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足球記者Daniel Taylor發表於The Athletic之《尋找馬丁·漢森》
瑞典，霍爾姆舍——找到馬丁·漢森並不容易。不過，也許，這正是他所希望的。
先飛到哥本哈根，再坐火車越過丹麥-瑞典邊境，穿過馬爾默和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到達龍訥比，然後是旅途的最後一段，在無比僻靜的道路上行駛半個小時，沿途難見其他車輛。
霍爾姆舍（Holmsjo），坐落於布萊金厄省的湖泊之間。只有零星的幾間房屋，其中大多隱藏於松樹林之中，與秋日的景色融為一體。漢森的農舍即是這般一個隱蔽之所。作為一個局外人，向當地人問路並不容易。
其中一位女士推著嬰兒車漫步而過，我搖下車窗詢問她是否知道我的目的地所在。
“是的，”她回答，帶著禮貌的微笑。“但是……”
片刻尷尬的沉默表明，她有些警惕。為什麼一個在租來的車裡的英國人需要這樣的信息。
自2009年漢森執法世界盃預選賽法國對愛爾蘭的附加賽以來，他的整個世界都發生了變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在霍爾姆舍，人們都支持他。
半小時後，我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顛簸著穿過樹林，這裡除了高聳的樹木和偶爾出現的一堆原木外，什麼都沒有。
漢森的農舍由紅色的木板和白色的裝飾物圍成，就像阿斯特麗德·林格倫（Astrid Lindgren，瑞典繪本作家）故事中的那樣。外屋也是同樣的深紅色，裡面滿是巨大的原木。門上掛著一個木製的牌子，上面寫著“Valkommen”——代表著友好的歡迎。
Tim是一隻黑色的拉布拉多犬，它第一個趕到這裡，它和主人過於親密了，以至於不能被稱為看門狗。海格伸手並做了自我介紹，很快咖啡機就運作了起來。“村裡的人都很保護馬丁，”她解釋說。“在一段時間裡，一切都糟透了。我們必須依靠秘密暗號來確認彼此，因為當時面臨著各種威脅。所以這裡的人都記得發生過什麼。”
海格，或者海格·斯滕倫德，曾是挪威的一名全職助理裁判，並出任過兩屆奧運會的裁判。她也是漢森的妻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讓熟悉他們的人覺得與來自同一行業的人生活在一起是行得通的。同時，她深刻明白足球有時是多麼的殘酷，承受永久性的風險是什麼感受：一次錯誤就能毀掉一切。
具體到漢森的話，時間總是會回到那個法國依靠亨利一次明顯的手球淘汰愛爾蘭入圍2010年世界盃決賽圈的臭名昭著的夜晚。一個與馬拉多納在1986年對陣英格蘭時上演“上帝之手”齊名的“黑色時刻”。
這是一種機會主義——欺騙、狡詐，隨便怎麼說都行——喚起了時任愛爾蘭總理布萊恩·考恩、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和愛爾蘭司法部長德莫特·艾亨的公開反應。這讓亨利在《時代》雜誌的“體育謊言”名單上居於前列。同時也提醒我們，即使是最偉大的運動員有時也會被偷盜者的靈魂所誘惑。
這給了漢森沒有任何一名裁判想要的東西：聲名狼藉。這毀了他的裁判事業，使他成為一個令世人討厭甚至憎恨的人。在這項運動的歷史中，他的名字將如魔鬼般永難抹去。
漢森沒有看到亨利的欺騙行為，這是足球史上少有的真正改變這項運動的時刻之一。這也是我來到瑞典的原因：去了解他現在是如何看待足球進入科技時代的，並更好地理解自那之後他的足球生涯是怎樣的。他知道人們永遠會因為這次錯誤而記住他。
他不需要被提醒這是事件發生十週年的日子。
2009年11月18日。晚間11點半剛過，有三個人在法蘭西大球場的通道內相互擁抱、擊掌。然後馬丁·漢森和他的助理裁判弗雷德裡克·尼爾森以及斯特凡·維特博格回到了裁判室。120分鐘，比賽以1比1告終，法國隊憑藉在加時賽的進球，以兩回合總比分2比1獲得了世界盃決賽圈的參賽資格。
“這是我們每場比賽前後都會做的，”漢森說。“當我走回裁判室，我真的認為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棒的一場比賽。作為一名裁判，你並不常期待有加時賽發生，但對於這場比賽來說，我的感覺就是這樣的。那時我正處於事業的黃金時期。那年早些時候，我曾擔任聯合會杯決賽的裁判。我真的認為我吹罰得很好。”
但在愛爾蘭隊的更衣室裡，情況全然不同。球鞋被憤怒地飛擲，護腿板和飲料被砸向牆面。至少有一名球員在放聲哭泣，但更多的情況是純粹的，難以平息的憤怒。
愛爾蘭隊主帥吉奧瓦尼·特拉帕託尼的憤怒中摻雜著一半意大利語，一半蹩腳的英語。“這是一場該死的謀殺！”他一遍又一遍地吼著。
球員們高喊：“布萊恩，快tm的把錄像放出來！”球隊的視頻分析師布萊恩·麥卡錫於是在更衣室播放了比賽視頻。103分鐘，40碼外弗洛倫特·馬盧達將球吊入愛爾蘭的禁區。亨利伸出左手救回行將出界的球——不止一次，而是連著兩次。威廉·加拉在中路等待，他的頭球將亨利的傳中送進了球門，這是決定比賽勝負的一刻。回看到這一幕，愛爾蘭球員的憤怒再度升級，特拉帕託尼和他的球員篤信他們是被陰謀趕出了世界盃。
愛爾蘭隊門將謝伊·吉文回憶起那個夜晚時說：“屠殺……這是我在更衣室裡見過的最憤怒的場面。”
對漢森來說，裁判室裡並沒有電視，而且，首要的是，他對客隊的憤怒毫無警覺。因此他和他的助理裁判被愛爾蘭人的情緒著實嚇了一跳。但他們依然將此歸結為輸球后的情緒發洩，漢森很滿意自己對加拉頭球的清晰判斷。“我很確定進球者是用頭部或者肩膀，”他告訴我，試圖給出某種形式的解釋。“這不是一個手球。”
漢森完全沒有意識到——因為他根本沒有看到——手球來自於創造進球的球員，而非進球者。他的意識裡都是對自己出色表現的慶幸，直到國際足聯的裁判觀察員敲響了裁判室的門。
“他說他很抱歉，但他不得不告訴我們，這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手球，”漢森說。“我想都沒想就對他說，‘但我清楚地看到了這個進球，那是他的頭，或者至少是他的肩膀。’‘不，不，不，’他說，‘不是進球的人，是在此之前的……’”
然後呢？
漢森“徹底崩潰了”。
當他開始哭泣，懊悔至極，一名愛爾蘭足協的官員——他的名字一直沒有被提及——前來敲門。“到那時，我們當然已經知道了。我們知道這對愛爾蘭意味著什麼。同時我們也知道，對我們來說（本場比賽的裁判組），南非世界盃已經不存在了。他依然和我們握手。‘先生們，’他說，‘這顯然是一個錯誤，但是我們責怪球員，而不是責怪你們。這是球員一次巨大、巨大的欺騙行為。’他真的是太好了！”
但這並不是說在愛爾蘭的更衣室裡也有寬容的情緒存在，實際上那裡正在瀰漫各種各樣的憤怒和猜測，關於為什麼亨利會逃脫判罰。
隊長羅比·基恩在一次電臺採訪中聲稱當時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和他的親密夥伴，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一定在鼓掌，在互通電話或短信，高興地慶祝這一結果——一個足球強國不會缺席世界盃了。”
根據基恩的說法，亨利“幾乎抓住了球，帶著它走進了球門。”
達米恩·達夫在愛爾蘭憤怒的抗議中被出示黃牌，他聲稱這一切都是一場陰謀。“國際足聯需要強隊出現在世界盃上，他們想讓法國參加世界盃。而且，這聽起來也許有些瘋狂——他們想要阿迪達斯贊助的球隊進去。阿迪達斯贊助世界盃，他們也贊助法國隊。”
達夫也許忘記了自己與阿迪達斯的合約，後來不得不向自己的贊助商道歉。
吉文在十年後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如果當時就有VAR，那麼這個進球將被取消——百分之一百萬。這將讓亨利得到一張黃牌，愛爾蘭將獲得一個後場任意球。這正是VAR需要做的：重要的決定。而不是決定謝菲聯的前鋒是否比熱刺後衛的身位更靠近球門一釐米。”
當然，在那時並沒有VAR。而對漢森來說，也許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現在這種情況永遠不會再發生了，”他說。“不僅是因為VAR，實際上在半年後，他們引入了更多的助理裁判。是這（亨利的事件）讓他們決定啟用底線裁判。”
漢森的聲音裡第一次閃現出一絲憤怒。
“當然，如果我們當時就有這項技術，對每個人都會更好。但我真正想問的是，對於球員欺騙行為的討論在哪裡？”
“這從沒引起一次很大的討論，不是嗎？如果裁判出了錯，電視節目上每個人都想和裁判談談，追問到底發生了什麼。裁判不得不站出來，承認‘嗯，這是一次很嚴重的誤判，我錯了。’”
“不過，他們絕對不會把一臺攝影機放在一位超級明星前，然後問他‘你能不能看下這個屏幕，你的欺騙行為非常明顯，你有什麼要說的？’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問題。”
馬蒂亞斯·洛2010年的紀錄片《裁判》或許是對漢森痴迷於這份工作的最好詮釋。
這是一個關於“足球狂熱”男孩的故事，他在15歲時第一次執法足球比賽，在30歲前就得到了國際足聯的裁判執照，並將執法2010年世界盃作為自己最大的抱負。
但這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涉及到漢森的個人生活層面。作為兩個小男孩的父親，這種對足球和裁判工作的痴迷導致了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
他一度承認，在優先考慮的事情中，家庭是排在最末的。“如果我必須在家庭、足球和工作之間做出選擇，足球永遠是第一位的。很多時候，吹罰比賽的通知是非常臨時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確實對我的家庭和孩子感到內疚。”
紀錄片中還揭露了漢森與瑞典兩家較大的報紙《瑞典晚報》和《快報》之間的惡劣關係。包括他曾在一場比賽後和記者爆發衝突時大聲喊到：“你代表了一種可惡的新聞報道方式！”洛解釋說，漢森多年來一直受到瑞典媒體的“迫害”。
我們被介紹給漢森的母親比爾吉，她正在瀏覽一些剪報。“不幸的是，”她說。“我閱讀了他們寫的關於他的所有東西。”比爾吉也住在霍爾姆舍，她通過這種刺心的方式瞭解到兒子不斷收到的死亡威脅。“當報道寫到人們在街上遇到他時就會殺了他，”她說。“讀到這樣的內容時，作為一個母親，這是可怕的。在某個時候，他們一家不得不離開，躲到不知名的地方呆上一週。威脅有時太嚴重了，我們（漢森的父母）可能整整一週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對於漢森來說，紀錄片裡出現的這一部分讓他感到不安。“我的孩子當時只有9歲和11歲。他們並不知道我受到了恐嚇，對他們來說，我只是他們的父親和一名足球裁判，不會是那種會受到恐嚇的人。”
“如果我知道紀錄片裡會出現這些內容，我會立刻否決掉。我們達成了一項協議，我將檢查所有的紀錄片內容，如果我對任何內容說不，他們就會尊重我的決定，將它刪掉。然而，在給我看的版本里，我不記得看到了這些情節。我的孩子們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這是個大問題……”
那段時間，當漢森在瑞典國內執法時，他需要面對球迷們每場例行公事般高唱的“馬丁·漢森，一個婊子！一個婊子！”的歌詞。
在最初的幾個晚上，漢森幾乎無法入睡。他重看那場比賽DVD的次數根本數不清楚，他得出的結論是：禁區裡全都是人，他唯一能清楚看到亨利手球的地方只有在球門後方。但這絲毫不能改變：他錯過了。“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表現，”他說。
生命中的那段時光到現在漸漸模糊了。比賽結束後，他飛往斯德哥爾摩。幾天後，當他回到霍爾姆舍的農村時，他能看出來有多少記者到過這裡，因為他的門前貼滿了便籤紙，上面都寫著希望他回撥的電話號碼。
他說，他的鄰居晚上會被敲門的人吵醒。
阿爾塞納·溫格——也許會對這件事情清楚地多——形容他“不稱職或者不誠實的，但我寧願他是不稱職的”。然後，關於是否應該重賽的爭論開始了。國際足聯召開緊急大會，就連亨利也聲稱最公平的方法就是安排重賽。
當時漢森剛剛經歷婚姻的破裂，他回到了一所空房子裡。“我很感激那段時間我的很多好朋友，”他說。“我得到了很多支持。歐洲各地的裁判都給我發來了短信，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
很難想象他是如何應對公眾對他指責和發難。然而，“悲劇”這個詞在體育比賽中已經被過度使用，如果有其他的話，這對他來說更像是一個教訓，或許家庭，而不是足球，應該是第一位的。
“就在事發當晚，附近發生了一起車禍，”他說。“一些年輕人因此喪生。有時足球非常非常大，但有時，它也會讓人感覺非常非常小。”
在過去的10年裡事情發生了很多變化，英超球迷現在會在比賽中高呼“V-A-R”。球員們會用手指比劃出長方形的手勢，並懇求裁判與任何戴著耳機的人進行緊急溝通。監視屏幕就安置在球場邊。也許一種無意識的諷刺是，現任愛爾蘭國家隊主帥米克·麥卡錫在上週宣稱VAR正在毀掉足球。
對於那些錯過了2010年南非世界盃的愛爾蘭球員來說，這已經太遲了。他們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因為法國隊在世界盃上的糟糕表現而覓得一絲安慰了。
除了格倫·惠蘭，所有在那個夜晚的巴黎首發的愛爾蘭球員現在都已經脫下了足球靴。基恩、達夫和凱文·基爾巴尼至少還能用2002年世界盃的記憶來彌補遺憾。理查德·鄧恩在那年也前往了遠東，儘管他從未出場（在巴黎的終場哨響後，亨利就坐在鄧恩身旁，並承認了自己手球）。但約翰·奧謝、肖恩·聖萊傑、利安·勞倫斯、基斯·安德魯斯和凱文·多伊爾一生都沒有機會踏上世界盃的賽場。這讓愛爾蘭足球損失了2700萬英鎊，但對於球員一生的遺憾來說，又能算得了什麼呢？
“這對愛爾蘭來說是一場災難，”漢森說。“他們離世界盃是如此接近，他們如此看重它，他們的球迷又是如此地了不起。”
也許奇怪的是，這些球員中的大多數似乎對漢森的怨恨比真正的對手更多。
亨利，巨星。
吉文回憶說：“幾年前我和亨利有過一次交談，當時我也試圖和他討論手球的事，但他真的不想多說。公平地說，沒有多少球員會當場承認自己這樣做了，並告知裁判。我記得羅比·福勒曾有過一次，當時他告訴已經判罰的點球的裁判大衛·希曼並沒有碰到他，那不該是一個點球。但這樣的例子很少見。”
“我更不滿的是裁判，”他補充道。“好吧，主裁判的視線也許被擋住了，可能看不到發生了什麼，但邊裁就在那裡，沒有任何東西擋住他的視線。他絕對可以看清這一切。”
基爾巴尼14年的愛爾蘭國家隊生涯為他積累了110場國際比賽經驗。幾年前，他在倫敦的馬裡波恩車站偶遇了亨利。亨利當時效力於美國MLS的紐約紅牛隊，他希望回到阿森納租借一段時間。兩人進行了禮貌的交談，但並未提及那場比賽的尷尬。基爾巴尼決定不提這件事，“這讓當時和我在一起的朋友大失所望，他原本希望我會和亨利打上一架。”
至於漢森，在“上帝之手”、“法國人的底褲”、“高盧之手”等各種頭條新聞出現的時候，他認真地考慮過退役。這一點也不會讓人感到驚訝。諸如此類的報道，只讓他對即將吞沒他生活的噩夢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最後，他決定堅持下去，他的助理裁判們也是如此。儘管《瑞典晚報》的觀點是：“漢森和他的裁判組已經喪失了繼續執法重大國際賽事的權利……任何一場由他吹罰的比賽都將是對愛爾蘭民族的進一步侮辱。”
幾個月後，國際足聯瑞士總部寄來一封信。這是一張入選世界盃的裁判名單，讓他大吃一驚的是，這張名單告訴他，他被選去了南非。
他的回應是——“我喝了香檳”——在愛爾蘭激起了更深的敵意。但事實證明，國際足聯並沒有完全忽視在巴黎的創傷。事實上，漢森從未在比賽中登場。他被降職為第四官員，是所有前往南非的歐洲裁判中唯一沒有出場的一個。
他的朋友——包括前英超裁判霍華德·韋伯——說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個漢森了。這場地獄般的經歷將他置於“黑暗”之中。2013年10月，42歲的漢森宣佈退役，儘管他又繼續了一年左右。但他現在承認，這段經歷讓他付出了代價。“我厭倦了旅途，”他說。“我需要幾年的時間來重新思考一下。”
人們常說的一個故事是，他對自己的經歷感到厭惡，於是永遠地拋棄了這項運動。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像紀錄片裡那個對足球痴迷的男孩，漢森現在是歐足聯的一名裁判觀察員。現在他在看臺上，而不是場上，繼續參與著足球比賽。
換句話說，漢森現在的工作是監督和指導其他比賽官員們的表現，以及幫助他們提升。他說，他試圖傳遞自己的經驗，但他宣揚的價值觀已經有些過時，他了解到“如今的裁判會自己去閱讀關於他們的一切評論”。
這並不是他唯一意外的事。“他們試圖和球員們成為朋友，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獲得球員尊重的途徑，”他說。“作為一名裁判，被尊重當然很好。你和球員不必成為敵人，但也不用見面就肩搭著肩。安德斯·弗里斯克、馬庫斯·默克這一代裁判，他們並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球員的朋友。”
漢森目前正在比利時參加U19錦標賽。上個月，他督戰了U21歐洲盃預選賽丹麥對陣北愛爾蘭的比賽。在此之前，他還去了歐預賽克羅地亞、愛沙尼亞和盧森堡的幾場比賽。
在他的日記本中還有其他的日程，甚至有可能，有一天漢森會接受被安排前往愛爾蘭或者法國的任務。
我問他，如果他再見到亨利，他會說什麼？
“我不會跟他說話。”
然而，他的聲音裡並沒有惡意。
後來，曾有人希望給他一筆不錯的酬勞，以讓他出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解釋自己當時的視線不好，並試圖淡化所發生的事情。
漢森禮貌地拒絕了這個提議，認為最好保持低調。他說：“一些裁判總是樂於出現在媒體上，在我看來，他們缺乏自重。”
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出版。“他不是那種想出名的人，”海格解釋道。“在瑞典，人們因此而尊重他。他不追求名望，即使能從中賺到很多錢。”
此外，他們更喜歡安靜的生活。他們的農舍佔地很大。他們有一艘船能前往最近湖泊——Sillhovden。屋子外能還看到一個泳池。每年夏天他們會把牛趕來吃草。美好的生活。
漢森還在卡爾斯克魯納當消防員。在我離開時，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正派的人，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努力保持幽默感和洞察力。
他說，他的狗Tim需要學會更兇猛一點——“他是記者的朋友，他不履行自己的職責”。
他對現在的生活感到舒適，這很容易理解，霍爾姆舍被譽為瑞典的花園。
“在我當裁判的時候，家給了我巨大的能量，回到這裡，才能獲得寧靜，”漢森說。“大型體育場和Sillhovden湖間是天壤之別。我認為這裡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
他們給我的印象是一對普通的、可愛的夫婦。海格想道歉，她擔心咖啡並不對味。她的丈夫很高興，因為瑞典剛剛擊敗了羅馬尼亞，獲得了2020年歐洲盃的參賽資格。但他聽說球隊前鋒亞歷山大·伊薩克在比賽中受到了種族主義的攻擊，這讓他感到難過。
他在前幾年註冊了一個Facebook賬號。這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更早幾年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他生活恢復正常的另一個跡象。
他最小的兒子，現在19歲，已經在擔任青少年比賽的裁判。漢森自豪地表示：“因為我和妻子，他一定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輕裁判。”
所有這些都留下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他的兒子會以裁判為職業嗎？
長時間的停頓。
“我認為他會成為一名球員，”漢森說。“畢竟以漢森這個姓去做一個裁判可不那麼容易。”
編輯說：這是一個值得反覆思考的故事，關於裁判職業，也關於現在人們關於VAR的爭論。正如1986年英阿之戰的突尼斯邊裁阿里·本·納賽爾的經歷，他在那屆賽事之後再也沒有出現在國際足聯的正式比賽中。“上帝之手”以一種錯誤的方式成就了馬拉多納，一個“偷盜者”卻成了“上帝”，同時也徹底摧毀了本·納賽爾的人生。直到2015年，馬拉多納親自拜訪了已經71歲高齡的本·納賽爾，與他互換禮物，並親吻了他。但，說實在的，除了噱頭，我想不到其他詞彙去定義球王這趟行程的意義。
Daniel Taylor是現代極為優秀的足球作家，他不僅文筆出眾，更樂於親自探訪各地尋找值得深究的足球故事。上月ECHO翻譯的三浦知良的文章也出自他的筆下。但必須指出的是，本文中關於“愛爾蘭球員中的大多數對漢森的怨恨比真正的對手更多”的描述實際上有待商榷，這不僅是因為在後文的敘述中並沒有清晰的證據表明球員對漢森本人的憤恨，在原文的評論區，我們摘錄一條最高贊數的來自愛爾蘭球迷的留言，也許可以從中窺見這個國家對於漢森的真實態度，
這位名叫Brendan的球迷寫道：“作為一名愛爾蘭足球迷，我可以理解人們最初對裁判的憤怒，因為裁判的判罰事關重大，但大部分責任必須由球員承擔。任何對裁判的死亡威脅或持續的惡意都是完全不合理的，因為他錯過了VAR誕生的時代。我也同意亨利從來沒有真正試圖解決過這個問題。而漢森，我隨時都樂意坐下來和他喝上一杯。總是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讓人們開始改變對VAR的看法，只是遺憾的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這次是如此之重大。”
本文翻譯自The Athletic，首發於公眾號：ECHO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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