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1-21 04:07:51 紅塵浪客

“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這才是雙十節的紀念了！”——胡適《雙十節的鬼歌》

新文化運動的領航者胡適這首詩寫於辛亥革命十週年，抗議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對新思潮的威權打壓。這跟他“不談政治”的主張形成有趣對照。他認為國家的根本問題在於國民的低劣素質，並相信唯有從文藝思想著手才能改善社會現狀，並且把後來發生的五四事件當作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拒絕談論政治，卻寫下言辭激烈的政治抗議詩；不認同五四事件，又跟五四活動有著直接的關係——胡適身上存在的這種張力恰好是五四活動某種饒有意味的縮影。適逢五四活動一百週年，如今正好是回顧“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胡適語，出自尼采）的歷史契機。

破舊立新

廣義而言，五四活動不只是發生於1919年的五四事件，而是涵蓋了此前的新文化運動。耳熟能詳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是整體五四活動的基調。由陳獨秀所創辦的《新青年》刊物，由他與胡適、李大釗、劉半農和魯迅等人輪流編輯，便是倡導“民主”與“科學”的先鋒。

有“新”就意味著有“舊”，“青年”則意味著新生代的到來。新文化運動旨在突破十九世紀中國的思維模式，除去舊制度的枷鎖並建設新文化。新文化運動反對盲從傳統權威和武斷迷信，以便尋找新價值、真意義，甚至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號。

然而，新文化人，包括陳獨秀、魯迅和周作人等，早年都接受了根基厚實的古典訓練，為何後來卻轉向對傳統的反叛？那是一種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經驗。學問的求真證偽精神往往伴隨“疑古”的態度，而知識分子在反思當下社會弊病的根源時，就會面臨新的價值判斷和文化抉擇。

不過，新文化運動並非扁平地反對一切傳統。實際上，新文化人在批判舊社會時，區分了孔子原先的思想和後來官方所意識形態化的儒學和禮教，而他們真正的對手是康有為主張作為國教的“孔教”。新文化運動生於民國初期的亂世。在擁戴或批判孔教的爭論底下，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才是建立民國的政治文化規範？立國基礎應該是延續傳統體系，還是現代化的民主與科學？

因此，新文化運動雖然從文學改良出發，但其實具有政治關懷。他們否定儒家的統治地位並提倡諸子平等，深層原因在於：獨尊一門學派是統一的思想控制，阻礙思想自由發展和言論百家爭鳴。新文化人對於文學中的口語、平民、寫實和社會元素等的強調，亦是下層文化對上層長久統治的反撲。

改革是新文化運動的共識，但在理念和實踐上的步調和程度卻難以一致。中國知識界對社會改革的觀點部分受到了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所影響。十九世紀末嚴復翻譯自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著作的《天演論》產生效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語廣泛流傳，人們也將生物學演化類比至人類社會發展，這與清朝帝國崩解以至民國初期社會動盪的生存焦慮有關。

改革緩急

對於進化論不同方式的接受就反映了不同的改革立場。胡適主張的進化論是漸進的，他認為當時人們趨之若鶩的“解放與改造過於籠統，文明應該是一點一滴形成的。陳獨秀則強調進化中革命的一面，社會須如人體新陳代謝那樣淘汰陳腐朽敗的分子，而優勝劣敗就取決於是否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胡陳二人相異的取徑也跟他們的背景有關。胡適留學美國多年，深受自由主義的薰陶，視其穩健發展的民主政治為現代國家強盛的標杆，因而在文化革新上強調實驗和嘗試的態度。陳獨秀則是革命黨人，推崇法國大革命，認為近代文明最重要的人權、進化論和社會主義皆源自法國，並認為俄羅斯二月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關鍵。

胡陳在改革信念上的分歧預示了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分裂。不過，陳獨秀在經歷諸多挫折後，晚年反省了他對於激進革命的推崇。畢竟，他與胡適共同的精神核心始終是個人主義的，奈何他們對於人格獨立與思想自由的強調迅速被後來的政治革命所淹沒。

在文化轉型過程中，承先啟後的教育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活動發源地，與蔡元培的教育方針密切相關。他貫徹“超軼政治”的教育獨立理念，不斷對抗各種衝擊和各種官僚腐敗的干擾。不過，他雖然希望學生勿因愛國運動而荒廢學業，仍無法阻止學生在面對民族危機如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時進行熱血抗爭。而現實是，教育獨立的確需要政治條件保障，而思想自由也與政治難以分割。