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的寒冬正在來臨。”在2019年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說。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今年四月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顯示，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從2018年的3.6%降至2019年的3.3%。報告還預測各國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速，中國2019年的增長幅度為6.3%，2020年為6.1%；美國這兩年的增長速度分別是2.3%和1.9%；日本分別為1.0%和0.5%；歐元區分別為1.3%和1.5%；印度分別為7.3%和7.5%；俄羅斯分別為1.6%和1.7%。
“全球的貿易投資增長也在放緩，據預測，今年世界貿易增長速度可能只有1.6%。在經濟增長動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再疊加貿易投資的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全球的價值鏈、供應鏈被破壞得支離破碎，世界的分工體系、規則體系也一片混亂。”徐洪才說，“世界的目光投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國內民眾也在關注：中國在世界經濟整體下行的趨勢中，到2020年末‘兩個翻一番’的奮鬥目標能否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又能否成真。”
徐洪才認為，面對複雜又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國的經濟增長雖速度放緩，但韌性十足，多年以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以上。中國總是做中長期的戰略規劃，在政策上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從經濟治理的層面來看，中國也有其獨特優勢”。
當然，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其特殊困難。首先，在經濟發展的新舊動能轉化過程中，國家的創新驅動能力不足，總體上仍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位置。其次，
傳統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在減弱，投資放緩、消費乏力、出口疲軟，“三架馬車”動力不足。真正的挑戰是，實現全面小康之後，中國能不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根據歷史經驗，上世紀日本、韓國等國家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全球分工，享受了大約30年的發展紅利，但這些國家在該階段之後，大多會陷入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的泥潭。中國已經進入到新舊動能轉換、增長速度換檔的拐點，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並在這一過程中，通過體制機制的創新讓世界各國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是未來的一個嚴峻挑戰。
▌政治博弈下的中國機遇
當下，全球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多元化態勢明顯。面對這種複雜形勢，徐洪才認為需要靠創新來驅動，但目前，中美關係從過去的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甚至有可能演繹為戰略性對抗，兩國之間的摩擦已經呈現出複雜化、長期化的趨勢，創新驅動倍受打壓。
“機會和挑戰總是同時並存的，我覺得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潛力還沒有完全釋放。”徐洪才說，這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中國城鎮化的進程還沒有完成。通過改革土地制度，盤活土地，能夠形成城市和鄉村之間生產要素雙向流動、融合發展的自由機制，這是未來打破二元經濟結構等體制障礙的希望所在。而且，農民變成市民，會產生新的消費，帶動新的投資，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發展空間。
二是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本更多集中於關係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領域。伴隨混合所有制進一步推進，未來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定位會更加合理，其中競爭性、商業性的領域充分放開，通過公平競爭機制大展拳腳，與其他類型資本共同發展。
三是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潛力還有待挖掘。准入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等管理體制，打破行政壟斷，建立國有、民營、外資公平競爭的機制……這是中國自身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社會廣泛的期待。
四是人才的紅利。中國有1.6億人口接受了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這是服務業和現代製造業堅實的勞動力基礎。物盡其用，人盡其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未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大有潛力。
▲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 CFF
▌合作才能發展，公益亦是如此
徐洪才認為：“未來30年，中美經濟地位此消彼漲，二者GDP規模共佔全球約40％，只要這兩個國家保持關係穩定，對世界和平、繁榮發展就是一個定海神針。”他曾在紐約發表演講，強烈呼籲美國應該適應中國崛起的事實，並與中國加強合作，公平、良性、有序競爭，求同存異，相互學習借鑑，才能共同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
當把徐洪才的呼籲放置於公益行業，德國墨卡託基金會執行董事米歇埃爾·施瓦茨與他的觀點不謀而合。
“國際的合作和交流十分重要。”米歇埃爾·施瓦茨這麼看待公益事業。雖然中國公益行業的工作環境可能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基金會都需要制定預算、招聘人才、接受評估、提交報告、承擔責任。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合作”。
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和歐洲基金會中心有一個共同的公益學習平臺，施瓦茨通過這個平臺已經瞭解到如何運營一個基金會。他發現不同的國家可能面臨著一些共通的威脅，但基金會在不同的社會之間可以發揮橋樑的作用。他看到這些作用和責任的重要性，希望能夠跟儘可能多的中國基金會建立聯繫。
施瓦茨表示，墨卡託基金會是“戰略公益”的實踐者，戰略公益涉及到四個方面。第一是根據社會關切的問題來共同制定目標；第二是通過轉變或演變的理論，知曉如何實現目標；第三是衡量自身能力看是否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第四是保持一定的靈活性，關注受益者的感受和員工的意見。
戰略公益植根於項目前期的評估和考量，相當於對公益項目的“私人定製”，以此提高方案的成功率，兼顧社會效益與財富回報。從2017年開始，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就與墨卡託基金會合作開展“基金會秘書長訪歐”項目。施瓦茨非常關注中國的公益事業，希望兩國的基金會能繼續加強在戰略性公益模式上的合作。
▲ 德國墨卡託基金會執行董事米歇埃爾·施瓦茨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上。 © CFF
▌國際合作和影響力投資
除了戰略性的公益模式，“社會影響力投資”在資本領域和公益領域越來越多的被提及，這是一種兼顧多方的投資行為，通過投資者的主動選擇，既創造社會與環境效益，又帶來財富回報。公益基金會等機構開展社會影響力投資時，以改善特定地區和目標群體的福利作為一個重要的投資目標，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幫助貧困群體獲得醫療、租房、教育等社會資源。這種投資有助於拓寬資本市場長期資金來源渠道，也有助於減小不同地區、不同目標群體之間發展水平的差距，是改善發展不平衡狀況的一支重要力量。
2015年，聯合國各會員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簡稱“議程”），議程主要集中於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每個目標都代表著一個全球最急迫的發展挑戰，包括消除貧困、消除飢餓、公平教育等。在第二屆世界公益慈善論壇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羅世禮（Nicholas Rosellini）提出，“議程”為公益基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而使其在推動這一發展議程方面能發揮更廣泛、綜合和可持續的作用。
羅世禮給出估算數據並稱，每年發展中國家為完成可持續發展目標所需資金缺口為2萬億-3萬億美元，例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為了實現醫療衛生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低收入國家每年還需要額外的1340億美元，這樣的資金缺口一般由基金會和慈善家的資金來彌補。“基金會和慈善家不僅僅是融資渠道，還可以發揮超越融資渠道的作用。作為施行計劃的一部分，他們可以提供機會，帶動當地的參與者積極參與到進程中來，並在發展過程中注重本地化。反過來，這樣做也會提高效率，得到更多支持。”
事實上，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一直在記錄中國慈善項目的工作，這些記錄也在體現著中國基金會和慈善組織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所做的工作。聯合國之外，其他國際組織也在呼籲中國以不同的形式加入其中，全球教育夥伴關係（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致力於加強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系統，增加入學兒童的數量，其主席朱莉亞·吉拉德認為：“成功的基礎全在於國家計劃，由政府主導和指導，由該國和全世界的捐助者、教師、慈善家、私營部門以及公眾採用的教育體系來執行並取得進展。”因為因素和環節都參與其中，因此更容易發現重複和浪費，進而改善質量和結果，防止錯誤和腐敗。“我們今天不僅在這裡建立這些紐帶，而且要說，我們的全球教育夥伴關係在沒有中國的情況下是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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