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於1842年悉尼附近：一行戴手銬的澳大利亞罪犯。© wikipedia
1787年，美國頒佈了憲法，而當時的英國人正在發掘出一片新的流放地：澳洲（其實是一直作為囚犯流放終點站的美國獨立了）。
根據當時英國法律規定，被判決流放的犯人要在殖民地呆滿7年。在此期間若表現良好就能換得一張贖身券，從此不再受到政府的監管。
這所謂的“表現良好”是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和忍受勉強充飢的飲食配給。對於英國這個不夠人道的流放法律，人們的評價呈現很嚴重的兩極分化。
不管怎麼說，那些流放到澳洲的犯人發明了一個烏有鄉：中國。由於地理知識的匱乏，他們認為只要步行就可以抵達這個夢幻國度。
是什麼造就了人類？這個問題和人類自身的存在一樣久遠，且答案繁多。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被告知，人類之所以獨特，在於會使用工具。如今，有些人將人性定義於某種天生的靈性，或是（尚）不能被電腦模仿的創造性。
然而，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有一種答案不言而喻。因為人類歷史可以被視為對抗恐懼和貧困之學問，這十分便於理解。在我看來，有恐懼和貧困的地方，多數人都會這樣應對——尋找希望。
古希臘人對此心知肚明，因為潘多拉魔盒的故事便是與此相關。聖經中的哥林多前書（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便談及信念、希望和仁慈的不滅力量。在二戰最黑暗的日子裡，正是以此為名的三架戰機守護著馬耳他的上空，令人緬懷。然而，我們站在當下，或可縱覽人類尋找希望之歷史。
在政府建立之前，“自由狀態”下的人是“孤獨、貧窮、汙穢、野蠻、短壽”的（語自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此時人類便開始尋求希望，以對抗難以忍受的生存負擔。自此，希望便一路穿過古代和中世紀時期，綿延至今。
我想要找到一種人類尋求希望的長久異常持久的表現，這便是：在生存的苦痛之外還存在著一個俗世樂土，若能抵達便可過上舒適生活。 這個烏托邦並非政治或經濟層面的香格里拉（人們認為香格里拉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未被探索的某個“遠方”。如祭祀王約翰的王國，這是一個基督教區域，準備調解中東地區穆斯林和十字軍的戰爭；再如黃金國中的黃金城，是深藏於南美叢林的藏寶地）。
它是比上述地區更為世俗的地方，是農民的天堂樂土。而在這些農民眼裡，一旦進入天堂，便不用無休止地終日勞作。
雕版畫《安樂鄉》，臨摹自1567年老彼得·勃魯蓋爾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所畫的油畫。安樂鄉就是農民眼中的天堂，展現了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社會生活。食物豐富、休憩充足是安樂鄉歌頌者的主要嚮往。© wikipedia
《安樂鄉》就是對這種渴望的最早刻畫之一，在很多方面都為後來的作品奠定了基礎。在歐洲，這個主題至少從12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16世紀。
據鑽研此種傳說的何爾曼·普萊（Herman Pleij，荷蘭文史學家）所述，安樂鄉是“一個國家，藏於世界上某個偏僻角落，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此普及”。它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鏡像反映：“禁止勞作，飲食以烤魚、烤鵝和酒水河的形式出現。”
就像羅爾德·達（Roald Dahl，挪威籍的英國傑出兒童文學作家，譯者注）筆下的童話世界一樣，這個世外桃源的存在僅為滿足居住者的基本生理需求。
普萊寫道：“只要張開嘴，美味佳餚就會蹦到嘴裡。 人們甚至還能住在魚肉家禽、野味麵包構築而成的房子裡，這便是安樂鄉的另一特色，建築即食物。此處天氣終年溫和、四季如春。另有大量額外福利：公有財產、大量假期、自由性愛、永葆青春之泉等，以及很可能躺著也能賺錢。”
沒有囊括烏托邦的世界圖景不值得一瞥，因為它將人性永駐的唯一地區遺漏在外。人性一旦降臨，就會朝著一個更好的地區邁進。進步就是在實現烏托邦。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
僅憑這些零碎的現存資料，還不足以證實對頌揚安樂鄉的人們而言，這個地方的真實性到底如何。普萊認為“到中世紀，沒有人再相信它真的存在”，儘管如此仍“很有必要去幻想出一個免除世俗煩惱的地方”。當然，關於安樂鄉的故事變得越來越超現實。在某些說法中，這個地方遍地是行走的烤豬，背後插著刀以方便食客享用；烹飪好的魚從水中躍到人們腳下。但普萊坦言，要追溯該傳說的起源已無可能，而他的論述卻可能證明了，早在大探險時代之前，人們頗樂意相信樂土的真實存在。
上圖是北極圈的芬蘭農民，攝於1871年，講述了楚德人的故事。在一些傳說中，他們是地下居民，而在另一些傳說中，他們是屠殺芬蘭土著的侵略者，儘管芬蘭人藏於地穴之中，他們仍能追蹤而至。至於這些17世紀的穴居者傳說是如何演變成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口中的地下樂土“楚德仙境”之傳奇的，我們這不得而知。© wikipedia
俄國也有一些關於樂土的故事，出現的時期要晚一些。俄國農民描述了許多不同的富饒之地，最廣為人知的是貝魯沃德（Belovode），即白水王國 。雖然關於此烏托邦的書面記載最初現於1807年，但其他一些版本似乎要古老得多。
貝魯沃德據說遠離歐洲大陸，位於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且“跨越大海”，從俄國西部往返該地需3年時間，這樣看來它可能是日本。但貝魯沃德和安樂鄉之間存在一些有趣的差異，這些差異表明俄國農民關注的樂土有些不同。
例如，貝魯沃德中的烏托邦並非是富庶之地，僅僅是一個“精神生活至高無上，所有人赤足而行，共享大地果實，既無壓迫統治，也無犯罪戰事”的地方。
在19世紀的一些偏遠地區，人們對貝魯沃德的存在深信不疑。歷史學家理查德·史蒂特斯（Richard Stites）記載道，“大批移民湧入以尋找此地”，到了1898年，“三個烏拉爾地區的哥薩克人從奧德賽出發，一路航行至亞洲、西伯利亞地區再回返，回來後宣稱此地並不存在。”
在俄國神話中，還有一些類似的烏托邦傳說——“伊格納特城、達雅河之地、納特蘭以及湖底之域基德希。”
在奧蘭多·菲格斯深受好評的歷史文化作品《娜塔莎的舞蹈》（
Natasha’s Dance）中，他認為農民相信神之國是存在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天堂是真實存在於世界某一偏遠角落，那兒的河水流淌的是牛奶，地上永遠綠草茵茵。這種信念孕育了許多民間傳說，講述真實存在於俄國土地上的神之國。比如遙遠之地，黃金島，歐珀那王國，楚德仙境——完全是農民所信仰的“古老和真實的夢想之地”，是由“白沙皇”統治的地下神秘王國。
兩名戴鐐銬的罪犯。據傳，該照片所攝為一對澳大利亞囚徒。真實故事出現於這篇文章的原發表處Smithsonian網站上。© Smithsonian
此外，菲格斯添加了一些有關歐珀那王國的細節，這是一個“平坦大地邊緣之地，居住在此的農民生活幸福，無政府和貴族打擾。”他寫道：成群的旅人“甚至從極遠的北方啟程奔走，一心期望找到這片樂土”。
因此，在特定境遇下，絕望的農民是能夠頂著巨大風險來尋求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樂土的。越是絕望，也許對此種風險越是甘之如飴。
我想要提及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傳說就證明了這點。該傳說要追溯至18世紀末，一群身無分文的男女流放犯人對此深信不疑，他們從英國被遣至新發現的荒涼且不宜居的殖民地，即澳大利亞的東海岸。
從1787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幾年後）開始，英國政府一度很青睞的罪犯流放地——美國已不再可能接收英國犯人。因此，成千上萬的罪犯開始去往一塊幾乎未被開發過的大陸。他們中大部分是愛爾蘭的後裔和英國刑事法庭的罪犯。
正是在這個和社會脫節的異鄉群體中，一個更為奇異的神話產生了—— 從博特尼灣可以步行到達北京。他們認為，中國才是樂土，而非安樂鄉或貝魯沃德。
亞瑟·菲利普斯（Arthur Phillip）是新南部威爾士州首任總督，他認為“前往中國”的熱潮在犯人潛逃失敗後就會平息。但他錯了。© Timetoast
當然，當時很少有愛爾蘭的輕刑事罪犯受過教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罪行都很輕，可能是因為偷了價值6便士的布料或是一條手帕就被判處流放7年），因此他們並無太多地理概念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他們幻想中的距離確實略顯匪夷所思。
從悉尼到北京的實際距離超過5500英里，這中間有一大片是太平洋。步行去中國這一想法從何而來，我們也無從得知。
一個可能就是，從澳大利亞出發的船隻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國，但其中緣起可能非常簡單，有可能是一個備受尊敬的流放犯的樂觀吹噓。然而不久之後，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勢。
第一批逃往北方的犯人於1791年11月1日出發，此時距該殖民地成立僅過了四年多。他們兩個月前才乘“女王號”運輸船抵達此地，大衛·萊維爾（David Levell，作家，譯者注）指出可能是此船將他們帶到此處。
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是皇家海軍官員，曾採訪過幾位倖存者。據他所說，他們確信“在一定距離的北方之地有一條大河，將這個國家和中國隔開，如果能穿過此河，就能遇到會友好接待他們的黃皮膚人”。
共有17名男性犯人參與了此次行動，他們還帶上了其中一位的妻子，當時她已身懷六甲，由於當時和其他人不在一處，很快又被追捕回去。她的同伴們繼續前行，帶著勞動工具和一週的口糧。
據他們稱，中國不過在150英里之內的地方，他們胸有成足能到達目的地。
因為模糊的地理概念，他們認為從澳洲可以步行到達中國。然而兩地實際距離約5000多英里。© Pinterest
最初的這批旅人命運和後繼數百人的命運相同。三名成員消失在叢林中，從此杳無音訊；一名在幾天之後被抓，獨身一人且“深受疲乏、飢餓和高溫折磨”。其他的13人最終於一週後被找到，“赤身裸體，食不果腹，筋疲力盡”。
此次冒險的失敗似乎並未阻礙大批其他絕望之人的逃亡行動。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經典論述《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提到，這種“天堂神話”是流犯對抗“澳大利亞煉獄”的重要精神支柱。
畢竟，這最初的18人在可能抵達目標前，就已被抓捕回來。更糟糕的是，倖存下來的人進而散佈了前往中國路線的言論。大衛·柯林斯（David Collins）是這個年輕殖民地的審判官，他指出這夥人“將這種理念散播給了所有後來的流放犯，促使他們也採取相同的愚蠢瘋狂行動”。
殖民地當局力不從心，幾乎無法阻止其他愛爾蘭犯人重蹈前人覆轍。他們的威脅和警告無人相信。澳大利亞又是如此原始，他們也沒辦法準確說明逃犯在內陸將遭遇何種危險。而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沒有籬笆或圍牆來圈禁他們，因此官員試圖否認存在去往中國的路線似乎只是為一己私利。
不久後，一批“前往中國的旅人”開始效仿先例，人數達60多人。1792年1月，這54名男性和9位女性的團體採取了行動。 因為人數眾多，導致集合時，當局發現超過1/3的愛爾蘭犯人已消失不見。
在新南威爾士州，藍色山脈對於早期移民者來說是不可逾越的阻礙。很快，山脊或山外有個由山脈王國統治的白色殖民地的傳聞開始形成。1813年，人類首次成功穿越該山脈，但該傳聞仍未終結。© Silicon Investor
這些探險行動的少數倖存者留下了隻言片語，可能會幫助解釋這個複雜傳說的演變過程。有些團伙被發現帶有“指南針”——實際上不過是畫在紙上的墨水圖案，有些人是通過口耳相傳得到的行進指示。萊維爾說，
後者包括“根據太陽光照射在身體的特定部位，來判斷一天中的時段”。逐漸地，未能成功穿過內陸叢林逃往中國的流放犯屍體被頻繁發現，最終打消了一些犯人想要出逃的念頭。但傳說卻一個接一個，從未止歇。據傳，若沒有從內陸通往中國的路，那一定有通往帝汶島（馬來群島中的一座島嶼，譯者注）的路。不久，又有傳言興起，說是澳大利亞內陸深處有一個“白色殖民地”——這是自由富饒之地，被仁慈的“王脈國王”統治。
這聽起來像是中世紀農民所向往的樂土，但確實廣受信賴。1828年，“大膽傑克”多諾霍（Donohoe，這位愛爾蘭叢林逃犯更以“狂野殖民地男孩”被熟知），搶掠周圍農場以獲得足夠補給來開啟探尋樂土之旅。
當時的殖民地當權者——菲利普總督的繼任金總督對該傳說嗤之以鼻，但他難以自禁，規避掉軍隊條例來命令士兵開拓內地。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爾（Francis Barrallier）為出使山脈王國的大使，探索悉尼西部的原始地區。 巴拉里爾向藍色山脈深入了100英里，但並未找到任何可穿越的路徑，再次給流放犯的故事真實性留了白。
安息的叢林逃犯“大膽傑克·多諾霍”。他期望通過劫掠農場獲得充足補給來探索位於澳大利亞內陸的“白色殖民地”，但他在開始劫掠後不就便離世。© Australien Panorama
很難說清到底有多少流放犯死在了徒勞無功的旅途中。肯定有數百人。1797年，當亡命之徒約翰·威爾遜（John Wilson）向殖民地政府 伏法時，他為爭取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之一是50位逃往中國的犯人屍體所在處。
這是他在內陸東躲西藏時遇到的，彼時他們的骨頭仍裹在囚服殘片中。但殖民地從不缺乏深信樂土傳說的人。金總督於1802年寫道：“只要來了一批新的愛爾蘭犯人，這些瘋狂的計劃通常就會更新。”
始終如一的是，對這些犯人的逃亡行動總會有著幾乎蓄意的曲解。繼任總督們將他們的逃亡視為“愚蠢衝動、荒誕不經”之舉，這種“惡劣本性”一無是處。不過萊維爾和羅伯特對此有不同看法，當然也更有人情味。在萊維爾筆下，前往中國內陸的旅途“從未被充分認知，本質上這是身處絕境時的心理支撐，是這群愛爾蘭人的希望”。
說明
“利維坦”（ID：liweita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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