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三年（1887），朝廷在京運停止的情況下，委派原雲南巡撫唐炯為礦務大臣，專理滇銅。唐炯到任後，於會澤縣城原參將衙門處（即後來的會澤縣影劇院，現今會澤縣博物館廣場）設礦務總局，招集商股，組成招商礦務公司，稱“東川礦務股份公司”，以事開採。並委派雲南“同慶豐”商號王熾為總辦，赴川、鄂、江、浙各省招集商股，股東按出股之多寡，管理廠務並進行分成。規定股本每年六里行息，三年結算一次，再分紅利。這與同治年間“官督商辦”相比，所不同的是，辦廠的資金來源，可以說是雲南最早的股份制企業，是民族資產階級正式走上資本主義經濟舞臺的表現。
唐炯於東川府成立的招商礦務股份公司，實際上是沿襲了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做法。早在十五年前，即同治十一年（1872），洋務派的代表李鴻章就在上海建立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銀子，還將業務發展到國外，打破了外國航運公司的襲斷局面。以後，中國近代礦業、電報業、郵政業、鐵路業相繼出現，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用工業得到迅速發展，奠定了中國近代化工業的基礎，它的主要特點就是近代化。所謂的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專制，這是歷史的必然，洋務派後期創辦的民用工業，所謂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本質上屬於帶有封建因素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
唐炯成立的礦務股份公司，即東川礦務招商局，雖與李鴻章成立的上海輪船招商局屬同一性質，都是晚清洋務運動下的產物，但它就沒有上海輪船招商局那麼幸運了。因東川礦山開採日久、洞老山空等自然規律，加之晚清動盪的社會，總辦王熾於沿海地區招集商股也收效甚微。唐炯所辦京銅仍無起色，最後以失敗宣佈它的破產。但作為東川府提前進入近代化工業標誌的東川礦務招商局，因其超前的社會形態所激起的時代浪花，在東川的歷史上，仍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以上同治十三年的設局辦廠、以及光緒十三年以招集商股組成的礦務公司，從很大程度上講，多系官方組建性質，到光緒末年及民國初年，這種資本主義的經營形式已普及到民間，成為了普通百姓的一種自發行動。
光緒三十四年（1908），會澤士子劉克升先生從日本留學返回會澤。在“實業救國”的思想影響下，他從四川聘請紡織技師，率先於南嶽宮（今東風小學上段）成立織布公司，招收女青年學習木機織布技術，首次在縣城推廣“丟梭織布法”。一時間，縣城的殷實人家，都購置木質織布機。有的人家，已設置木質織布機數十架，專門召集織布能手，形成縣城早期的業主與織布工人的僱傭關係。整個民國年間，縣城的織布業有了長足的發展。
據1948年統計，當時從業戶達1004戶，每年生產土白布20萬件，到1952年，全縣有木質織布機1156張，從業人員2352人。有人統計過，民國時期，北京紡織業從業職工也僅有2720人。可以看出，當時會澤的織布業還是相當發達，上了一定的規模。
應該看到的是：克升先生於縣城所創辦的織布公司，所倡導的“丟梭織布法”而形成的織布業，雖以家庭為單位，但它已不是原始的一家一戶的手工作坊。一些大戶人家，經濟較為寬裕，已購置較多的織布機，除自己的家庭成員紡織外，還招聘僱傭年輕的女織布能手，或按天數給予僱金，或按織出的布匹數額給予報酬。
那時的會澤縣城，出現了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機工”，和以生產布匹獲取利潤的“機戶”，即早期僱傭的工人和資本家。“機戶”出資、出設備，“機工”出力，標誌著早期資本主義僱傭關係的形成，這種生產關係，已具有早期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特點。
針對全城較為分散的織布業，於南嶽宮組織公司，進行統一的規劃及管理，這一切，也十分具有資本主義公司的雛形。故1923年克升先生逝世時，會澤城區的織布公司，還於縣城西郊大佛寺門外，為他立了一塊功德碑。克升先生清末民初的這一做法，不但加速了縣城商業文明的歷史進程，也使縣城及城郊除田園牧歌式的農耕文明外，在資本主義早期萌芽中，又多了一層工業文明的前奏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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