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我為大家分析了張飛的“大書法家說”是明代人集體造假的結果，想必也有很多讀者，會有不同意見。《三國志》裡說，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又有義釋嚴顏的壯舉，怎麼會是一個粗人呢？
其實這是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無論是敬愛君子也好，還是義釋嚴顏，都不能推導出張飛是一個文人的必然結果。
首先來說，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只能說明他敬仰那些有文化有素養的人，但並不能證明張飛自己就是“君子”。現實生活中，很多長輩由於時代原因，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甚至目不識丁，但也不妨礙他們尊重知識分子，督促孩子努力學習。
相反倒是一些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之間，更喜歡相互輕視，大談讀書無用論。所以這一點只能說是張飛性格中具有尊重文人的特點，其他並不能證明什麼。
其次，張飛義釋嚴顏並非演義原創，在《三國志·張飛傳》中是有明確記載的：
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
同樣的，文中沒有任何表現張飛文化程度的文字，反倒是嚴顏的話語中有禮有節，引經據典。那麼張飛一則敬愛君子，二則被其氣節感動，三則為大局考慮，“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就是很合理的。
這也只能證明張飛並非是完全沒有理智的莽夫，如果以此作為其是文化人的證據。那麼反過來，是不是就說沒有讀過書的人，全部都是無腦莽夫呢？顯然是不成立的。
注：春秋時期，巴國內亂，將軍巴蔓子以三城為酬，向楚國請求援兵。內亂平息，楚國派使者前來要求履行承諾。巴蔓子表示巴國疆土不可分割，自己作為臣子私下許諾，當以一死來謝食言之罪。言罷於使者面前自刎，楚國使者只能捧著巴蔓子的人頭回國，楚王嘆其忠義，不再索取城池，並以上卿之禮厚葬。這便是蜀中“斷頭將軍”典故的由來。
然後也許又有人說了，張飛出身屠戶，家裡是鄉紳，很有錢，一定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大家一定是不知道，在古代成為一位文化人的成本有多高。
我們都知道東漢時期的蔡倫，改革造紙工藝，發明了“蔡侯紙”，大大降低了書籍的成本。但是，技術的出現是一會事，普及又是一回事。就像現在我國已經突破了5G技術，但是想要人人都能使用上，卻依然需要好幾年時間。
科技快速發展的現代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古代了。所以在漢末三國時期，書籍依然還是以笨重的竹簡為主，不僅製作複雜，而且容易損壞。於是在當時還流行一種更加輕便的載體，便是縑帛。
可是帛書雖然輕便，但是其價格對於普通人來說，就過於高昂了。如果一本書以需要一匹帛來計算，漢代時，這匹帛就大概需要四五百文錢，最高曾達八百文，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的一到兩個月的酬勞。
當然，光有帛還不夠，想要看書，還要人往上抄書，而在漢代識字的不是官就是吏，很少有人願意為錢去抄書，那就導致其人工價值更高。因而一卷書的價格便相當於一個工人不吃不喝大半年的所有收入，
這導致了漢朝時雖然開始出現了書肆，卻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高端奢侈品店，不是普通人能夠消費得起的。《後漢書·王充傳》載：
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這麼說吧，如果你有幸穿越到漢朝，又恰巧背了一書包的小學課本。那恭喜你，不僅可以在長安洛陽這些地方買上一間不錯的宅子，剩下的還能買上幾畝上等良田，以及幾個好看的婢女。
所以在漢代，想要成為一名才子，要不就是出身世家大族，家中藏書千萬，要不就是地方首富，家產億萬。至於自認為天賦異稟，想像王充那樣蹭書看，那麼前提是你要像他那樣是太學學生，班彪弟子，只是因少孤而家貧。
馬王堆帛書
書籍由於載體的材質而導致的成本，要一直等到唐朝，造紙術大規模普及之後，才開始有明顯的下降的。這時候恰好有文獻記載了唐朝書籍的價格，使我們不用像漢朝時那樣去推測。
唐太宗時為了鼓勵民間獻書，曾經下詔：
“三管所少書，有進納者，全給千錢。”
在《山堂肆考》中又記載：
“唐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
可見，唐朝早期一卷書的價格一直維持在一卷一千錢左右。那這又是什麼概念呢?
一卷書大概在4000到6000字之間，而古代因為書籍材質和印刷的限制，越是早期的書籍字數越少，如唐代一卷詩歌大概也就兩三千字。所以唐代一卷書，大概也就相當於一本或半本《道德經》。
唐代的購買力比較強，一千錢可以購買20石的米，一石摺合現代大概59公斤，即有1180公斤。如果按現在一般兩三元每斤的普通米價計算，也就是說在唐代，想要買一卷《道德經》的費用，摺合成人民幣需要四五千元錢！
而且在初唐時期，受到印刷術的限制，如果不是暢銷榜上的熱門書籍，很可能不會被雕版印刷。那麼只能購買人工抄寫本，那價格相對印刷本就又要上漲50%。
到了中晚唐時期，影響書籍的另一個因素，印刷的問題也被解決，尤其是到了技術爆發的宋代，書籍的價格才開始迅速下降。
象山縣學刊書前牌記：
每部二冊，見賣錢六百文足。印造用紙一百六十幅，碧紙二幅，賃版錢一百文足，工墨裝背錢一百六十文足。
那時，一整套10冊20卷的《杜工部集》也才一千文，也就是說相當於唐朝早期一卷千文的價格，足足下降了20倍。
而在宋朝，城鎮普通居民每月的家庭收入在2兩銀子，即20貫錢左右，足可以買20套《杜工部集》，這使得尋常百姓也有能力讀書學習。
中國歷史上書籍價格的變化，真正驗證了科技才是第一生產力的硬道理。也正是唐宋時期書籍價格快速下降，使知識成本能夠被大多數普通百姓接受，才能使南北朝時期就開始出現萌芽的科舉制度，在唐宋得以快速發展，有了如今“窮文富武”這句話。
試想一下，在學習成本沒有下降的漢代，像穿越小說那樣實行科舉制度，其依然還是被世家門閥壟斷，普通人連學習的資格都沒有，又怎麼參加考試呢？
而且即使是部分寒門能夠承擔高昂的學習成本，在漢代依然有一座難以逾越的大山，橫亙在他們的面前。那就是士族與寒門的區別。
漢代的寒門，現代人一般會誤認為是沒錢的窮人，就這就像我們對漢字中“窮”和“貧”的誤解一樣。在古代窮代表的是政治地位，如窮途末路中的窮，而貧才是我們現在沒有錢的意思。
寒門其實也是代表了一種政治上的地位，即使家財萬貫，但家中沒有出過官員，政治地位低微，也會被稱為寒門。相反，就算家道中落，身無分文，但如果是出自一個曾經地位顯赫的豪門，依然會享受到很多的特權，如教育，選官等。
三國時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劉備，其一直被戲稱為織蓆販履之徒，現代人也認為他是一個沒落的宗室，身份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便利。
但恰恰相反的是，正因為劉備屬於大漢最頂尖的家族，其身份才為他帶來了事業上的第一桶金。在《三國志·先主傳》中，我們可以看到：
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
劉備家貧，連讀書都要同宗劉德然的父親資助，但他卻可以拜當時的九江太守，著名鴻儒的盧植為師。其後又在陶謙、袁紹、劉表處得到厚待，都離不開他漢室宗親的身份加持。
相反，即使張飛家庭真的比劉備富裕很多，但其屠戶的身份，恰恰就決定了他很難受到良好的教育。
這是因為屠戶在古代，尤其是漢晉時期，是屬於賤業，其地位之低甚至連一般寒門都會看不起。這種情況就像，你即使是再有錢的奴隸，也很難請到一位貴族做老師。而古文較高的門檻，在沒有好老師的情況下，就會導致你空有書，卻最多隻能達到識字的地步。
這種因身份帶來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張飛成為蜀漢大將後，依然沒有得到真正的改變。《零陵先賢傳》記載：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張飛就算有一定的文化，但程度肯定有限，加上其出身低賤。因此即使張飛主動和劉巴說話，諸葛亮也勸導他，甚至後來劉備為此事憤怒，但劉巴依然以“兵子”稱呼張飛，堅持不願意與他說一句話。
這件事後來甚至還傳到了東吳，被張昭和孫權兩人用來討論，其結果卻是兩人並沒有關心劉巴不和張飛說話這件事本身是否錯誤，而認為他不以此取悅劉備，是一位高士！
《零陵先賢傳》：
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沈，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由此可見，在漢朝，這種士族和寒門之間的等級偏見有多麼的嚴重，因而在之後才會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說法。
在這種偏見如大山的環境下，張飛出身連寒門都不如的屠戶賤業，即使有一顆勤奮好學的心，也無法在文化上取得成就。可惜，他如果能夠晚生個五百年，說不定真的能成為一名文武雙全的儒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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