘉慶親政後，終於爆發了蔓延河南、湖北、陝西、甘肅、四川等五省之白蓮教起義。八旗、綠營早已腐敗不堪，壓根就無法應對起義軍，嘉慶不得不靠地主團練，藉助這些私人武裝剿滅義軍。“營伍騎射，皆所目睹。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八旗已經不行，嘉慶很無奈，但短期內也很難找到解決辦法。“木蘭秋獮”初期效果明顯，但此時就未必了。況且大清也沒這經濟實力支撐了，“因思今秋往術蘭行圍，大營所用車輛，及除道成梁籌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豈止數十州縣，秋禾已無望矣。著重費民力，予心不忍。”（選自《清仁宗實錄》）起義軍、饑荒、流民等問題，束縛了嘉慶。雖說嘉慶後來還是舉辦了“木蘭秋獮”，但規模很小，後則走走形式而已。
隨著王朝衰落，“木蘭秋獮”之活動場所也無法維持，流民、官兵等為了生計需要，不斷入侵圍場，對森林、草地造成極大破壞，野獸數量也隨之減少，“查閱十數圍，不見鹿之蹤跡”。得益於紅薯、玉米、花生等高產農作物之引進與大規模推廣，以及康熙年間“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政策，乾隆後期之人口規模接近四億，道光時則超過了四億。要知道，史上最繁榮的“文景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全國人口也就4000千萬到6000千萬左右。大清有4億人口，這在農業生產技術沒有質的飛躍之情況下，人民之生存壓力非常大。此外，乾隆後期還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限制中外貿易往來，人民也無法通過經商致富，改善生活。
在生活之壓力下，直隸、山東等省民眾紛紛前往關外謀生，這些流民私自進入圍場開墾荒地，砍伐樹木，偷狩野獸，以此來求得必要之生存資源。為此，清朝一再增加守衛圍場之八旗官兵，從康熙年間110人，增加到1000餘人，可依然無法阻止事態發展。“查勘十三圍地方內，巴彥布爾噶素汰、巴雅爾額勒棍郭、威遜格爾、巴顏喀喇四圍束見鹿只，鹿甚少者四十餘處。砍剩木墩和餘術甚多，兼有焚燬枯枝猶在。往來車跡如同大路。運術多人各立寮鋪，以致鹿只驚逸傷損。”（選自《清仁宗實錄》）此外，政府無力供養護圍八旗官兵，只能將部分場地劃出，給予官兵耕種。如此，圍場面積進一步縮小，野獸數量隨之更少。
1840年6月，英國挑起鴉片戰爭，坐擁80萬大軍的清朝，卻無力阻止四千英軍進犯，被迫簽訂《南京條約》。1856年10月，英法再次挑起戰爭，從廣州一路殺向天津，八旗、綠營無法阻止。1860年10月，蒙古郡王僧格林沁率最精銳的八旗勁旅20000餘人，在通州八里橋與7000聯軍決戰。結果呢？聯軍死傷不足20人，八旗勁旅卻陣亡兩千餘人，而後一路潰散。如此，咸豐皇帝很無奈，只能一路狂奔，來到了承德避暑山莊。此時，面對著“木蘭秋獮”場地，咸豐不是意氣風發，而是垂頭喪氣。兩次鴉片戰爭慘敗，清朝皇帝見識到了現代化武器之威力，傳統軍事技能——騎馬射箭已經不再適應戰場形勢，長矛、大刀之類的冷兵器無法戰勝列強之槍炮、軍艦，退出歷史舞臺乃必然趨勢。
隨著戰爭慘敗，大清財政危機隨之而來。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大清前後給英國賠償近3000萬兩，包括簽訂條約之前的“贖廣州城費”。第二次鴉片戰爭慘敗，大清賠償軍費1600萬兩。除了賠償軍費，大清在戰爭（包括太平天國戰爭）中所消耗的財富，更是不可計數。戰爭過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又掀起了規模巨大的洋務運動，清朝財政壓力更大，以致不得不舉借外債。如此，大清無力再進行“木蘭秋獮”活動，也沒要進行這項活動之必要。道光繼位不久，宣佈無限期延長狩獵活動之舉辦，“然不可不審度時事，量為展緩，所有今歲熱河行圍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於安逸也。”到了同治皇帝時，則乾脆下旨允許人民進入圍場進行墾荒，這在法律上宣佈“木蘭秋獮”活動徹底終結。
五、結語
從1683年，康熙皇帝第一次率隊進行“木蘭秋獮”，到1863年同治皇帝下旨允許人民進入圍場打獵、開墾，“木蘭秋獮”歷時180年，舉辦92場，是清朝前期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軍事活動。“木蘭秋獮”期間，大清皇帝將此處作為臨時辦公機構，向全國發佈政令，處理蒙古問題，接待英國使團，見證了大清帝國曾經之繁榮昌盛。乾隆後期，隨著大清國勢衰落，“木蘭秋獮”舉辦之次數、規模都大不如前，再加上流民、官兵對圍場私自開墾、狩獵，圍場之面積也大為縮小。道光時期，熱兵器成為戰場之絕對主角，“木蘭秋獮”失去了必要之軍事價值，又因財政壓力過大，“木蘭秋獮”活動無期限推遲；同治年間，則從法律上宣佈“木蘭秋獮”不復存在。可以說，“木蘭秋獮”之興廢，見證了大清帝國之興衰，是研究清朝歷史之一大視角。
參考文獻：
《清史稿》
《清聖祖實錄》
《清高宗實錄》
《清仁宗實錄》
《聖武記》
《木蘭秋獮與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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