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秦漢之間，文法吏是官僚行政的承擔者和代表者；漢武帝以後，“經明行修”的儒生源源步入仕途，與文吏並立朝廷。漢朝上的政治勢力，還有軍功集團、外戚集團、宦官集團等等。
然而在東漢一個新的官僚勢力——士族門閥，在逐漸崛起，並在魏晉以下造成了政治形態的重大變化。若干大士族在幾個世紀中長盛不衰、壟斷權勢，成了魏晉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觀之一。
“官僚階級的士族化”是如何在東漢發生的？很多人用莊園經濟、依附關係和豪強地主來解釋士族的起源；也有人認為，中古士族來自東漢清流、來自“地方名望家”，其崇高門第的根據，在於他們是“共同體”的領導者，然而這並非全面。
古義的“世家”指“世世有祿秩家”，也就是世代佔有祿位的家族。祿位是一種政治權勢。若把社會權勢也納入觀察，則社會權勢既可以來自政治地位，也可以來自經濟地位和文化地位，“世家”類型是多樣化的。
官場有官僚世家，鄉里有豪族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士族”的特徵是“士”與“族”的結合。“士”即士人、文化人。古人又云“學以居位曰士”，“士族”就是士人官僚的家族，他們通過雄厚文化而世代居官，由此建立了崇高門望。
從長時段觀察，中古士族現象發生在一個“斷裂”之後。周代世卿世祿傳統，因戰國秦漢的劇烈政治轉型而出現斷裂，眾多古老的高貴世家衰敗了，新世家的形成還有待時日。
在這個世家的“空檔”中，社會一度呈現了鮮明的平民性，西漢尤為明顯。皇帝劉邦來自底層，功臣們往往出身“亡命無賴”，權貴不乏起家卑微者，丞相公孫弘早年就是個放豬的。連母儀天下的皇后，也不避寒賤。漢武帝的衛皇后衛子夫、漢成帝的趙皇后趙飛燕，原先都是歌妓。
東漢就有所不同了，明帝馬皇后是伏波將軍馬援之女，章帝竇皇后是大司空竇融曾孫，和帝陰皇后是執金吾陰識曾孫，和帝鄧皇后是太傅鄧禹之孫。所謂“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皇后的出身也是個風向標，反映了“族姓”“門第”觀念已濃厚起來。
可見，門閥觀念從漢朝開始就已日漸形成。而門閥源於兩漢地方大姓勢力，他們是在宗族鄉里基礎上發育滋長起來的，因而具有古老的農村結構的根源。
戰國社會已存在一些非貴族的豪族右姓，他們役使子弟、賓客等等各種身份的人，與之形成了主奴和依屬關係。漢初自耕農的數量大概是比較多的，但地方上也存在著各種豪族。有喪失了政治權勢的六國舊貴族，也有利用權勢巧取豪奪的官僚地主，以及由商賈兼併農民而形成的豪族。
東漢大土地所有制大大發展了。豪族佔有大片膏腴之田，其中團聚了成百上千的人口，稱賓客、部曲、徒附等，他們程度不等地在人身上依附於主人，務農之外還兼看家護院，戰亂時隨時能轉化為私兵。
這種以宗族鄉里為基礎、具有古老農村根源的家族勢力，即鄉里豪右。
豪族田莊比小農經濟規模大，兼農、副、工、商為一體，也有適應生產發展的方面；豪右與依附農一定程度上也相互依存，不僅僅是剝削壓迫關係。豪右兼併土地、武斷鄉曲、作奸犯科、隱匿人口等，破壞了地方行政秩序，導致小農的破產流亡。
漢代賦役以小農為單位，而且徭役重於田租，所以小農的數量和生計，事關帝國的財源和兵源。“皇帝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老說法當然也有道理，然而為維護行政秩序和編戶體制，王朝也經常打擊豪右以保護小農。
漢武帝任用酷吏的目的之一，就是打擊豪右；王莽變法遭到抵制，很大原因是井田制侵害了豪右利益。光武帝大規模“度田”也以豪右為目標，可見帝國與豪右有矛盾的一面。
動亂中豪右經常起兵投機。秦漢之交的起事者還看不出太明顯的宗族背景，但兩漢之交就不同了，很多豪右、著姓投入天下逐鹿，出現了“部屬賓客”“舉族歸命”“舉宗為國”“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之類記載。光武帝劉秀與其兄起兵時所率領的，就是一個宗族集團。豪右若投機成功，就搖身一變為開國功臣了，進而成為東漢的顯赫家族。
在漢魏之交，也能看到“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的情況。而若社會穩定，豪右參政就只能通過正常選官渠道了。“大姓子弟享有優先任用的權力”，成為郡縣長官辟舉的主要對象，因此東漢時期的地方政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當地大姓冠族控制的。
一些豪右並無朝廷名位。人們經常指責豪右“武斷鄉曲”，“武斷鄉曲”的意思就是“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一方水土”。另一類則是擁有朝廷官位的權貴，也就是河南、南陽附近的皇親國戚。
前一種非權貴的豪右，純粹是“古老農村結構”所滋生的，其勢力來自大地產和依附農的數量作為任用資格。這類豪右不算“世家”，因為“世家”一詞指的是“世世有祿秩家”，有官有爵有祿有秩才能算“世家”。
後一種官僚貴族豪右就不同了，他們的朝廷祿位像是一架擴音器，讓他們在鄉里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嗓音。這類豪右的權勢，就不僅僅來自“古老的農村結構”了，也來自官僚政府。
因此在古老的農村結構形成的“鄉里”場所之外，專制官僚政治提供另一個活動空間——“官場”。它構成了滋生“世家”的另一個場所。
外戚家族的煊赫在漢代特別突出。像西漢之呂氏、霍氏、王氏，東漢之竇氏、鄧氏、閻氏、梁氏，都是一旦專權，則子弟親黨佈列於朝廷。這是歷史早期“家天下”傳統的一種表現，並且西漢的軍功階層到漢武帝時就衰敗凋零了。而東漢則不一樣，從龍的元勳中有不少人權勢蟬聯，甚至與王朝共始終。
進而，新興官吏中也逐漸積累著官族因素，某些專業性很強的官職常常子孫相襲。
太史掌管著天文歷算，需要高深的天文和數學知識。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相承做太史，爺倆兒並稱“太史公”。又如漢代法律浩繁，法學也是很專門的學問，所以法官往往出自“律家”，即法學家族。東漢潁川郭氏自郭弘以降，“數世皆傳法律”，子孫中出了7位廷尉；還有不少擔任刺史、侍御史、廷尉的，這些官都是司法監察之職。除了朝廷，州郡縣也不乏這樣的“世吏”。
然而時代居官，畢竟有可能形成門望。新式吏員逐漸變成了社會的支配者，變成了一個官僚階級，那麼世代居官就意味著世代佔有權勢、利益、地位和聲望。於是，先秦“世家”傳統一度斷裂之後，漢代又圍繞著“官”，開始了新一輪“世家”的緩慢積累，也就是官閥。
“官場”中滋生著“世家”，而且能在獨立於“鄉里”的條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響力的“世家”。
東漢大士族，史家多以弘農楊氏、汝南袁氏為稱。楊氏雖在漢初就有祿位，但西漢末就已衰落了。到了東漢，楊震年至五十才仕州郡，漢安帝時舉茂才，由此百餘年無祿位的楊氏，才發展起來。汝南袁氏家族的袁良，西漢末不過是二百石的太子舍人，其孫袁安以縣功曹起家，後來官至三公，袁氏由此崛起。
無論楊氏還是袁氏，都不是先成為鄉里豪右才變成當朝士族的。其家族後來在鄉里的權勢，倒是從朝廷權勢派生出來的。
僅僅從“古老的農村結構”中尋找士族的起源，是一個方面，而 “官場”構成了另一個世家的搖籃。複雜發達的專制官僚組織，是這個社會中無可匹敵的“巨無霸”，它提供了一個更高級的政治角逐空間——“官場”，它更為組織化、專門化，從而超越了原生的農村結構。
官場中人可以獲得更大權勢聲望，可以調用更多政治資源，建立更廣泛的人際關係網，從而以更精緻的方式尋求利益。古老農村結構中的鄉里豪右，只有與“官場”建立聯繫之後，才有指望獲得更大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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